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革中的人物简介—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蒲鲁东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小木匠。他自己当过牧童、旅馆的佣人和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他的出身和经历对他学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1848年革命时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曾因反对拿破仑第三而被判二年徒刑。后来又因反对宗教而被驱逐出国，住在比利时。1861年法国政府宣布大赦后回国。
他的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19世纪思想革命》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宣扬了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他认为一切国家、政权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压迫，是“万恶之源”，“是暴政的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违反平等的，共产主义是违反独立的。他要寻找一个既“平等”又“独立”的“自由”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无政府”社会。蒲鲁东从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联邦制的思想，即主张：通过自由协商和自由结合由个人结成公社，由公社结成省，由省结成民族，由民族结成欧洲联邦，最后结成世界联邦；公社是独立的，享有自己的一切自由；各公社间仅仅以协商方式取得联系，否认权威和法律。这完全是一种没有集中制、没有中央政权的自由松散的联邦制。蒲鲁东反对一切政党、国家和一切组织、法律、制度。他的口号是：“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实质上，他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甚至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斗争。说什么工人“罢工是非法的”，罢工要破坏工厂，威胁资本，妨碍生产，不利社会等等。并且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他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绝对反教条主义”。说什么“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不要在一切教条主义消灭之后，又想起强使人信奉某种主义”。实质上，他是反对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蒲鲁东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一方面咒骂资产阶级，说它的财产就是盗窃。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消灭私有制。他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良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从而实现他的“自由”社会。具体办法和途径是开办“交换银行”（又称“国民银行”），向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帮助工人建立和发展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为他们购买生产工具，使他们都变成独立的小生产者。“交换银行”还要对小生产者的产品进行直接的公平的交换，以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小生产者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蒲鲁东认为这种“交换银行”是“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是“解救”无产阶级的“法宝”。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反对蒲鲁东主义。1847年，针对他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书中指出：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1】蒲鲁东的全部主张，就是妄图退回到中世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制度中去。这完全是一种反动的空想。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2】1865年1月，蒲鲁东死去不久，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一文，指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3】。
蒲鲁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他自然受到资产阶级的“尊敬”。在蒲鲁东死去已有近半个世纪的1911年，法国政府在蒲鲁东的家乡为他树起了纪念碑。当时的法国总统还亲自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仪式。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拈宁（1814—1876年），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巴枯宁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其父是沙皇外交官，其母是沙皇高级军官的女儿。巴枯宁于1833年在沙俄的炮兵学校毕业后，当了两年军官。1836年在莫斯科又入学读书。他认识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赫尔岑等人，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观点。1840年出国，在德国、瑞士和法国侨居。与左派黑格尔分子卢格、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比较接近。巴枯宁很早就成为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
沙俄政府探知巴枯宁的活动后，就命令它的驻外使馆吊销巴枯宁的出国护照；并要巴枯宁回国受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从瑞士逃到布鲁塞尔，以后又逃到巴黎。沙皇政府于1844年取消了他的贵族称号，没收了他的几处产业。从此，他更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英雄”。
1844年，巴枯宁见到了马克思。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一开始就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路线。
1848年6月，他在布拉格举行的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鼓吹泛斯拉夫主义（沙皇炮制的对外扩张政策）。以后又混进了布拉格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失败后，他逃到德国，接着又参加了萨克逊王国首都德累斯顿起义。1850年，被萨克逊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不久引渡给奥地利政府。1851年，又引渡给沙俄政府。他在狱中向沙皇写了“自白书”、“忏悔书”，叛变自首，成了可耻的叛徒。1857年，他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因西伯利亚总督是巴枯宁的亲戚，巴枯宁在流放期间得到了特别优待，享有充分的自由。他弄到了通行西伯利亚全境的护照。甚至还仗势敲诈勒索。1861年4月，他带了大批敲诈勒索得来的钱，逃出了流放地，经日本和美国，于同年12月到达英国。
