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2）
结论
(六月十三日)
一、时局问题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克服小部投降。2.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朗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二、转变问题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几个策略问题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28]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报告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结论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修改件刊印，并据《两条路线》校改。
注释
[1]天羽，即天羽英二（一八八七——一九六八），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
[2]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安南，今越南。
[4]陶德曼（一八七七——一九五0），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5]蒋，指蒋介石。二陈，指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陈立夫（一九00年生），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人，当时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何，指何应钦（一八九0——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6]孙，指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于，指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7]近卫，即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8]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一九四0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
[9]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北平、天津两市。一九四0年三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10]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战败求和，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议。
[11]板垣，即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当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12]宇垣，即宇垣一成（一八六八——一九五六），一九三八年五月出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同年九月辞职。
[13]平沼，即平沼骐一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14]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15]莫洛托夫（一八九0——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16]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17]宋，指宋庆龄。何，指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广东惠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18]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
[19]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一九三二年指挥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一九三三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20]赵博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河北黄骅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九0一——一九三四），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军一万余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21]吉鸿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沟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22]张学良，一九0一年生，辽宁海城人。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们共同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3]陈济棠（一八九0——一九五四），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和李宗仁联合其他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
[24]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二十八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投降。
[25]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于希特勒德国的控制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又被迫将捷克地区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划入德国版图。
[26]佛朗哥（一八九二——一九七五），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
[27]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由于战争和交通等原因，大会迟迟未能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
[28]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