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怎样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读顾颉刚《古史辨》的相关知识，那么，首先需要做的当然就是弄一套《古史辨》来备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2年重印过一套《古史辨》，繁体竖排，网上比较容易下载，我就搜罗了来。上古这套书在“未作任何删改”影印《古史辨》的同时，还把顾先生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刊于书前，作为总序”，确实方便我们读者对《古史辨》诞生的来龙去脉有个俯瞰。不过，我读完这篇文章后，却产生了一些疑惑。
最直观的，是《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在文末说“现在离开《古史辨》第一册的兴起已五十五年了，距离第七册出版也已四十年了”。据《重印说明》，《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在1926年，第七册的出版在1941年，那么，本篇文章岂不是在1981（1926+55或者1941+40）年写的了？然而，顾先生明明在1980年底就去世了，文章怎么会在1981年还在写呢？
其次，据我以前读过的一些顾先生写的文字，顾先生是胡适的学生，他对胡适的态度是相当服膺的，比如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不多久就说“我非常地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里却说，“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可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看表面现象的”。虽然顾先生在《自序》里确实也提到了王国维，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但是似乎仅局限于王国维在甲骨、敦煌文献等实物方面的研究，完全没有《怎样编写》里所写“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这么重要。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龃龉呢？
上古这套《古史辨》附录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最后，有“本文由王煦华同志协助整理，原载《中国哲学》第二、六辑”这么一段话。我找到《中国哲学》这两辑后，发现《怎样编写》当时是被拆成了上下两部分，分两次陆续发表的。其中上部分发表在《中国哲学》第二辑，这一辑的出版时间为1980年3月，而下部分发表的《中国哲学》第六辑，已是1981年5月。二者相差一年还要多，而且下部分发表时间已经是顾先生去世后。以上这些信息让我直接怀疑，《怎样编写》一开始就不是连续写完，而是上部分写完先发表了，后面又写了下部分。至于对顾颉刚先生影响大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也需要在文章写作的时间上进行考虑。
只好去查《顾颉刚日记》，查完才发现，这篇文章的写成，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顾颉刚日记》1979年2月6号记载：
“包遵信在出版局编一哲学思想刊物，索予文，拟就笔记中〈圣贤的初义和变义〉联缀为之。又要我写出《古史辨》之发动及其影响的回忆，他日有暇当陆续为之，为我《自传》之一部分。”
这是第一次出现要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的记载。从这里可见，《怎样编写》不是顾先生自己动念写的，而是一个叫包遵信的人对其约稿所为，并且当时还有一篇叫《圣贤的初义和变义》的稿子也要写。随后，从《日记》记载来看，在3月2日到3月17日间，《圣贤》改写完毕，3月18日，顾先生即开始准备《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的撰写。当日《日记》载：
“洪儿为开录音机，予口述编写《古史辨》情况﹐以应包遵信之要求。”
3月21日载：
“湲儿为写《古史辨》派的形成。”
随后一直到3月30日，载：
“看煦华代抄之〈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稿，重改一过，仍未惬意，拟自写。”
从这天的记载看，大概是30日之前，文章在顾洪和顾湲的帮助下就已经写完，然后交给王煦华进行润改抄写，但顾先生读了这个誊抄的初稿后，又觉着并不满意，便要自己重新写。当天他就重读《文史通义》，为的是“插入郑樵对我编《古史辨》事之影响，看章实斋书。”这里也可见，在第一稿里，顾先生是没有谈到郑樵的事的。第二天3月31日，就写了1600多字。随后数日都在改写，至4月7日，顾先生说：
“为了包遵信办刊物﹐要我写出编写《古史辨》之经过，由洪﹑湲两儿在录音器中询问予过去情况，由她俩写出初稿，由煦华写为二稿，再由予改定为三稿，事虽经营惨淡，费却她俩晚上时间不少，然终不如我一手写下之有‘气’也。”
看到这个记载，我本来以为这篇文章已经写完了，但是没想到的是，4月9日让尹如濬抄完这一稿后，顾先生又开始改起来。从4月10日改至4月19日方结束。4月19日，顾先生又如3月30日那天一样，在《日记》里做了一个总结，说：
“〈我是怎么写《古史辨》的〉，三次改写，今天完了，如释重负，可是还有中﹑下篇呢。如非包遵信催作，予必不能成此。”
从这以后，《日记》便没有再出现改这篇文章的记载。不过在9月27日，仍有一次涉及此文的记载：
“校〈我怎样编《古史辨》的〉。”
我猜测这次应该是顾先生为出版社在发表这篇文章前进行的一次校对，而不是顾先生自己又重新改写。此后便未见顾先生再提及此文，可见4月19日那次是真的已经定稿了。
综合起来看，也就是说，《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这篇文章，自1979年3月18日开工，一直到4月19日才完成，耗时33天。期间顾先生自己虽说是“三次改写”，实际上是改了四次，第一次是女儿们初稿，其次王煦华二稿，其次顾先生三稿，最后顾先生四稿。而且从4月19日的“还有中﹑下篇”来看，当是一开始顾先生和包遵信约好此文分三次写成，而且是分三次交稿。我想，这个结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的写作情况如上所梳理，那么顾先生4月19日还提到的《中》和《下》呢？从《日记》记载看，这所谓的《中》和《下》只是计划，后面实际写作时，已经并为一篇，命名为《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下）》。下面对这个《下》的写作情况进行简单地梳理。
在梳理《下》之前，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顾颉刚日记》在1979年12月5日后，一直到1980年5月1日，都是无记录的。这段失载的原因，《日记》有解释，说：
“一九八○年一月至四月均卧床，未写日记。 一九八○年五月，又续写日记，但时写时停。”
《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下）》在这段有所失载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是在1980年6月11日，当日载：
“重作〈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下）四百字﹐以静秋﹑湲儿反对，辍作。”
这里既说“重作”，说明在这之前，顾先生肯定已经动笔写《下》，且必是已经写定了一稿，不是简单地只是写了一部分，只是由于《日记》没有相关记录，我们已经无法了解清楚具体的写作情况。随后《日记》好久未见写作此文的相关记载，直至近三个月后的9月4日：
“续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下），约得千字。”
后面几天，5日、9日、12日、13日都有续作修改的记载，至9月15日，《日记》载：
“改〈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下），未毕。为静秋抢交煦华。此文遂不改。”
后面直至《日记》停笔的12月18日，确实未再见有写此文的相关记载，可见9月15日这稿确为终稿，而顾先生于12月25日即去世，更是不可能再对这个文章进行修改了。那“现在离开《古史辨》第一册的兴起已五十五年了，距离第七册出版也已四十年了”这段到底该如何解释呢？我注意到了“本文由王煦华同志协助整理，原载《中国哲学》第二、六辑”这句话里的“王煦华同志协助整理”。那么，王煦华是否在顾先生去世后对这篇文章有所改动？答案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