巴枯宁跑到伦敦赫尔岑那里，就想篡夺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办的《钟声》杂志编辑部的领导权，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遭到赫尔岑的批判和谴责。但巴枯宁在大量的文章和小册子里继续宣扬泛斯拉夫主义。
1863年，波兰起义爆发，巴枯宁把这次起义看作是实现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好机会，就赶紧从伦敦跑到波兰。起义失败后，他逃到意大利。
1864年，巴枯宁又回到伦敦。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罪恶历史，混进了第一国际。并施展各种阴谋手段，妄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改变国际的纲领和路线。1865—1866年，巴枯宁成立了密谋性的组织“国际兄弟联盟”。主张立即举行“自发的、骚乱的、毁灭的和野蛮的暴动”，主张“狂暴的不断的破坏”。1867年，他到瑞士，不参加当地国际支部的组织和活动，却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联盟”，还担任了该“联盟”的常务委员。1868年9月，才退出这个“联盟”，参加了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同年年底，他又背着国际，建立了一个密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分三级，其领导核心是极为秘密的“国际兄弟会”，由百名巴枯宁亲信组成，所以又叫“巴枯宁的百名近卫军”。马克思把这种统治叫做“教阶制”（教会内部等级森严的制度），把巴枯宁比做“教皇”。巴枯宁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他一面指使别人写信给国际总委员会，申请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并要求保持“同盟”的组织和纲领；一面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虚伪地说：“现在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则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亲爱的朋友，你是看得出的，我是你的学生，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后来，巴枯宁表面上接受国际的条件，宣布解散“同盟”。但实际上混入国际后，继续秘密指挥“同盟”进行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家嘴脸，指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1】1870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革命形势很好。巴枯宁亲自带了一帮子信徒，赶到里昂，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解散起义武装，搞他的无政府主义那一套。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一切都顺利。”“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2】结果，资产阶级政府只派了两连军队就把他们赶出了市政厅。巴枯宁本人也狼狈逃回日内瓦。
1871年爆发了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巴枯宁恶毒地诽谤公社革命，说什么公社“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是“犯罪行为，是蠢事”。这就充分暴露了巴枯宁的反革命狰狞嘴脸。
由于巴枯宁不断地进行反对国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破坏活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把他开除出第一国际。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否定一切国家。认为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消灭国家是个人解放的必要条件。他幻想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举消灭国家。废除“一切权力”、“一切法律”，反对“公民义务”。实质上他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否认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民是摧毁一切国家的主力。他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联邦制，主张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即以“自由结合”来代替国家组织。他认为只有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制度下，个人才能有“最充分的自由”，即“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他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和蒲鲁东主义一样，巴枯宁主义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贫困破产、行将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一系列著作，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的反动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巴枯宁是“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3】。他的理论纲领“则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的坚持斗争下，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页
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内奸和工贼，机会主义头目，曾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拉萨尔出身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从小就沾染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欺诈拐骗的恶习。1840年进入商业学校学习，1841年入大学。拉萨尔在青年时代就产生了狂妄的个人野心，想当“鼓动家、演说家、作家”、“伟人”，总想“一鸣惊人”。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他起先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活动。后来，为了把自己装扮成真诚的革命者，便千方百计和马克思接近，参加了马克思创办的《新莱茵报》工作，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
1848年革命失败后，拉萨尔在同年11月被捕，并被叛处六个月徒刑。出狱后，对革命灰心丧气，但他追求名利的欲望却更加强烈了。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打官司，前后花七、八年时间，奔跑了三十六个法院，最后为她争得了一笔巨额离婚费，他自己也得到了一大笔报酬。之后，过起贵族绅士的奢侈生活来了。他还整天和伯爵夫人混在一起，合伙做投机生意。对他的这些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断地提出批评和警告。但他阳奉阴违，仍然我行我素。
1858年，他抛出了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hui音会）涩（sè音色）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和文学历史剧《费朗茨·冯·济金根》，用反动的唯心主义、折衷主义来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恭维普鲁士国王，美化骑士阶级，诬蔑农民群众。
