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三江源（上）
文/古岳
我去长江源之前，源区干流通天河谷地，刚刚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一个特为三大母亲河的源头举行的神圣庆典。
那一天是2000年8月19日。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宣告诞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为保护区题写碑名。当日，保护区成立暨揭碑仪式在长江源区干流通天河畔隆重举行，玉树藏族自治州万余干部群众载歌载舞为之庆祝。
这不仅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仪式，也是一个地理坐标的命名仪式。是以国家和全民族的名义重新认识并定义这片土地。着眼于未来的人类文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地理发现。
我有幸在现场经历了这一光辉时刻。
当天的《青海日报》在一版头题刊登了我们采写的消息《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今日成立》，版面下方还有一篇侧记《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写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设立之际》。这是“三江源”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这两篇新闻稿见报时，真正的仪式还没开始。我们与数万民众一起走向通天河谷地，去见证这一时刻，去经历这一时刻。
当红绸如朝霞从纪念碑上滑落，三名身着华服的藏族儿童把采自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圣水浇灌在三株云杉幼苗上时，我有幸就在近旁目睹，便感觉就像神力灌顶，三条江河的水流随之灌入了我的心魂。
那是今生我所经历的最神圣的仪式，那是举国为母亲河的源头施行洗礼的仪式。当那红绸从高耸的纪念碑上轻轻滑落时，我感觉就像望见了有史以来的第一轮朝阳。
当天，中央和当地众多媒体都播发了这条消息，“三江源”这个名字开始广泛传播。因为有全球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景，加上三江源无与伦比的生态价值，青藏高原腹地的这片莽原很快就成了举世瞩目的一个焦点和热点。随后的日子里，有关三江源的话题更是持续升温，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备受国内外关注。
此前，且不说全世界，即使青海本土，也从不曾听说过“三江源”这个名字。我们只知道，因为长江、黄河、澜沧江都发源于此，通常也被称之为“江河源”，我所在《青海日报》自创刊之日开设的文学副刊——“江河源”之名即源于此。
从这一天开始，地球之巅，青藏高原腹地这片河流纵横的广袤大地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国家地理标志意义的名字：三江源。
迄今为止，三江源依然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天然湿地、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当时，有评论认为，这个保护区的设立不仅对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水源地，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经济意义，对三江流域乃至全中国和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只知道中国东北有个“三江平原”，却从未听说过青海高原还有一个地方叫三江源。从这一天开始，一个新的地理标志诞生了。这是世界性地理大发现时代结束数百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它发生在中国的青海。因为这件事，此后的世界不得不记住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地名——三江源。
三江源，横空出世。
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始体制试点是15年以后的事。
当时设立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还只是一个省级保护区，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涵盖长江、黄河、澜沧江整个源区，介于东经89°24′～102°23′和北纬31°39′～36°6′之间。保护区海拔3450~6621米，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超过青海省总面积的一半。
保护区覆盖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全境，涉及海南、黄南两个藏族自治州的泽库、河南、兴海、同德4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当时域内人口超过55万人。
据当时的初步调查，三江源区湖泊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有植物80余科、400余属近1000种，有兽类76种，鸟类147种，爬行类、两栖类及鱼类48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许多为高原特有种，遗传基因丰富，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宝库。
更重要的是，三江源保护区内不仅分布着众多的湖泊、雪山和冰川，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享有“中华水塔”的美誉，举世瞩目。对这一区域实施积极的自然生态保护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2003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对青海、对青藏高原、对整个中国这都是一件大事。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记录并报道这件大事，以推动这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
