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2方面：读懂基辛格，就能读懂世界吗？

读懂基辛格，就能读懂世界吗？

反方观点：基辛格是有偏颇的

读懂基辛格，就能读懂世界，但是问题是现在基辛格也无法读懂世界，这是因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变了,偏移了。如果讲以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主权国家关系体系，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主权国家依然是世界秩序的主体，但是随着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显然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而这就需要在不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重建世界秩序。

25年前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被打开，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其中中国崛起最引人瞩目。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在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相对，因为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势头减弱，经济陷入衰退，根据统计在全球GDP中新兴经济体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从2003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每年都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出4%，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无疑，经济全球化的逆转显然出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意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它们开了一个玩笑。于是它们转而趋于贸易保护主义，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闭关自守，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同时美国不得不将全球全面推进战略改变为防守与遏制战略，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重返亚洲，推行所谓亚太战略的再平衡。在欧洲，冷战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战略是北约东扩即将原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纳入西方阵营，甚至希望通过将G7扩大为G8，把俄罗斯也拉进去，但是，乌克兰危机使其计划成为泡影，由此美俄矛盾公开化并愈演愈烈。冷战结束25年，第一个10年可以说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全球化全面推进的10年，全球化就是民主化与市场化，就是美国化与西方化，这10年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但是，第二个10年是经济全球化逆转的1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所谓逆转是指全球化偏离了美国与西方国家设计的轨道，不再是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而是去美国化和去西方化。美国与西方国家失去了对全球化的控制，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反过来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25年中最后近5年则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的5年，一方面美国与西方国家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特别是美国，所谓全球化再逆转目的就是再美国化与再西方化，显然这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另一方面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顺势而为，不仅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而且力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约瑟夫·奈曾经写到：“现在流行说冷战后的世界从权力政治时代向地缘经济时代发展。这种陈词滥调反映出分析的肤浅。政治与经济相联系。国际经济体系依赖于国际政治秩序。”显而易见，美国认为既然能够打开全球化的大门，自然美国也有能力关上全球化的大门。目前美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政治，而中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经济；美国的优势在于政治与军事，其外交目的在于维护已经过时的霸权体系，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经贸，其外交目的在于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是顺势而为，并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推动者，而美国则是逆势而动，试图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阻止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如果说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两辆列车或者便车的话，那么显然美国的这一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则是开往21世纪。事实上，冷战后25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美国与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25年前的美国与西方，中国与俄罗斯也已经不再是25年前的中国与俄罗斯，特别是中国，25年前谁也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崛起，所以要想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对此美国布热津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错误显然在于他们在冷战后打开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们在推动全球化的时候，忘记了如何使自己全球化。在推动民主化的时候，忘记了如何使自己民主化。在推动市场化的时候，忘记了如何使自己市场化。而现在想逆势而动，关上它，已经为时过晚。

正方观点：基辛格是对的

基辛格是一个传奇。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创造了20世纪世界政治多个标志性事件。他的前半生与哈佛结缘，后半生在白宫度过。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哈佛与白宫游走自如，既是一个大师级学者，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国际政客。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长达377页，导师看了前100页，便情不自禁提笔批了“最优”。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大学生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著名的基氏均势理论就此奠基。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哈佛因此聘用他，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家。12年之后，基辛格弃学从政，在尼克松总统赏识之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中美关系破冰、缓和中东局势、结束越南战争，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一个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伟人，基辛格也属这样的豪杰。

前几年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在中国出版，在读书界风靡一时，我与许多学界朋友都视该书为经典，没有一个美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的当代政治与国家领袖了。今年，这位92岁的老人，又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中文版，我放下正在研究的课题，先睹为快，顷读之下，不由拍案叫绝。基辛格，不愧为全球国际关系第一老法师，他有独家的均势理论，又梳理出以自家理论为骨架的历史演化脉络，兼以无人可比的从政经验，使得《世界秩序》成为他本人、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巅峰之作。

中国已经崛起，以世界老二的姿态，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关于世界秩序的知识储备配得上自己的经济实力吗？想改变和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大有人在，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现代的世界秩序究竟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就会豁然开朗，让糊涂者清醒，让清醒者更清醒——除非糊涂者不想清醒，清醒者以为自己最清醒。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天主教与新教的尖锐对立，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三十年战争”，日耳曼诸邦国60%的人口被消灭，交战各方不分上下，打得筋疲力尽之后，最后终于现实理性占了上风，交战诸国坐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各国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从此基督教神权世界宣告结束，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新世界来临。

