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同胞」是怎么来的？
这是读《简单统计学》的第 5-3 篇文章。
有人说民国时期的「四万万」人口是根据食盐销量推算出来的，这可是大错特错了。
我国早在公元前 2100 多年的夏禹时代就有过人口统计：
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史记·夏本纪》
西周的时候就有了专门统计人口的官吏和户籍制度：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周礼·秋官》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周礼·地官》
也有很多思想家提出过人口统计的思想：
分春日书比，立夏日月程，秋日大稽，与民数得亡。《管子·乘马》
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管子·度地》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商君书·境内》
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去强》
不过古时候地广人稀，战乱频繁，人口普查是个辛苦的工作，错漏在所难免。
而且百姓商贾为了逃避兵役、偷税漏税，往往谎报、瞒报人口数据。
为了准确统计人口，古代的政府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汉朝时实行「案比」，就是「案户比民」，要求本人在指定的时间到户口登记处核验。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后汉书·礼仪志》
《二十四孝》之一《行佣供母》的主角，每年都按时参加「案比」。
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后汉书·江革传》
简单的说，就是：江革母亲年事已高，但是每年也要去县衙核对户籍。江革担心牛马拉车会有颠簸，坐着不舒服，所以他甘当牛马，自己拉车。于是，乡里人称他为「江巨孝」。
比如按人口分配「升学」名额。
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后，就按人口分配科举名额。升学当官和人口挂钩，想当地多出举人、进士，有更多的人能当官，就别瞒报人口。
凡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异等，亦不抑以常数。《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因为科举名额要不要按人口分配的事，北宋的时候，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就是那个砸缸的司马光，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 司马公之意主于均额, 以息奔竞之风, 欧阳公之意主于核实, 以免缪滥之弊。要之, 朝廷既以文艺取人, 则欧公之说为是 。《文献通考·选举考》
比如清朝雍正时期推行「摊丁入亩」，从收人头税，改为收土地税。结果到道光的时候，统计的人口从2600万增长为4.1亿。
115年人口增长 15 倍，这可不是靠生孩子能完成的，而是之前瞒报漏报的人口太多了。
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口……道光二十九年，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清史稿·卷一百二十》
你看，不用到民国，道光的时候就知道有 4 亿人口了。
那用「盐」计算人口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古代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来统计人口，但数据难免不准，所以有很多人根据相关性建立了人口估算模型。
比如粮食消耗，土地数量，相对来说更准确的，是「食盐-人口」模型。
这是一个有高度相关性，也有因果逻辑的计算模型。
早在春秋时期，我们就知道食盐的销量和人口数量高度相关，而且消耗量比较稳定，属于刚需。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管子·地数》
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管子·海王》
夫食盐多寡，虽人无定额，然大抵每人每年以食盐十斤，作为平均数。《中国盐政实录》
唐代史学家杜佑，就曾根据每户平均人数和食盐消耗量，估算全国的总户数。
计诸道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余万户……食盐知见在之数者，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通典·食货》
食盐销量和人口数量高度相关，也有一定的因果逻辑，那么政府可以应用「食盐-销量」模型，来计算人口啊。
错。
自古官方有记录的人口数据，都是人口统计的结果，而不是根据食盐销量估算的。民国也是如此。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那一年就进行过人口普查，但是具体的执行情况已经没有记录了，只知道一个数字，419,640,279。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着手调查户口，但是因为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最终只有13个省完成了「作业」，剩下的省市，要么「作业」没做完，要么连做也没做。
最后没办法，民国政府内政部不得不估算剩下省市的户口数量。当然不是用食盐销量估算的，而是根据人口密度。
简单的说，先计算各省面积，再估算各省人口密度（用的平均数），最后计算得出人口数据。
最终内政部估算出 1928 年全国人口总数为 474,787,386 人 。
这是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发布的全国人口总数 , 也是 20 世纪经常说的「四万万」的重要来源。
所以「四万万同胞」是统计计算得来的，而不是用「食盐销量」推算的。
为什么不用「食盐-人口」模型估算人口呢？因为太不准确了。
「食盐-人口」模型看似只有两个变量，十分简单，但是这两个变量，都很难拿到准确的数值。
比如食盐销量，受价格、走私的影响。
甚至有的朝代根据统计人口限制食盐产量，导致供不应求。
官员瞒报漏报也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熙宁中，蜀盐私贩者众，禁不能止。《宋史·卷一百八十三》
令两京官吏人等及各处官民户口食盐。《明会典》
盐法之弊，多因商人匿引不缴，有司纵商不究。《孝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比如食盐的人均消耗数量，都是统计人员的经验数据，没有定数。
丁男日给米二升、盐二勺五撮，妻、妾、老男、小则减之。《大唐六典·卷十九》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而计之，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元史·卷九十七》
承运库大使周端等言，广东地广民稀，盐课无商中纳，军民多食私盐，宜令所司核实人口，大口岁食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八》
而且，食盐不是只能吃的，腌菜腌肉，养马喂牛，也要用盐。
盐，一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
马盐，一马日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人粮马料篇》
一共两个变量，两个都不准确，那最终结果肯定也不准确啊。历朝历代的政府都知道这个问题，官方也就不会用这个模型来计算人口。
「食盐-人口」模型看起来很丰满，应用起来也真的很骨感。
所以，分析模型是有适用条件的，不能因为有相关性、有因果逻辑，就盲目套用。
但是，如果能够拿到准确的销量、用量的数值，「食盐-人口」模型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分析模型。
而且相关性模型确实有成功进行商业应用的案例，下次我们就讲这个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