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H领导权

领导权（hegemony）

　　要对hegemony这个词下任何定义都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由于它可以用来表达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它有统治的意思，如“霸权主义”（hegemonism）；第二，它有领导的意思，这就包含着某种同意的概念。例如，毛泽东用“霸权主义”这个词来表达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但这种统治又跟帝国主义的统治不一样。第二种意思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比较常用。安德森曾指出：无论孟什维克还是列宁，都把这个词用来表达建立在跟农民成分实行联盟的基础上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见“参考书目”①）。布西一格鲁克斯曼则探讨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何使用这个词的（见“参考书目”②）。然而，使这个词充分地发展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则应归功于葛兰西。大多数评论家都一致认为，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领导权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他狱中写的作品中，除了个别的场合外，这个词都是用来说明工人阶级的一种战略。在1926年入狱前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葛兰西使用这个词来表示工人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所必须建立的并且应当作为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的一种联盟制度（见“参考书目”⑦，第443页）。大约在同一时候，他用这个词来论证；苏联无产阶级应当牺牲自己的行业的、经济的利益，以便保持跟农民的联盟并为自己的广泛的利益服务（见“参考书目”⑦，第431页）。

　　对这个词的类似的用法还见于这个时期他在共产国际的辩论，然而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这个词的用法则超出上述的范围，他还用它来表示资产阶级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方法。在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探讨时，他援引了两个历史事例——法国革命和意大利的复兴，他把两者作了对比，指出新的法兰西国家是建立在比较广泛的同意的基础之上，而统一了的意大利国家则只得到有限的同意。在探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同表现时，他引用了马基雅弗利和帕雷托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把国家描绘为武力加同意。葛兰西认为，在现代的条件下，一个阶级其所以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不仅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武力组织，而且是由于它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的行业利益而实行一种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并且跟结成一种社会力量集团（葛兰西称之为历史集团）的形形色色的同盟者实行妥协（在一定限度内）。这种集团对于某一个社会制度来说，也就代表了一种同意的基础，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参看统治阶级条目）的领导权则在各种机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网络中建立和再建立。而这种“领导权的编织物”是由知识分子来编织的，因为根据葛兰西的看法，他们都是在社会中具有一种组织作用的人。由此可见，葛兰西的论述，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用的那种把国家定为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定义。

　　尽管葛兰西认为领导权的形势寓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他认为从合法的立宪意义上来说，政治社会乃是各种政治机构从事活动的舞台，同时他还说明这两种社会的划分纯粹属于方法论的性质，并且强调指出它们在现实的社会中存在着重叠的现象（见“参考书目”⑥）。的确，在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不断扩大的政治条件下，在随着工会和群众性政党的建立，随着经济开始转变为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而出现了改良主义以回答对政治舞台所提出的种种要求的政治条件下，领导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资产阶级也在从事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消极革命。这样一来，领导权的物质基础便通过改良和调和来构成，从而使一个阶级的领导地位得以维持，而其他阶级的若干要求得到满足。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的定义中，领导阶级或统治阶级确实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它超越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它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曾为这种利益而斗争）而去代表社会的普遍进步。这样，葛兰西便使用领导权这一概念来论证：在政治学或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一种经济主义的观念（即在政治和文化中追求眼前的阶级利益），都不能对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作出精确的分析，从而不能够对国家政权的实质作出正确的理解（参看经济主义条目）。因此，这种观念是不宜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战略的基础的。

　　葛兰西在他所说的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得出了种种的论断。他认为，一种充分扩展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在积极的同意即社会各种集团藉以联合的集体意志的基础之上。这样，葛兰西就超越了那种建立在抽象的公民权基础之上的政治义务的理论，而论证了充分的民主管理是在领导权的最高形式中得到发展的。然而，他对领导权的各种不同形式（例如在意大利复兴时期起主宰作用的那种形式）所进行的分析表明，一种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意，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薄弱的基础之上，从而可能引起越来越多地依靠武力。领导权——可以说——是不能降低为一种由法律认可的东西，也不能降低为一种虚假的意识或对人民群众的摆布。人民群众的“共同意识”或世界观，据葛兰西看来，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形成的，其中一些成分是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相抵触的，这在日常的经验中处处可见。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思想意识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种比较严谨和有系统的世界观，它不仅要能够影响人民群众，而且还能够成为对社会机构进行组织的一种原则。他认为，思想意识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或反射出阶级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其说是由经济结构或社会组织所决定的“已知事物”，毋宁说是一个斗争的领域。它通过它体现在社会关系、机构和实践中的途经来组织行动，并且使一切个体和集体的活动充满活力（见“参考书目”⑧）。

　　葛兰西为无产阶级制定了特殊的历史规划，即创造一个“经过调整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领导权和市民社会，或者说同意的领域，得到充分的扩展，而政治社会，或者说约束的领域，则不断地缩小。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创造一种不断地扩大的同意的局面，从而使各种不同集团的利益能够结合在一起去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在发展一种战略去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一种新的领导权必须把人民的思想和实践的各种因素纳入正轨并加以系统化。可见，领导权这种概念也是葛兰西对民俗学和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他对宗教的探讨以及关于哲学家的系统化的哲学与人民群众的非系统化的哲学即世界观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是以此为基础。

　　人们围绕着葛兰西的领导权这一概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就他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分析以及他从中所得出的战略结论提出质疑（见“参考书目”①）。在这种争论中，有一个方面的内容牵涉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在国家政权改变之前能够或者必须发展到什么程度，而留下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去发展的领导权又该达到什么程度。另一些问题则牵涉到革命政党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作用是什么。有一些作者强调的是领导权的同一性、一致性或是可能的总体性，而另一些作者所强调的则是它的不同成分（即不一定非以经济上划分的阶级为根源的那些成分），以及它通过什么方法来代表汇合在一起的如此不同集团和其中所表现的妥协。近来出现的一些解释则认为，领导权不仅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展的战略提供了概念性的工具，而且它还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成就和局限性。

（ASS）

参考书目：

① P·安德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② 布西—格鲁克斯曼：《葛兰西与国家》，1979年英文版。

③ 布西—格鲁克斯曼：《领导权与同意》，载A．S．沙逊编《葛兰西探讨》一书，1982年英文版。

④ B.德．卓万尼等著：《葛兰西著作中的领导权、国家和政党》，1977年意大利文版。

⑤ J.菲米亚：《葛兰西的政治思想——领导权、意识和革命过程》，1981年英文版。

⑥ 安·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⑦ 《葛兰西政治著作选集（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⑧ C.莫菲：《葛兰西著作中的领导权和思想意识》，载莫菲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书，1979年英文版。

⑨ 安·S·沙逊：《葛兰西的政治学》，1980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