基辛格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以往中世纪的战争都是以上帝为名的战争，各国为争夺神的恩宠、为占据宗教的正统而厮杀，那是价值的纷争，不可和解、无所让步，每一方的内心都充满了神圣的正义感，都自以为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哪怕血流成河，尸骨遍野，也在所不惜，那些死难者不过是上帝意志在人间展现过程中被碾压的无足轻重的小草。

自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欧洲逐渐进入了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一个共同的神消失了，每个国家、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所供奉的上帝。“三十年战争”是一场上帝之争，但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能够将自己的上帝强加于他国，于是，一种程序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实质性的价值理性，主宰国际关系的基本法不再是自以为是的神圣价值，而是工具性的主权承认；正义不再体现为究竟谁代表上帝，而是遵循普遍的程序性原则。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所在，因而它适应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国家间交往，它是世界祛魅的世俗化产物，难怪今日的世界依然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长线上——除此之外，你想不出更好的解决跨宗教、跨文明、跨文化的国家之间纷争的有效方式。

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维系和平的秘密不再是共同信奉的上帝，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均势。价值祛魅的世界必定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丛林世界要有和平，必须有各种力量之间的均衡，让每个国家都明白，合作要比不合作好，霸权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两百年，欧洲避免了类似“三十年战争”的多国混战，首先是英国纵横捭阖，守护了欧洲大陆的整体均势，其次是法国操纵了中欧的均势，严防统一后的德国作为头号强国崛起。

然而，基辛格认为，均势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拿破仑大帝的出现是前一种挑战，但很快为联合起来的欧洲强国所镇压，重新回到维也纳体系的新均势。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作为野心勃勃的后发达强国则是后一种挑战，也最终归于失败。

德国之后，再无挑战者？其实，世界的均势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野心、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会不断地产生对世界均势的挑战者。之所以如此，基辛格如此分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有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假如要实现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在利益的交易和实力的均衡之外，依然要寻找一种更高的普世价值——这一价值当今世界，不必是高度分裂的宗教信仰，而是世俗性的人文价值。毕竟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世俗的人文价值奠定了全球基础，而且已经在世界各大轴心文明和民族文化之中获得回应。哈佛大学政治学巨擘约翰·罗尔斯在世时写的《万民法》，试图从不同的宗教和文明传统中发掘当今世界的普遍人权法则，就是继承康德壮志未酬的遗志，为世界秩序寻找新的合法性价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之后的欧洲，意识到仅仅靠均势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法实现稳定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超越于均势之上的统一欧洲。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渊源所在，在冷战的背景下，法国与西德实现了终极性的和解，开始携手合作。冷战结束之后，一个统一的欧洲诞生了，欧盟的出现，象征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摒弃，在民族国家之上，有了一个更高的、虽然是有限的价值与利益共同体。欧洲是多元的，也是同质的，这个同质不仅体现在多级世界中欧洲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乃是来自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和近代启蒙所奠定的欧洲价值观，这是欧盟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所在。

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始作俑者正在超越自身、致力于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的时候，亚洲却成为了这个业已过时体系的忠诚继承者。基辛格说：“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历史上的亚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共同帝国，也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统一宗教。今日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各种宗教：中国的儒教，东亚的大乘佛教，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印尼、马来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还有韩国的基督教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亚洲成为了轴心文明最丰富、最齐全的地域。好在东方世界具有多神教传统，不像历史上一神教的欧洲和中东，为了一己之信仰而大打出手，发生宗教战争。不过，亚洲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虽然不至于爆发战争，却是建立亚洲共同体难以跨越的屏障，因为超国家共同体的建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是否有合法性基础：共享的价值观。