五十年代末，德意志统一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拉萨尔顽固地主张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统一德意志，坚决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革命来实现统一的道路。
1863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拉萨尔已不可救药，便同他决裂了。
拉萨尔在他的《工人纲领》（1862年）、《公开复信——致筹备来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1863年）等著作中，提出了他的机会主义纲领和路线。
在政治上，拉萨尔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是为所有阶级服务的。只要实现了普选权，国家就成为“自由的人民国家”，就“能导致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失”。因此，争取普选权是工人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唯一道路。为此，他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只搞议会斗争。他还攻击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否定工农联盟的可能性。
在经济上，他认为由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是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最合法、最和平又最简单的方法”。他提出了一个所谓“铁的工资规律”。认为社会财富是有限的，工资总额是不变的，工人少了，工资就高，生活就好，就能娶妻生育子女，因而工人增多。工人多了，工资就低，工人穷了不能结婚，甚至饿死病死，工人又减少，工资又慢慢增加。所以工资只能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工人应该安于现状。“铁的工资规律”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口问题。它掩盖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造成工人贫困的罪恶，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进行的革命斗争。
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用欺骗手段窃据该会主席职位，并把他写的《公开答复》一文作为活动纲领，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
拉萨尔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他的反动纲领呢？他依靠的是以普鲁士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他公开颂扬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支持傅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路线。从1863年5月起，他与俾斯麦多次通信和密谈，表示支持俾斯麦的一切政策，乞求俾斯麦实行普选权，资助建立合作社。他完全变成了俾斯麦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严肃地批评过拉萨尔的错误观点，1853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警觉到他和俾斯麦的勾结，知道他背叛了无产阶级。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1】。“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2】，“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3】。
拉萨尔和俾斯麦的秘密谈判还未结束，1864年，拉萨尔为了同一个贵族争夺一个女人，进行决斗，被打死了。
拉萨尔的错误理论成了以后各种机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源。至今，我们还必须对它进行严肃的批判。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2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6页
杜林
欧根·卡尔·杜林（1833—1921年），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杜林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官僚家庭。曾开业当律师，直到1859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眼睛病瞎了，才被迫离开律师职位，从事哲学等项研究。以后又主要做教学工作。1864—1877年在柏林大学当哲学和经济学讲师。后来担任《现代国民精神》和《个人主义者及解放者》的编辑。
杜林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就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狂妄自大，东拼西凑，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社会改革家”的身分，吹嘘他提出了一套所谓“独创的体系”。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方面，他的观点是庸俗唯物主义、孔德的实证论和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成分的折衷主义混合物。认为他主观设想出来的原则及其组成的“模式”、“体系”是“永恒的”和“终极的真理”。他扬言，这些原则可以应用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去。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学说。同时他又从其“永恒正义”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唯心主义的暴力论：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政治状态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政治关系是“基础性的东西”，经济关系则是“第二等的事实”。一切经济现象都必须由暴力来解释，私有制、阶级和不平等都是由暴力产生的，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他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反对使用任何暴力，把无产阶级反对剥削者的革命暴力，也说成是一种不幸。杜林唯心主义暴力论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社会主义方面，他是一个空想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实行分配“平等”，劳动也“平等”。他美化普鲁士半农奴制形式的经济。
当时，杜林的反动思想受到了小市民阶层的欢迎；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得到了伯恩施坦一类机会主义者的支持。因此，象瘟疫一样，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坚决支持下，写了《反杜林论》这部光辉巨著，对杜林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对杜林的谬论也作了深刻的批判。
杜林的这套谬论被粉碎后，他愈加反动。撕下了所谓“社会改革家”的假面具，公开鼓吹起种族仇恨来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竭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德国法西斯匪帮上台后，宣布杜林是他们的精神先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