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明特質：建立社會綱維以求安定（道德倫理、宗教信仰、法律規範）】

（節錄自臺灣大學王世宗教授《古代文明的開展》第二章〈上古文明的主要課題〉）

　　征服者在權力獲得後須圖二事，其一是合理化其奪權行為，二是保障及鞏固其新立政權，此在初民社會尤其重要，因為惟此方可避免當初征服者推翻既有秩序所依據的「叢林法則」（law of the jungle）造成另一次奪權亂局；而謀此二事的同一方法即是建立社會綱維，其名義常是保境安民，其實則是統治階級確保自身的既得利益。然而這是一個「以德服人」的政治工作，是文明的表現，不能全以虛偽的設計視之，因為政治既然不能消滅，為政之道的改良提升即是「政治進化」必要的任務；而且權力與責任（power and responsibility）為政治中不可分割的原則或領域，社會綱維的建立即展現執政者兼具此二屬性，馬上得天下者亦可能因為這個責任感，而自我教化，褪去其「以強權為公理」（Might is right.）的初想。故而文明愈是原始，在這個征服行為後所進行的收服人心工作中，所暴露的「以力服人」本性就愈強烈。

　　自古所建的社會綱維大略包含三項構造元素：道德倫理、宗教信仰（教義與戒律）、及法律規範。在這三者中，道德標準貫穿其他二者，為宗教與法律所共同認可及貫徹，而道德標準自古至今改變無多，這說明人皆有羞惡之心，和統治者皆知「為政以德」的道理；宗教所建立的行為準則對於信徒的規範，效用為三者中最佳，它不訴諸政治威權或武力，卻對政治社會的安定助益極大，甚得君主歡心，故執政者常推展宗教以為立國精神，施行愚民政策；法律規定則最顯露政權本色和征服霸氣，因主權為最高的法源，故各國——主權國家——的法律規範不同，在上述三者中法律作為建構社會綱維的依據，最不能獲得人民的信服，於是法律規定最須以道德觀點甚至宗教教義加以鞏固。

　　如前言，社會綱維常為執政者的利益而存在，這在某些霸道政權的法律中隨處可見。例如竊盜與搶劫的定刑，當然符合道德觀念，這是人民可心悅誠服的，但若其罪責極重，這嚴刑峻法的背後恐是享有特權者的自保動機，因為竊賊與強盜多非來自權貴階級——其營生牟利方式不必如此辛苦違法——而是相對於貴族的「無產階級」；換言之，保護財產的法律常出自保護富人的立場 （*註1）。又殺人有罪（重罪）而殺生不罰（輕罰）的規範，也可見法律主要是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定的人為設計，道德考量在其中並不充分。另外，聚眾活動與結夥犯行在專制政權下罪責亦重，這也反映統治者唯恐民變叛亂的憂慮。事實上，此種集體行為所表現的個人罪行惡性，應是低於單打獨鬥的江洋大盜，因為凡人犯罪的膽量不大，常需結伴壯膽才敢妄為，故純就道德觀點而論，同一罪行的個別犯案，其罪罰應少於集體行動才是。但原始蠻橫的國家通常對於可能危及政權的行為，設有苛法嚴防。此外，上古以來政府必將忠孝列入道德範疇，並強力提倡，這也具有深沈的政治考量，蓋「忠君」可以保障政治領袖的威權，而「孝順」可以強化上下次序的倫理，並轉移安民養老的工作於民間，「推卸」統治者的社會責任（這是現代的政府觀）；同時，忠先於孝，正是政權高於親情的表現（*註2） 。凡此都說明古代的法律與道德規範充滿相對的標準，缺少絕對性與超越性的觀念。

　　當征服者初成統治者的時候，首先必張揚「朕即是法」的個人權威，此為勝利後的示威；然後其所建立的社會綱維則必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集體主義觀念，用以掩飾其「家天下」的本來私心。所謂「效忠國家」，在王朝（dynasty）的時代裡，其實是對控有政權的一家一姓之服從。總之，古代的社會綱維實非天道公理，而是人倫王法，它所要維持的安定乃是政權的安定。

*註1：十九世紀初，在英國偷竊一隻羊的罪罰，可至問吊，這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精神的極端表現。

*註2：又如販毒與吸毒罪罰甚重，此因其有礙國力與社會秩序，軍人自殺（稱為「自裁」）為有罪，亦因其有損戰力，這些法規所考量的現實利害問題顯然超過道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