就在这一年，从6月23日至8月初，我曾带领一支由十余名记者组成的青海日报采访组深入三江源腹地采访。历经一个多月，行程近万公里，足迹遍及黄南、海南、果洛、玉树四个藏族自治州18个县的山山水水，共采写60余篇深度报道，还配发大量图片。
我们走进一条条河谷，去探访这些母亲河源流。我们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开始，一直到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三条江河在青海境内的主要源流几乎都不曾遗漏。
“千湖之县”黄河源玛多草原，历史上的湖泊数量都在4000个以上，湖泊总面积曾一度达到1700平方公里。而到1999年，已有2000以上个湖泊干涸，湖泊周围已有121条有名字的小河干涸，上千条小河断流。致使黄河从源区开始频频断流，流量持续下降，此前5年间，青海境内黄河来水量减少30%……
玛多曾是畜牧业大县，至20世纪80年代，牲畜存栏头数曾一度超过百万头只，人均收入也曾一度跃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区域内载畜量也早已越过极限，草原已不堪重负。玛多也是三江源区最干旱的区域之一，干旱荒漠化趋势也在此时快速加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两个极点恰好此时在这里重叠，终成大祸，生态灾难开始在域内肆虐。
再以黄河源区达日县为例。全县可利用天然草场1600万亩，当时退化草原的总面积已超过1170万亩，也就是说，除一小部分草原之外，全县草原均已严重退化。像满掌乡60%的草原已沦为黑土滩，一眼望去不见一根牧草。县城四周的山坡上，一片片黑土滩已从山底下的河谷滩地向山顶蔓延，黄河谷地昔日灌草繁茂的景象已荡然无存。
一片片望不到边的黑土滩上到处都是老鼠。黄河源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大片草原沙化，长江源区、黄河源区河谷已有连绵的沙丘，流沙层已经直抵源区干流。野生动物的尸骸随处可见，淘金风潮过后留下的满目疮痍布满一条条河谷……
在长江源区支流雅曲边的一顶帐篷里，牧人文德告诉我们：雅曲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河”。过去这里很美，清清的河水，绿绿的草原，皑皑的雪山，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他们是1966年从治曲（治渠乡）迁到此地的，当时，这里有数不清的野牦牛和藏野驴，野驴粪也特别多，他们这些西迁牧户用野驴粪当燃料，烧了整整两年还没烧完。河水也很大，从没见过断流，雅曲源头的千年冰川一直伸到山脚下。牧草也很高，普遍都在一尺以上。
后来，慢慢地一切都变了。先是野生动物迅速减少。从三年困难时期县上组织打猎队大量捕杀野生动物开始，野生动物就没有安宁过。各级政府、厂矿企业和牧民组织的打猎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在活动。到80年代初，野牦牛在这一带已经绝迹，藏野驴也很难见到了，草场开始退化。
文德说，现在雅曲下游的大片草原已经全部沙化，最好的草场，牧草也只有半尺高了。雅曲从1996年之后连续5年出现断流，现在夏季天旱时，河里已经没有水了。尤其是那雪山已从他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这两年，因为加大了保护力度，一些野生动物又开始出现了，有藏野驴，还有藏羚羊。但已经退化的草原和已经消失的雪山再难恢复如初了……
由此可见，一直到20世纪末，三江源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已经成为举国关注的生态问题，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而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也绝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情，它关乎全流域乃至全中国的生态安危！
忧患一直在。以前在，以后也在。
望着这一幕幕惨烈景象，心就在隐隐作痛。我们是否要重新矫正自己的位置，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功过呢？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人类却在恩将仇报。
全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消耗速度的日益加快，已使地球大伤元气，全球性气候急剧变暖，生态环境整体恶化。
受其影响，原本十分脆弱的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也在急剧恶化。加之，三江源周边地区历史上的贫穷落后，决定了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而不是环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长期受贫困折磨的人受利益的驱使不断涌入三江源，到处乱采滥挖，大肆捕杀野生动物，更加剧了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恶化。
2000年10月，我国正式提出“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人们普遍地认同这样一个观点：青藏高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的战略地位无法替代，它是中国最后一道生态防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制高点和平衡点。
三江源则可以说是这个制高点和平衡点的核心枢纽。可当时的三江源已是伤痕累累。三江源区的巨大冰川已整体后移了上百公里，许许多多的雪山和冰川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仅存的那些雪山和冰川也正在消失，雪线正一天天升向山顶，冰川正一年年融化萎缩。
江源的传说和游牧文化对大自然都充满了终极关怀。这在当今社会不能不说是一种警世情怀。一些曾经存在的美好正在成为回忆，这种回忆中我们所能体会的就是一种痛苦。因为那些失去的东西将永远无法再回来。
2000年8月的一天傍晚，在雅曲河边，江源牧人文德望着雅曲源头云雾缭绕的山野怅然道：“看不到冰川和雪山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
