翻译练习 | 伍尔夫《技艺》(Craftsmanship)

本文是1937年4月29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的一篇演讲，后来收入散文集《飞蛾之死》（1942）。伍尔夫在文中抒发了自己对词语和写作的理解，深得我心。
第一次尝试做文学类文本的翻译，因为懒、完全不会，可能也因为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以下四千余字的译文竟花了半个多月才完成。不足之处自然会有很多，恳请读者不吝斧正。（有鼓励当然也不用吝啬呀orz）

本系列演讲的题目是“词不达意”，而今天这一场谈话又叫做“技艺”。我们自然会认为主讲人想要讨论的，是用词的技巧、作家的技艺。但是，把“技艺”一词用在词语上，总是显得有些别扭、不够恰当。在这种困境中，我们常常求助于英文词典，词典却只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它说“技巧”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它指用坚实的物料制作出有用的东西——比方说，茶壶、椅子、桌子；另一方面，“技巧”一词又意味着劝诱、机变、诡计。我们对词语尽管知之甚少，但是有一点却还是知道的，那就是词语永远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而且，只有词语能够说真话，词语也只会说真话。因此，把技巧和词语放在一起讨论，其实是结合了两个不相般配的概念，这桩婚事所能产下的后代，只会是那种适合放在博物馆的玻璃罩子下展出的怪胎。于是，这场谈话的题目立刻就得被换掉，换成别的，譬如说，“词语漫谈”。一场谈话要是刚开头就这样被打断了，一定会像一只脑袋被砍掉的母鸡一样，绕着圈子乱跑，直至死去——那些杀过鸡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本次无头的谈话也就必然会绕着这样的圈子来展开。那么，让我们从这个说法开始吧：词语毫无用处。这明显得几乎无需证明，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能觉察到这一点。在伦敦乘地铁的时候，譬如说，当我们站在站台上等车，在我们面前，一块彩绘的告示牌上，写着几个大字“经过罗素广场”。我们看着这些词语；我们默念它们；我们尝试把这个有用的事实铭记于心；下一班列车将会经过罗素广场。我们踱着步子，一遍又一遍地念道：“经过罗素广场，经过罗素广场。”念着念着，这些词语却模糊了、变样了，而我们听见自己在说：“逝去了，世界说，逝去了……树叶会枯萎，树叶会枯萎了飘落；水汽凭哭泣，把重负卸落到大地；人来……”*然后我们惊醒，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国王十字。

*注：前半句语出Christina Rosetti的诗歌《Passing away, Saith the World》；后半句化用丁尼生的诗歌《Tithonus》，参考了黄杲炘的翻译。

又譬如说，在火车车厢内面对着我们的是这几个字：“不要探身窗外。”乍一看，它们表面的、实用的那层含义再清楚不过。但是，一旦我们久坐在车厢内看着这些词语，它们就模糊了、变样了，我们不禁念道：“窗，没错，窗——窗扉下的大海浪花险恶，在失掉了的仙域中。”*不等我们回过神来，我们已经探身窗外了；我们在寻找在异邦的谷田里独自垂泪的露丝。这样做的代价是二十英镑或者一命呜呼。

*注：语出济慈《夜莺颂》，参考了穆旦的翻译。在该诗节中，济慈运用了《旧约·路得纪》中路得（Ruth，即露丝）在异乡拾麦穗的典故。

这就证明了（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词语在实用性上几乎毫无天赋。假如我们逼迫它们违背自己的天性而变得有用，我们就会尝尽被它们误导、愚弄，甚至是为了它们而掉脑袋的苦头。我们常常这样被词语愚弄，而词语也常常表现出自己厌恶被用于实用，自己的天性不是表达单一的含义，而是同时指向千百种可能——它们一再这样表示，终于，我们开始直面这一事实了。我们开始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一种能准确而优美地表达出实用讯息的语言——符号。我们所有人都要感谢这门语言在当世的一位大师，一位无名的作家——尽管无人知道他是男是女，还是什么无肉体的游魂——此人专门在《米其林指南》上描绘各地的旅馆。他想要告诉我们一家旅馆很一般，另一家优秀，而第三家是这个地方最好的。他是怎么做的呢？不是用词语；词语会立刻创造出灌木丛、台球桌、男男女女、初升的月亮、夏夜拍岸的浪涛——一派美景，然而在眼下都无关紧要。他坚持用符号；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他只说这么多，也只需要说这么多。贝德克尔*则更进一步，他把符号语言带进了艺术的崇高殿堂。当他想说一张图片好，他打一颗星；非常好，两颗星；当，在他看来，这是一幅出自高人之手的惊世杰作，三颗漆黑的星星闪耀于纸上，没有别的话了。于是乎，整个的艺术评论，整个的文学批评，都可以被几颗星星和几柄短剑简化至巴掌大小了——有时候，人倒还希望这样。不过，这说明在将来，作家将会有两种语言可供使用；一种用于真实，一种用于虚构。当传记作家需要传达一个有用且必要的事实时，比如说，当他想说奥利弗·史密斯在1892年从大学毕业，拿了最低的三等学位时，他会在数字“5”上画一个鸭蛋来表达这个意思。当小说家不得不告诉我们，约翰按响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仆过来把门打开并说“琼斯太太不在家”这个令人恶心的事实时，他会于人于己都方便地，不是用词语，而使用符号来陈述——比方说，在一个大写的H下面写一个数字“3”。这样我们就可以指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传记和小说都能变得苗条而结实了；到时候，要是铁路公司用词语来警告乘客“请勿探身窗外”，肯定会收到一张不超过五英镑的罚单，以惩罚其对语言的不当使用。