基辛格发现，今日的亚洲各国，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政府基本按照19世纪欧洲的国家理性方式进行外交，国家利益至上，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更要命的是，还缺乏欧洲式的均势。因为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利益即使不完全一致，也是相互兼容的。亚洲却没有这样的利益一致性，各大国为自己选定的重点就是明证，印度最担心中国，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不过，这位老资格的国际关系权威也表达了谨慎的乐观：“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在欧盟式的超国家共同体远未露出曙光之前，亚洲各国只能暂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维护脆弱的均势，美国是东亚均势的最重要砝码，日本与中国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再次出现一个共同的敌人——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中日短暂的蜜月期间，所依赖的共同敌人就是咄咄逼人的苏联。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两霸相争成为一霸独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具有极端一神教传统的清教徒国家，早在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就在驶往马萨诸塞的移民船上宣布：我们要在新大陆建立一座上帝的“山巅之城”，其正义原则和榜样力量将激励整个世界。基辛格认为，近代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政教分离，将绝对的道德观与现实政治谨慎地分离，但美国的外交是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工程，认为其他民族都应该渴望这套普世的价值观，复制美国的现代化道路。美国是一个矛盾的大国，既有盘算自己利益的孤立主义传统，又有理想主义的传教精神，其外交政策经常在二者之间震荡，试图找到平衡点。但作为清教徒的美国人之最终信念，还是相信自己担当着上帝赋予的“天命”，有责任拯救混乱和堕落的世界。“天命”意识在国家利益之上——仅就这点而言，美国与传统的中国倒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相信天下主义，王朝之上还有天下：一个普遍的正义秩序——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不懂美国，以为美国的所作所为皆出自其自私的国家利益。不了解竞争对手的精神之魂，只能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

就塑造世界秩序而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当属曾经做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对于他，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陌生，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最早论述了国际联盟的设想，以保障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威尔逊主义是超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理想与实践，可惜当年巴黎和会上如狼似虎的英国与法国，唯国家利益是图，视实力均势为唯一法宝，让威尔逊主义没有落地的空间，之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也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空架子。

直到二战结束美国成为西方的新盟主之后，威尔逊主义才有了实践的机会。基辛格说：威尔逊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每当爆发世界性的危机，美国都会以某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回归威尔逊主义。然而，威尔逊主义的悲剧在于，它留给这个举足轻重大国的，只是一套令人振奋但脱离历史感和地缘政治意识的外交政策学说，美国之后的一系列国家错误皆与此有关。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事实证明，以多元民主取代萨达姆的残暴统治要比推翻这个独裁者要困难得多，伊拉克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在美国式民主选举之下，演化为无法整合的宗教与民族冲突。而以埃及革命为中心的“阿拉伯之春”，最终被证明为不过是一场美国所不喜欢的“伊斯兰觉醒”。

向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公然挑战的，当属伊斯兰教。基辛格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伊斯兰教所想象的世界秩序，乃是一个没有祛魅的真主意志的世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者哈桑·班纳提出，要用伊斯兰的制度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他充满激情地号召穆斯林信徒：“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神圣和全能的安拉的话？我们将与异教徒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

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多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从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斯大林的东正教共产主义到第三世界革命，最后都归于失败，如今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挑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是短暂的威胁，还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神教之争？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其超越宗教、超越终极价值的程序性设计，为各民族国家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国际法的公共尺度。然而，正因为其背后价值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和平永远是战争之间的空隙，一旦国家间的均势被打破，就会有诱导战火的挑战者出现。哈佛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互动的15个例子中，有10个最后走向了战争。

到了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正在崛起，从国家经济总量而言，十年之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头号GDP大国。中美之间，难道必有一战？基辛格对此并不悲观。

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美国少。他承认，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对方都是一个难以通约的“例外”：“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不刻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每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不管基辛格的对比是否正确，但中美之间因为价值观和文明传统的差异，的确隔着一层无法打破的钢化玻璃。

自从晚清备受列强欺凌之后，中国放弃了天下主义的雄心，守护的只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底线，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表现出一种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虽然到了21世纪崛起于世界，但诚如李光耀所说：“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过去，苏联与美国抗衡以争夺全球主导权，现在，中国的行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

不过，东方式的孤立主义能够维持多长的时间呢？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世界秩序，但作为一个黑格尔所说的“世界民族”，中国的一举一动，总是会在世界舞台发生超乎自己预期的影响。

基辛格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秩序三要素理论：力量、克制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

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在上个世纪，德国之所以两次挑战世界秩序失败，乃是其始终缺乏引导世界的新价值观和普世性建制。只有一己之民族利益和国家理性，是不会获得世界尊重的。