三江源大地昭示的是人类良知精神的堕落和放逐。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源区大野，这里曾经是一片由沼泽、草甸组成的草原，高寒牧草几乎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每一寸土地。而今一片一片的沙丘、沙漠、荒漠正在侵吞着江源。草原正在一天天地退化和沙化，一片片草原不断变成黑土滩、沙砾地，变成荒漠和沙丘。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20年间，整个三江源区的沙漠化面积增加了两倍还多。长江源区干流通天河流域的沙丘已绵延百余里。黄河源区连绵沙丘已逼近河床。玛多县一半以上的草原退化，其中半数在近一二十年间出现严重退化。当时约有3000名牧民因草场退化，在那漫长的干冷季节里不得不四处迁徙漂泊。
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使数不尽的小河溪开始干涸和已经干涸，而它们都是江河的生命之源。我曾很多次望着那些挂在山壁或横亘莽原滩地的干河床，茫然不知所措。那一层层的卵石是否还记得曾经在它们身上涓涓潺潺的那些河溪？如果它们有知，它们又该怎样讲述它们今天的遭遇？那些干枯的河床不仅仅是一道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它们简直就是一道道咒语。
而茫茫四野中随雨水铺天盖地而来的却是滚滚的泥沙。三江源区水土流失日益加剧，黄河源区水土流失面积曾一度达到7.5万平方公里，长江源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则已达10.6万平方公里。这两项之和是三个宁夏的面积。
当时，青海境内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8814万吨，输入长江的泥沙量达1232万吨，输入澜沧江的泥沙量至少也有500万吨。这就相当于每天有3万辆10吨位的大卡车往江河里倾倒泥沙。黄河已从源头开始断流，长江已从源头开始变混变浊，澜沧江源区生态环境也已急剧恶化。江河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三江源的灾难已危及民族大动脉的安全。
所有生命物种和自然环境有机地构成了地球生命共同体。
每一片荒野、每一个物种在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演进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江源是世界上目前仅存的几处大型陆生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栖息地之一，在科学研究、生态平衡乃至人文心理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但是，这些稀有种群曾面临一场浩劫，栖息地曾遭到严重破坏，繁衍无以为继，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许多物种已处于濒危状态。而每一个物种的消亡，就会危及许多其他物种的安全。
生物链的断裂就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从未间断过草原灭鼠，结果，投放到草原上的药物在灭除部分老鼠的同时也灭掉了几乎所有的鼠类天敌，数十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结果，一部分残余的鼠类对药物产生了抗体，结果，又开始大量繁殖，而生物链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大自然似乎已失去了控制鼠类的能力，生态平衡出了问题。
科学家称，草原鼠类原本对生态环境没有太大的破坏力，只是因为人类不当的灭治方法导致了鼠类的过量繁殖。它们自身的生存环境被破坏，它们才以大量繁殖的方式以求种群的延续。
结果，人类背负起一个越来越沉重的灭治包袱，而鼠类却与人类玩起了游戏。它们在地球上的历史远比人类悠久得多，因而与大自然的关系更亲近，有关自然法则它们也远比人类透彻。这就是为什么老鼠越灭越多的缘故。很显然，我们已经灭除了鼠类的天敌。到前些年，曾经反复灭鼠的那些草原上，我们已很难见到鹰、狼、狐等以鼠类为食的禽兽了。
站在冬日的太阳湖畔，望着那只孤独的藏羚羊茫然四顾的样子，悲伤便就在那荒野四处弥漫。无边的白雪已遮盖了大地的伤口和血淋淋的戕残，但却遮盖不住那旷野之上随处可见的尸骸。
太阳湖至卓乃湖一带是藏羚羊集中产仔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集中受害的地方。但是，在每年的某个季节，在这里产仔已是天下皆知的事了，也许第一个人对这一秘密的发现就是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开始。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几年间，至少有4万只藏羚羊从这片莽原之上永远地消失了。这里是它们的家园，早在有人类之前，它们就已是这里的主人了，你能想象它们一只只、一片片纷纷倒毙身亡的情景吗？
人类之所以大肆捕杀这些无辜的生灵，只是想从它们身上获取每只约100克的羊绒，织成“沙图什”披肩，以满足西方贵妇的虚荣和人类对金钱的贪欲。每条“沙图什”背负的便是三四只藏羚羊的生命。
大自然用十几亿年的时间才创造了藏羚羊，人类却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已使其面临灭绝的危险。雪山渐远，冰川渐远，绿色渐远，生灵渐远。
直到现在，青藏高原乃至三江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或扭转，因为全球性气候向坏的干暖化趋势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持续加剧。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积极变化或改善只是局部的变化，而远不是整体。还有一些向好的变化很可能只是暂时的，而非趋势性的长久变化。
青藏高原或三江源因生态极度脆弱，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人为因素干预生态变化的余地十分有限。目前，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保护措施，说到底是尽量减缓生态恶化的趋势，禁绝一切可能会造成生态破坏的人类活动。它的确起到了积极乃至局部向好的作用，但对大自然整体的影响极其微弱。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不就是因为遭到了破坏，生态环境在恶化吗！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加大保护力度？不就是因为生态环境还在持续恶化吗！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青藏高原和三江源，它更为艰难，更是一项长期坚持的事业。也许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会有初步的成效。什么是久久为功，什么是千秋大业？这，就是答案。