*注：贝德克尔（Baedeker, 1801-1859）德国出版商，以出版旅行手册闻名。

总之，词语是毫无用处的。现在，让我们来探询一下它们的另一种特质，它们积极的特质，即词语说真话的能力吧。字典再一次告诉我们，至少有三种“真话”：绝对真理、文学真实，以及不事逢迎者常说的“大实话”。不过，把每种真实分别考虑一次太过费时，为了省事，我们还是宣称：既然检验真实的唯一标准是其生命的长度，既然词语比其他任何物质都更经得起岁月的消磨，那么，它们一定是最真实的。大厦会倾覆；沧海都能变成桑田；昨天的玉米地上今天就盖满了房屋。但是词语，只要使用得当，似乎就可以永远存活。那么，我们又会问了，怎样才是恰当地使用词语呢？如前所述，陈述实用的事实是不算的；因为有用的陈述只能表达一种意思，而词语按照天性总是话里有话。譬如说“经过罗素广场”这个简单的句子。它完全不实用，因为在它表面的含义下，还潜伏着许多层意思。“经过”一词暗含着事物易逝、光阴荏苒、年华不再之意。“罗素”一词则使人想起树叶沙沙、长裙曳地，以及贝德福德的公爵家族和英格兰一半的历史。*最后，“广场”一词使人眼见一个方的形状，融合了一些灰泥的棱角分明的影像。于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句子就调动了想象、回忆、视觉、听觉——一切都在阅读的过程中融合交汇。

*注：Russell（罗素）与rustle（沙沙声）音近；罗素家族自1694年起世袭贝德福德公爵的爵位。

但是它们交汇——它们是无意识地交汇在一起的。一旦我们像刚刚那样逐一强调词语的不同暗示，它们就变得不真实了；而我们，同样地，也变得不真实了——我们变成了专家、词语贩子、好警句者，而不再是读者。阅读时，我们必须让词语埋藏在深处的含义留在深处，只暗示，不明说；让它们像水中的芦苇一般，随波起落，彼此交织。当然，“经过罗素广场”这个句子中的词语都很基础，丝毫没有显露出词语在初出大脑、还没有被输入打字机之时，那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能力——那种暗示作家本人的能力；他的人品，他的外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他的住处——甚至包括那只在壁炉前地毯上的猫。词语为何这样做，它们如何做到的，怎样避免它们做此事：没人知道。它们做此事无需征得作家的同意；常常还违背了他的意愿。大概没有作家会愿意把自己的乖戾的性格、自己私底下的秘密和陋习强加给读者。但是，什么作家（只要他比一台打字机更擅长写作）能够在文字中全然不露自己的痕迹呢？一而再，再而三，不可避免地，我们在认识书的时候也认识了其作者。这就是词语暗示的能力，它们能把一本破书变成一位可亲可爱的人类，而把一本好书变成一个我们恨不得赶出房间的男人。即便是活了几百年的词语也有此力量；当词语年轻时，它们暗示的本领是如此强大，我们都听不见作家本人想表达的意思——我们只看得见词语，只听得见它们。这就是我们对当代作家所下的判断总是不靠谱的原因之一。只有在作家死后，他的词语才多少得到一些清洁，洗去了人世间的种种不测。

这种暗示的能力是词语最为神秘的一种性质。每个造过句子的人，或多或少，都对此有所了解。词语，英文词语，是充满了回响、记忆、联系的——自然了。它们游遍了各地，从人们的口中，从房子里，到了街上，到了田里，几百年来从没有消停过。这正是今天人们遣词造句如此困难的原因——词语都有了丰富的含义，都有了记忆，都已经订下了那么多著名的婚姻。譬如说“殷红血染”这个壮丽的词吧——谁使用它，能够不想起来“一碧无垠的大海”呢？*在古时候，当然了，在英语还是一门新生的语言时，作家还可以发明新词来使用。今天要发明新词可太容易了——它们脱口而出，每当我们见到新鲜的事物、有了新鲜的感觉——可是，我们没法使用它们，因为这门语言是旧的。你没法在一门古旧的语言中使用崭新的词汇，原因很显然，却又不易解释：词语并不是一个个单独而孤立的实体，每个词都是其他词的一部分。事实上，词语要真正成为词语，必须先成为句子的一部分。每个词都属于别的词，当然，只有伟大的诗人才会知道“殷红血染”这个词属于“一碧无垠的大海”。结合新词与旧词，是造句子的关键。想要恰当地使用新词，必须先发明新的语言；这项任务，虽然我们肯定会走到这一步，眼下却还不甚紧急。要紧的是弄明白我们能对现有的英语语言做些什么。我们如何以新秩序结合旧词语，以使之生、使之美、使之说真话？这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注：语出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原文第61行（“The multitudinous seas incarnadine”），参考了朱生豪的翻译。

