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山鬼听

真的很博尔赫斯，虽然密度和厚度还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但已经很厉害了。 男性的性行为纯粹出于冲动，作为这种冲动的结果，女性承担起了自然赋予的生育职责，但女性的生育意味着男性不得不停止性行为。换句话说，在男性的性冲动中埋藏着一种悲剧性的悖论：它以自身的结果来反对自身。从神到人，每个男性都了解这种与自身背道而驰的意志。以这种矛盾作为背景，男性的阉割恐慌就与阿普列乌斯在《金驴记》（又名《变形记》）中所表现的另一种恐慌（性器畸变增大的恐慌）成了一体两面。男人对于阉割谈虎色变，也许正因为他们隐约意识到阉割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阉割便是悖论的消除。但实际上，悖论不止一个：理性始终视欲望为敌人，但在同时却又将终结欲望的行动——阉割——看作疯狂。这个悖论只能拆解，无可消除。拆解的方法就是将疯狂转移出去，将自相矛盾变为两相矛盾，于是，女性便接过了男性递来的阉割之刀。 作者之于读者，如同一个字敲击它跻身其上的这页白纸，期望比邻而居的另一个字从这面薄而韧的墙壁背后回应它。而身为译者，感受却尤为特殊，我似乎是这两个身份的不完全的结合，是一只实心的花瓶、一把朝前后两个方向同时射击的手枪，不伦不类、画蛇添足。我既是以笔杆为拐杖的跛行者、在键盘上爬行的学步者，也是以目光为腿脚的漫游者、用瞳孔咀嚼铅块的饕餮者：一个全新的斯芬克斯谜题，以及它的一个全新的答案。 一个故事，对于写作而言是雌性的，对于阅读而言却是雄性的。一对思想层面的决斗者，作者与读者，一个试图从故事里抽身而退，一个却想挺身而进，他们在阴道的曲折幽深处，在阴茎的黄金分割点遭遇，这一场景就像火车开进隧道时，两名乘客在突然到来的黑暗中慌乱地撞在一起。因此写与读的关系是性的关系，是精子和卵子的亲密与仇恨，其根本源于一种错觉：认为对方制造了，并同时瓜分了自己的快感。 大地母神该亚不仅孕育生命，也毁灭生命，万物生生死死的游戏使她的肉体美丽丰腴；在根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刻字泥板整理成的古代巴比伦创世神话《埃努玛·埃利什》里，众神之母提亚玛特在生育了所有善神之后，又聚齐一班恶神，想除灭自己的子孙，以马尔杜克为首的善神们为了保住秩序井然的世界，只得杀死自己的母亲，并将其肢解为天和地。可见母亲，或者说抽象的母性具有嗜杀的一面。奇怪的是，古典时代的画家们在描绘末日的洪水时，竟没有人想到将上帝的形象表现为一名女性。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民间故事集《今昔物语》中收录了一则关于母亲的奇特故事：一位慈祥的母亲嘱咐出门打猎的儿子们，要他们当心夜晚出没的鬼怪，儿子们也确乎遇到了一只想要吃掉他们的鬼。可是在他们以有力的弩箭重创了那只鬼之后，却发现它的真身正是他们的母亲——母亲啊，一个悖论。男人与男人之间总是爆发战争，而女人自身就构成了一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作者在一张纸上写字，将之改造为一块“喷射毒刺的皮肤”，既能伤眼也能伤心。接下来，“舌头”通过“耳朵”挖空“头颅”的血腥暗示，则指涉阅读行为——口、耳、脑三者的协作，其中口与耳的发声与听取也可能仅仅由脑进行模拟。作者以文字的琴与瑟贯通读者的孔与腔，将其拾起，横置膝上，弹拨吹打，不亦乐乎，以希声之大音响彻读者的五脏六腑。然而作者的优势不过得自时间而已，待其先机尽失，读者便通过其不求甚解与刚愎自用，通过其无辜与冷漠，以误解、篡改和遗忘实现致命的反扑。这两个出窍的灵魂飘于半空，彼此厮杀，在极度的喧嚷过后，又如尘埃般悄然落定。文中虽未挑明，但孰胜孰负早已不言而喻，作者之死在其落笔之始已被提前宣告。捧在读者手中的纸质六面体，正是其棺椁，只需双手一合即为其盖棺定论。“你和你”，一个以读求生，一个以写赴死，也算各得其所。 我记得那天，攥在手里的书稿在风中猎猎作响。这阵风与若干年前在埃及、在中国、在印度的风是同一阵。它托生于九柱之神或梵天的一丝叹息，助长了毁灭乌尔城和阿房宫的大火，将一对在梧桐叶上交尾的果蝇从朗斯流放至波尔多，在北极冰原上迷了一个猎杀海豹的因纽特人的左眼，在马赛马拉草原上吹歪了一支射往斑马颈部的毒箭，它曾令古希腊人欧几里得跌倒中风，曾在美国加州使一个浪荡街头的滑板少年黯然神伤。我记得那天，被道路与房屋遮住的夕阳像某种发光的浆果，被碾碎后，鲜红滚烫的汁液溅满视野所及的半个苍弯。我的目光穿过风幕，察觉到这个傍晚正是1837年1月29日，普希金因决斗而死的那个俄国的傍晚，亦是那同一个傍晚，庄周和莎士比亚在柯南·道尔爵士的梦中相遇，他们在十八世纪的伦敦街头以第三种语言对谈。是啊，这便是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我习惯于将一切等同于一。只有一种事物，只有一个存在，巨大而无以名状，它的众多名字中的一个，叫作“世界”。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对《山魈考》的残落做一点无力的辩护。小包含大、一包含多，在一颗细胞中可见整个宇宙。在此意义上，无所谓完整与否，《山魈考》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山魈考》的全体。