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时殷弘提出的这一观点，或许需要作个别的修正，问题不在于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全球核心价值的最终难免失败，而顺应普世文明又有所发展的，将有可能以新的文明领导世界，成为地球方舟的新一代掌舵人。

基辛格在书中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观察。你以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真的是靠力量的均势维持了二百年的和平吗？不，基辛格说：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各方价值观一致。当年维护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宫廷的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与责任这些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也各为其主，但对国际法规则有共同的认知，对世界秩序合法性有先照不宣的认知。

读懂了基辛格，就读懂了世界。

第三方看法：基辛格只是美国的基辛格，不是世界的

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Oxford)历史学家罗恩•巴特勒(Rohan Butler)在为法国政治家舒瓦瑟尔(Choiseul)所写传记的第一卷末尾写道(第1078页)：“舒瓦瑟尔公爵的外交与政治生涯刚刚开始。”

可惜，巴特勒还没来得及继续书写这部传记就去世了。我们一定期待同样的命运不要降临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位为一名伟大的“国际公仆”、学者撰写鸿篇传记的作者身上。这部传记长达近1000页，结尾时才写到1968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华府首次被委以重任——担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国家安全顾问。起飞前滑跑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不是质疑基辛格在20世纪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知名度。现年92岁的基辛格是美国全球霸主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无怪乎他在先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期间曾15次登上《时代》(Time)杂志封面。此外，在1977年卸任后的几十年里，他依然继续受到明星般的关注。这部分是由于他任职时的作为使他成为阴谋论者的隐秘宠儿;这本传记的下一卷想必会谈及此类争议。基辛格对公共辩论(一直持续到今日)经常性、权威的干预也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还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也许正是后面这一点吸引了弗格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纸媒和电子媒体活跃的撰稿人。他对传记对象的早期学术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且大量引用，仿佛这一切理所当然会揭示出当基辛格在总统权力之下转变成世界最强大政府核心圈子中的一位政策制定者时可能具有的行事作风。这些段落实际的作用是提醒我们，基辛格并非生活在价值中立之域;他显然受斯宾诺莎(Spinoza)和康德(Kant)的影响比受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影响更大。

但我们可以从基辛格从政多年之后的著述中更多地了解他的策略和战略。例如，通过阅读199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你可以了解他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先占观念。该书阐述了为现代世界带来最持久稳定的两个国际体系的重要相似之处：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以及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体系。如今，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更加难以辨别和前行。

基辛格从巴伐利亚——那里的犹太社区遭到纳粹团伙的恐吓——的工业城镇菲尔特(Fürth)来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领导下的、“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时期的纽约，这段个人旅程可以让我们对他的价值观和勇气有很大的了解。起初，他对自己的新家园的感情是相当矛盾的。在1939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像其他许多首次踏入美国的欧洲人一样，他不得不在自己赞美的事情与谴责的事情之间保持平衡：“除了过量的财富、极端的贫困。然后就是个人主义!你完全只能靠自己，没人在乎你，你不得不自己往上爬。”

这正是他所做的：首先，作为一名公民和士兵在欧洲战斗，然后，作为一份子，参与了战后非纳粹化运动，并在集中营发现了纳粹主义对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及其他少数族群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细致地向自己的父母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工作不应该涉及追求复仇。公正与坚强同样重要;他并没有失去对德国是欧洲文明中心的坚定信念。他曾指示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不要失去任何机会以言行证明我们理想的坚不可摧”。

回到美国后，像另外200万美国军人一样，基辛格依靠《退伍军人法》(GI Bill)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带着一条小猎狗Smoky。他的同辈中人才济济，其中许多人后来在政治、新闻和公共服务领域身居要职。他主修政府管理，但撰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的长篇论文。然后，他开始了多年的激烈论战，这在充满竞争的学术界是很常见的，辩论的激烈程度往往与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像其他雄心勃勃的学者一样，基辛格不停地穿梭于波士顿与华盛顿之间，向任何愿意倾听他的人给出自己的建议，无论他们是哪个政党的。他很反感苏联在欧洲施加权力和影响力的计划——如建议德国在中立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他对德国政治以及德国对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飞往欧洲时总是倾向于先到波恩和柏林，甚至巴黎，之后才到伦敦。