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人，配得上这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荣光。想想吧，要是人们能传授、能学习写作的技艺，该带来多少好处？为什么——每本书、每张报纸都会说真话，都能创造美了。但是，事情看起来并不会顺利，传授词语的道路阻碍重重。今天，有上百名教授在讲授过往的文学，上千名批评家在评论当下的文学，还有上万名青年男女，以优异的成绩，正在通过英语文学的考试——尽管如此，和四百年前那些不曾被讲授、不曾被评论、不曾被教育过的前人相比，我们写得更好吗？我们读得更好吗？我们乔治朝的文学，能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相提并论吗？我们又应该归咎于什么呢？不是教授；不是评论家；不是作家；而是词语。词语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在所有事物中，它们是最放荡不羁、最本性难移的。你当然可以抓住它们，把它们分门别类，以字母表的顺序放进词典里。但是，词语并不活在词典里；它们只活在心中。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证据的话，就想想那些情绪激动的瞬间，那些我们最需要词语却又找不到它们的时候吧。的确，我们有词典；在我们麾下，的确有数以万计的词语，全部以字母表的顺序排列。但是，我们能使用它们吗？不能，因为词语并不活在词典里，它们只活在心中。再看一次词典：那儿，毋庸置疑，有着比《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更雄伟的戏剧；有着比《夜莺颂》更优美的诗篇；还有小说，与它们相比，《傲慢与偏见》和《大卫·科波菲尔》简直像外行人的笨拙习作。问题无非就是找到正确的词并把它们用在正确的位置。但是，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因为词语并不活在词典里，它们只活在心中。它们是怎样活在心中的？说来奇怪，它们就像人类一样有着丰富的生活，四处游荡、堕入爱河、彼此交配，尽管和我们比起来，它们不那么受礼教和习俗的束缚。王室的词语与百姓的词语结合。英国词娶了法国词、德国词，要是想的话，印度词和黑人的词语也可以。不得不说，我们愈是打听自己亲爱的英语母亲的过去，这位女士的名声就愈是糟糕。毕竟，她可曾是位水性杨花、四处沾风惹草的姑娘。

因此，要用法律来约束这些无可救药的流浪汉，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几条琐碎的语法规律和拼写准则就是我们能对它们施加的全部限制。我们对词语所能说的，当我们从峭壁的顶端，向心灵——这个它们居住的、幽深而时暗时明的洞穴——探望，我们对词语所能说的，不过是：它们似乎希望人们在使用它们之前，先思想、先感受，但是，不是对它们本身思想与感受，而是对别的什么事物。它们高度敏感且容易害羞，它们不喜欢因为自己的纯正与否被评头论足。假如你成立一个“纯正英文协会”，它们就会为了不纯正的英文另外成立一个协会以泄愤——现代语言中有许多不自然的暴力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一场对清教徒的反叛。*它们也很民主；它们相信词语和词语是平等的；没念过书的词和念过书的词平等，没教养的词和有教养的词平等，它们的社会中没有等级与头衔。它们也不喜欢被挂在笔尖上，一个一个地接受检阅。它们缠在一块儿，整个句子，整个段落，有时候整整几页纸。它们厌恶被用于实用；它们厌恶挣钱；它们厌恶在公共场合被高声谈论。总之，它们厌恶一切把一种意义印在它们身上、不准它们动别的心思的行动，因为，它们的本性就是变化不止。

*注：清教徒的英文为Puritans，有禁欲苦修者之意，其词根即pure（纯正）。

也许这就是它们最惊人的特质——它们需要变化。这是因为它们想要捕捉到的事实有许多面，它们为了传达它，才将自己变成有许多面的样子，这面闪烁完了，那面闪烁。于是，同样的词语，对不同的人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一代人觉得艰深难解的词语，下一代人觉得它的意义一望而知。正是凭借着这种复杂性，词语才得以存活。那么，也许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伟大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夺去了词语的自由。我们把词语牢牢地固定在一种含义上，即它们实用的含义，这种含义帮助我们赶上火车，这种含义帮助我们通过考试。一旦词语被牢牢地固定住，它们就收起翅膀，死去了。最后，最无可争辩的是，词语，像我们一样，为了活得舒适，需要不受打扰。它们当然希望我们在使用它们之前，先思想、先感受；但是，它们也同样希望我们停下来，进入无意识的状态。我们的无意识就是它们的清净；我们的晦暗就是它们的光明……已经停下来了，已经戴上了晦暗的面纱，词语被引诱至一处进行飞快的结合，这结合是完美的意象，能创造出不灭的美。但是，不——今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小可怜们已经不耐烦了；不帮忙、不服从、不开口了。它们在嘟囔着什么呢？“时间到！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