而若将人的历史视为一本大书，则无论意外遗失的、人为焚毁的，或随同主人一齐被埋葬的，一切典籍的失传便更不足道了。它们的物质形式湮灭了，但仍保存在人们泛符号化的行为和思想中。在人世的书架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极秘密的经典，一本肉质的圣经。他们自己养育自己、教化自己、统治自己、蛊惑自己、跪拜自己、屠杀自己、放牧自己、饲养自己。最后，他们书写自己。 书在向我表达一种流动的需要（对于这种状况，《山魈考》一书并非孤证。《摩诃婆罗多》有无限多个版本，《圣经》或《荷马史诗》绝非某个特定的年代由某个孤僻的作者独自完成的。书本不是一具分页的棺木，作品不甘于封闭自身，对于推促生命代谢的外力，对于野马和尘埃，必定是欢迎的），它租借了我的双手，举起我自己，像举起一块有体温的石头。我被掷进了神秘，成为芝诺悖论的一个现世样本。 泽比尔希女士最终走进了为她所深爱的书里，对于这种体验，各位读者应该也不会陌生。在我们的童年，谁不曾神迷希夷，魂游象罔？那些不眠的夜晚，我们都曾在自己的枕边打开那条秘密的通路，借着灯光潜入专为我们而设的纸中秘境。有时我们也会发现另一种反向的运动：让老哈姆雷特的鬼魂急匆匆地离开他的儿子，离开艾尔西诺那座岬角城堡的，不仅仅是黎明的曙光，更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觉，那两行宣告退场的文字，就是拘役他的阴司；乡绅阿隆索·吉哈诺之所以从幻梦中醒来，在临终前痛骂他曾极力推崇效仿的骑士小说，只不过是因为借着终局落幕前的最后一瞥，他看清了那些闪闪烁烁的窥探的目光，知道自己本就在小说之中：一本讽刺小说，主角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当盖世英雄毗湿摩跌倒在箭床上，任由天空像一块蓝色的纱巾，轻轻扬起，掩住他魁伟的身躯，他的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因为他早已等待着这一终结，并且深知，杀死他的不是束发或者阿周那，而是那些充当坟墓的诗句。法国小说家马塞尔·埃梅写过一篇名叫《小说家马尔丹》的故事，故事中，一位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纷纷前来拜访他，就自己的命运与之进行探讨，并对其提出修订的要求。自然，我们可以设想，这其中还包含一种并未在文字中得到呈现的对峙，即名叫马尔丹的小说家和名叫马塞尔·埃梅的小说家之间的对峙。马尔丹在不断被迫修改人物的命运时，也在呼吁埃梅对他的命运做出修改。那么埃梅呢？他是否也曾试图质问那处于更高维度的他自己的创作者？当然，作者的焦虑只会光顾少数的心灵。就我们日常所见，在书的僭越现象当中，作者往往是缺席的。 我读过的一切，那些被记载和被虚构的，都成为被亲历的事实。我在某个被暗杀的财阀（此人竟然名叫阿古利可拉）的葬礼上，看到传记作者塔西佗的侧影；与塞万提斯在鬼画符马步英的地牢中相遇，又在阿拉木图与他的堂吉诃德并辔而行；在青海湖沿岸，我将《聊斋志异》中的鬼怪故事讲给山东人蒲松龄听，又与印度的罗摩在山林中结伴同行，与背负尸体的查拉图斯特拉擦肩而过。我最终返回的土耳其，首先是一个书中的土耳其，是拜占庭与奥斯曼的传奇，是惨遭灭顶的赫梯帝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先知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用土耳其语布道，毁灭的特洛伊城在我的脚下和纸上重建，海伦的绝世美貌在城头依稀可辨。我已经无法从文字中突围，只有在书的完结之处借由它所宣告的死亡才能结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约定。 与沙漏或时钟类似，书也是时间的物质形象之一，在其流传至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过程中，出于文化的、政治的原因，还可能只因抄录者、翻印者和编订者（如今我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加入这一行列）的健忘、固执和偷闲，便被有意或无意地扩容缩编，改头换面。久而久之，数朝数代的人文气象夹带着修订者的私心杂念混为一炉，反倒是原文原旨早已无法辨认了。确有其事的被看作故事，凭空捏造的却成了历史。 盲眼的猎人啊，在此处他是永恒的胎儿，在无涯的子宫中漂流，在另外一颗黑色星球他是目光如电的神使，在夜的焦土中掘金。 那个脑中有眩晕之鹰、疯癫之兽和谵妄之魔分治的猎人，在自己内里点燃一把烧荒的大火。 猎人啊，去食影者咀嚼的回声中找到它，就像拨开花瓣找到花蕊，就像拂去蛛网找到在劳作中睡去，挂在丝线上的纺云者。 猎人啊，你是那周身放光者，将尖细的脚踵插进混沌的泥淖。 猎人啊，你是那一身三命者，是神鬼人，是正反合。你因久未侍奉存在，只将有作无。你因不擅完结，只得以开端为完结。 编者按：以下部分已随同胡杨博士的失踪而音讯杳然，和许多失传已久的经典一样，以其不可取、不可考、不可查和不可读要求获得读者的敬畏、成就神秘的荣誉，将全部的伟大与迷人托付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