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联合筹款如何跳出“博弈论”的陷阱？

2月8日，方德瑞信发布《中国公益慈善联合筹款模式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报告主创团队指出：

 

“站在发挥慈善组织第三次分配价值出发，联合筹款模式首先需要服务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而不是机构或互联网平台自身的体量与规模。”

这一论断背后的蕴藏信息量非常丰富，看这一句话时，我脑海里飞快地闪回自2015年互联网筹款大门被推开之后，一幕幕光怪陆离，各方反复博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象与奇闻，以至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各路行业观察文章也或多或少地落入了博弈论的窠臼，比如，总为联合筹款中的某个主体鸣不平，觉得某一方付出的太多，或者承担了过高的风险。

 

联合筹款涉及互联网平台、企业、公募机构、执行机构及庞大的志愿者群体等多个相关方，其中有强势部门，有弱势部门，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应该说，为弱势者鸣不平，倒逼现有的协作机制、分配机制朝更公平、更高效的方向去发展，这没错，也应该这么做，但是，这么做并不解决真正的问题。

 

真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联合筹款”能否达到“联合”所期待达到的目标。

 

简单来说，就是分蛋糕讨论得再激烈，也并不解决蛋糕怎么做大的问题。但当然，蛋糕怎么做大，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这至少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

 

1、要做什么口味的蛋糕？也就是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问题；

 

2、蛋糕要做多大的尺寸？是越大越好，还是有个约定的范围？也就是规模化的问题。

 

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共识，那所谓的联合筹款，无论是搞得多大型，也不过是一次集体搭便车，你蹭我的，我也蹭你的，各怀鬼胎，相互算计，随时准备作鸟兽散。这样的组合，显然是不值得期待的。

 

想要跳出“博弈论”的陷阱，得有构建“共同体”的思路。

 

公益慈善联合筹款，大抵是为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所以报告中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转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指导实践，很多目前已有的、三观不合的联合筹款项目根本就不该发生；很多还没有开始合作，但各个相关方理念趋同的组合会更多出现。

 

正如很多观察家所指出，在信息时代里，三观一致，正越来越成为比血缘更牢靠的联系。

 

一个必须要正视的事实是，自 2008 年民间公益元年至今，公益慈善界几经跌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资金体量、专业技术上，也体现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上，尽管都是做公益的，但很多行业从业者早已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互联网筹款平台又以一种几乎不可被替代的方式，将各个不同的相关方置于同一场景下，那种表面和谐，潜流暗涌的局面就不难想见了。

 

正如《报告》所指出：

 

“（互联网）技术的成熟让公募基金会分享公募资质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又能够通过挂靠的一线组织快速扩大自身资金体量……从而获得品牌影响力，在捐赠市场占据优势。这些是中国式联合筹款模式中最典型的公募分享型飞速发展的主要基础。”

 

但是，“此种松散的资质分享使得公募慈善组织和合作机构之间的联合合作十分的脆弱。”

 

《报告》的主创团队作出预测，中国公益慈善联合筹款的主流模式“将从公募分享型走向品牌网络型”。

 

所谓“品牌网络型”，是指公募机构不只简单出租公募权，更进一步构建、强化自主品牌，并通过品牌来引领、管理一线执行机构。打个可能不是很准确的比方，公募分享型，有点像淘宝，门槛低，便于快速滚动，做大体量；品牌网络型，则比较像京东，在同一品牌下，有自营的项目，也有加盟项目，加盟的项目要服从品牌方的管理。

 

《报告》也列举了品牌网络型联合筹款也许会带来的一些弊端，比如公募机构的品牌对一线组织自有品牌的冲击，以及有时品牌方要求太高，一线机构能力及话语权不足等问题。

 

的确，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药，也没有什么门都能打开的万能钥匙，模式本无优劣之分，不同的模式，适合不同的机构，适合有不同追求的小共同体，谁也不用去羡慕别人的模式，但应该努力去寻找更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

 

但《报告》主创团队还是给出了自己倾向性：建议加大对“议题联合型”与“区域生态型”联合筹款的投入与探索，原因是这两种模式对平台方与公募方都有长期价值，而且“更有利于激发良性的公益慈善生态”。

 

《报告》一共介绍了多达6种联合筹款模式，并每一种模式都配有本土案例，及其优劣分析，可说是非常全面，感兴趣的伙伴可以下载研究一下。

 

《中国公益慈善联合筹款模式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点击可跳转）

 

在我看来，《报告》最大的亮点有二：

 

一是对“共同体”的强调与向往，这像指南针一样贯穿报告全文；

 

二是给出了多个具体的解决方法，这是当前业界十分需要的“建设性叙事”。

 

我们打算专门开一场直播，来好好聊聊中国式公益慈善联合筹款，目前面临什么问题，有什么新的发展思路。来源：共益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