弗格森认为，说到基辛格在德国事务上的洞见，他的问题在于，相对其国籍所在的美国，他更了解自己出生的国家。本传记的作者认为，直到1959年，在美国50个州中，基辛格到过的可能不到10个。这必然导致了他的一个主要盲区：他无法理解为何富有贵族气派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州长——他曾投效此人——越来越不可能在共和党中吸引多数支持，这个政党当时很轻易地在转向右倾立场。他被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右翼支持者狂热的偏执吓到了，就像他后来震惊于大学校园里各种奇怪的反越战活动一样。

基辛格首次成名源于他关于核战争中战术的著作，这让他获得了“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不公正声誉。平心而论，他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置信的美国安全政策的基础，即如果美国的利益或其盟友(如德国)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大规模的核报复将成为必然的回应。在学术层面，很难想象地球上有人能严肃地考虑迎接世界末日，如果(比方说)莫斯科过于逼迫柏林的话。基辛格认为，每一种威胁都应以适当力度应对;可以用小型核武器应对较小的威胁。但使用小型的所谓的战术核武器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从任何意义上讲，由此带来的后果都可能无法控制。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的话，可以进行灵活的政策回应，就像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所做的，将可信的军事威胁与富有想象力的外交结合起来，在不会毁掉整个世界的情况下结束古巴导弹危机。至于冷战期间的其他危机，它们受到莫斯科与华盛顿都具有的一种相同认识的制约——在安全事务上任何过火的企图都会导致“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这项政策被恰当地缩写成“MAD”(疯狂)，正如其名。近年来，基辛格加入了其他前美国外交政策及安全官员的行列，倡导销毁所有核武器。

弗格森反对一种流行看法——基辛格是一名终极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与用理想塑造并贯穿自己行动的人士截然相反的类型——的论述尤其令人信服。当然，根据情况，在某一刻务实、在下一刻又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可能、明智的。的确，正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职业生涯所展现的，有时甚至可能(即使令人困惑)出现在同一时间被两种思想意识所左右的情况。这位英国前首相在对那些践踏本国公民人权的国家进行干预时提出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在弗格森看来，基辛格是主流的欧洲保守派，由康德的关于人性的现实主义和伯克(Burke)的对历史力量的尊重所塑造。“这是保守主义的困境，”基辛格曾写道，“不得不匿名进行革命斗争，用其实质，而非其对外所宣称的。”基辛格关于如何处理战后德国、如何遏制苏联的野心以及如何表述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观点都既有实用主义的精神，也有道德和理想主义的内核。

如前所述，基辛格的盲区包括缺乏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了解，这无疑导致了他与尼克松之间的看似不可能的联盟。他曾经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效力，在为后者工作时，被越南人圆滑的外交手腕所迷惑，可敬地寻求促成一项可使美国避免一场可怕的分裂战争的和平协议。他一定会喜欢为洛克菲勒政府工作，而且在这位亿万富翁政治家的总统梦最终破碎之前贡献了许多好的观念。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人可能在那很久之前就已经放弃了洛克菲勒号这艘船。然后尼克松——狡猾但聪明的迪克——几乎在偶然之中向他伸出了他不可能拒绝的橄榄枝。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尼克松与基辛格一样崇拜伟大历史人物。在我看来，基辛格本人过于夸大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地缘政治智慧。就像他的新主人一样，他正确地看到了毛泽东——一个可怕的暴君、但又是一个庞大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在二战后部分源于其领导层的残酷统治而团结起来——的巨大重要性。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和希望。尼克松可能比基辛格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经济重要性，基辛格似乎从来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推算、出口数据和人口结构这些东西不太在行。尼克松明白，越南问题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使人分心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将战胜共产主义，而且全球化将创造一个不同的、但不那么两极化的世界。如何最有效地摆脱越南并将中国吸引到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对1968年在华盛顿结成的伙伴——“不相配的一对”——而言，这些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主题。

弗格森只讲述到这里。他在最后一段告诉我们，对基辛格而言，“变为……的时代已经结束”;“作为……的时代终于开始”。这种基调类似于巴特勒对舒瓦瑟尔的评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叙述“作为……的时代”的未来卷将比本卷激起更多争议。讨厌基辛格的人士一定在数着日子。因此，下一次，激情将会更加高涨;刀剑将要出鞘;结论将会做出，过于简单地要求对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的从政生涯做出评判，而他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但在全球层面上)试图设法解决作为人类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