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复兴，不要“清汉装”！从我做起，不买不穿清汉女装！
汉服复兴，不要“清汉装”！从我做起，不买不穿清汉女装！
图文来自：原创 汉姑娘 作者 黎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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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汉服和好姑娘，不可辜负！”
随缘见
辛辛苦苦十七年，一夜回到辛亥前。
想来汉服运动的前些年，很多同袍激烈的反对穿着新式旗袍，即我们现在市面上那些最常见的改良款旗袍，为的就是表明一个复兴民族服饰的决心，同时也为了让汉服能给大众一个清晰明确的“民族服饰”的概念，并且不被与古装、cos或影楼混淆在一起，保持民族服饰的相对纯洁性。
今日若大张旗鼓的捧出“清汉女装”的类别，并且明目张胆将其作为传统服饰中的一类向大众推而广之，首先对不起的就是当初那批拒绝穿新式旗袍的女同袍，更消弭了汉服运动的合法性，使大家十七年来的努力白费。
其实，如果要真的按服饰的成因来分析，新式旗袍是融合了传统旗装元素、借鉴西式晚礼服剪裁方法设计出的，本质是汉族人智慧与审美的成果，新式旗袍的知识产权也有汉族人的一大份。然而，不管是带有旗装元素的西式晚礼服，还是带有满族装饰特征的汉装，它们都不能被称为【汉服】，而统统只能归类于时代的产物，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缘巧合产生的服装种类。
一种服饰类别，如果没有继承与汉族祖先精魂一体、文脉相承的信仰和理念，而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被汉族人发明或使用，还不足以上升到“民族服饰”的高度。未央同袍已经在前一段时间里发表的文章《严厉抵制汉服旗化妖风！》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脱离汉民族主义的服饰运动，就会失去民族复兴的内涵而异化为一场缘木求鱼的古装cosplay。如果只是想单纯穿古装体验一下古代汉族女性的生活，并摆拍留念，这件事情本身虽然无伤大雅；但满清毕竟是一个“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雍正原话）的朝代。生活在这个朝代的汉族女性有太多不堪回首的屈辱，再厚重的美颜滤镜，也过滤不了满清时期汉女那从小就致残、致畸的裹小脚（迄今为止还尚未有出土的清以前的女尸有过如此缠足的证据），也过滤不了抽大烟鸦片吸毒成瘾的生活。
这百年多以来，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今日的汉服运动，曾经多少仁人志士为唤醒愚昧的国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他们当年的努力才造就了今日的自由。谁能料一朝竟能借尸还魂，这一脚倒车就开到了一百年前。
清初明明还有汉人穿汉装，难道汉服运动要对此视而不见吗？
正是。
不过，在清初生活的明遗民所穿汉装，与其他汉族女性穿的汉装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此必须分清：明遗民所着之汉装，设计并成衣于汉人王朝所统治的时代，出于不认同满清政权的目的而被人为保存了下来，就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汉服。它的存在是不被满清政权所允许的；而在同时期汉女所着的之服，不仅其存在被满清政权所允许，明显融合了带有旗装审美的装饰，于前代汉服相比，已经产生了突出的异化。
汉服不是由于科技进步、时代变化由历史自然选择被淘汰掉的，而是明清易代之际被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强行中断的，这一点也是汉服复兴运动从法理上的主要合法性来源。
《孟子·尽心下》里有这样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
“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就只取信于其中的二三片内容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凭武王那样最仁的人去讨伐商纣那样最不仁的人，怎么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槌都漂起来呢？”
孟子口中的《武成》是《尚书》中的篇名，目前已亡佚。东汉王充《论衡·艺增》中记载：“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
孟子之所以会说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是因为有人向他质疑武王伐纣的合法性。文武周公都是先秦儒家十分推崇的人物，而武王以臣弑其君，此举之所以还能被儒家所认可，正是因为纣王残暴无度、首先失了天命，在上天那里已经失去了做人君的资格，这样武王伐纣才有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正当性。
儒家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如果史料所记载的是武王伐纣的战争并不是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其君”，而是激烈的反抗他，以至于“血流浮杵”，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天命是否真的转移到了武王手中，从而严重动摇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因此孟子才会言辞激烈的否定《武成》之书所记载的内容。
同样的道理，不认定汉服因剃发易服而中断，则汉服复兴运动师出无名。
为何汉服运动不直接继承民族服饰断代之前（即明末）的衣服，而要同时复兴其它时代自然淘汰的款式（汉晋唐宋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古装”），却还又排斥存在于清代的汉装？
首先，从理论上讲，我们要复兴被满清剃发易服政策暴力中断的汉服，确实是从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即 “承明” 。
这个道理我很认可，毕竟从实物和参考文献这些资源量来讲，考据复原明制的成果也最能接近古人标准。我自己的衣柜和所穿汉服的款式中，明制也是占有压倒性优势。但我们口中的“唐制”、“宋制”、“明制”，只是以出现时期表明其风格特征，方便我们对不同的汉服款式有具体所指，而并非真的以朝代隔绝汉服内在的延续性。
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中就这样说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统系，其不能如周礼服之完密，则可断也。” 从周朝以降，汉族服饰的风格外观虽有殊异，但其精神本质一如周朝制度初建时那样未曾更改，百代皆行周制度，此为“尊周”。从这个角度上讲，复原明制汉服，与复原明以前的汉服，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件事情。
其次，即便汉晋唐宋等款式是被当时的古人自然放弃的，即“被历史淘汰”，不代表它们就不能被重新吸纳回整个汉族民族服饰文化的体系中来，成为汉服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大哲学家黄宗羲著有《深衣考》一卷，就是在试图考据并复原比他的时代还更古老的深衣制度。可见，生活在明朝的古人不是不想复原从前的汉服形制，只是有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如果仅仅因为是自然消亡的，就视为淘汰出局没有重生的价值，那唐的诗、宋的词、明代的论文，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失去了文坛主体地位，今日的我们就不能再吟诗了吗？
虽然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讲，“男从女不从”的宽限政策客观上确实能让一半的汉族人口重新恢复穿汉服的权利，但是这十从十不从，绝不能用2-1=1的原理来解释，而是应该用家族传承来类比，比如说：
一个大家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代生存，突然来了一群强盗，杀死了家族里所有的长辈，占有了这个家族的房子，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孩子，然后这伙强盗为了安抚孩子的情绪，便允许他还保留他旧日熟悉的玩具娃娃。
那么问题来了：只是塞给这个孤儿一个旧日熟悉的玩具娃娃，难道就能让这群强盗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有任何缓和吗？
事实恐怕就是塞给孩子一百个娃娃也没用，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影响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顾炎武对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有这样一段非常著名的辨析：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明祚衰亡、顺朝建立，这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王朝更迭，是“易姓改号”；但满清入主中原，却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是对华夏信仰从整体上的摧毁，是典型的“亡天下”。整个家族的长辈都不在了，房子都易主了，只留下一个孤儿手上还拿着他旧日的玩具，这又有何意义呢？
再者，为何满清的宽限政策是允许女子着汉装，而不是“女从男不从”？还不是因为女性的地位在他们眼中无足轻重，她们单独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允许女子着汉装不会产生什么实质上的改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边满清不给女子以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从而允许女子着汉装，另一边仅仅因为女子被允许着汉装，就借此说汉服没有在清朝断代，这是一种典型的“一鱼两吃”行为，根本从逻辑上就无法自洽。
最后，我以个人名义，呼吁有责任感的汉服同袍们从我做起，不穿不买清汉女装。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讽刺言犹在耳。我们不做商女，更不能做商女背后那个付钱给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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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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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我都是那穿起霓裳羽衣能翩翩起舞
撸起袖子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拔下簪子束起发冠能战斗的华夏汉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