是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日益引起国家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设立了自然保护区，随后又成为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紧接着又开始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三江源终于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过去的历史，是历史教育了我们，警醒了我们，记住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如果没有过去大肆破坏的那些历史，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如果我们不提或避开那段历史而讨论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也是不切实际的。
不能因为后来的伟大变革而淡化或者抹掉历史的惨痛教训，否则，可能还会重蹈覆辙。我们得用过往的历史教训时时提醒自己，警示自己，以启示未来。只有这样，正在开创的这个时代才有它的历史意义。
这是一个历史大背景。
国家公园的史册上不能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背景。
两年之后，2005年1月，国务院第29次常务会议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下称《总体规划》），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启动，批准保护区面积为15.23万平方公里。决定投资75亿元，历时8年，通过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支撑三大项目22个子工程，尽快实现三江源生态功能恢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农牧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三大目标。
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伴随着一期工程建设任务的完成，工程区林草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湿地面积有所增加，水土保持功能逐步增强，水源涵养功能显著提升；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整个工程使“中华水塔”的生态战略地位有了新的提升。
从此，三江源生态保护成了国家发展战略。
青海省委省政府确立“生态立省”战略，加强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青海成立省、州（市）、县《总体规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把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作为生态立省战略的核心内容，从上到下全面落实，取消项目区GDP考核，推行绿色绩效考核。
青海先行先试，率先在全国制定了《关于探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确定了11项生态补偿政策，设立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基金，认真落实国家草原奖补政策和公益林补偿政策，使各族群众共享到了生态保护的发展成果。推广应用96项科技成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和完成14项科研课题攻关，其中7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推动了保护工作，提升了科学化水平。
期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下达投资76.5亿元，共完成退牧还草5671万亩、黑土滩治理522.58万亩、鼠害防治8122万亩、退耕还林（草）9.81万亩、封山育林365.1万亩、沙化土地防治66.16万亩、湿地保护108万亩、水土保持440平方公里、灌溉饲草料基地建设5万亩、建设养畜30421户、生态移民55773人，推广新能源30421户，解决了13.3万人饮水困难，完成科研项目14项，培训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5万多人次，完成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确定的重点保护和建设任务。
这是一段光辉的历程。它展示出三江源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新姿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江源区走向生态文明的步伐更加坚定。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整个三江源区水资源量增加82.9亿立方米，主要湖泊净增加760平方公里，相当于增加了130多个西湖的面积，其中扎陵湖和鄂陵湖分别增加了32.8平方公里、74.7平方公里，生态系统涵养水源能力有所提高，水质达到了国家二类以上标准，世人关注的黄河源头“千湖”湿地整体恢复，又显风采。
三江源地区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持续呈稳定趋势，高覆盖度草地以每年23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草地平均产草量每亩增加45公斤，森林面积净增加150平方公里，荒漠面积净减95平方公里，项目区沙化防治点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15%增加到了38.2%，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20%增加到了80%。
三江源水域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水生生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动物栖息环境进一步改善，种群数量逐渐恢复和增长，其中藏羚羊由保护前的不足2万只增加到10万多只。各类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栖息活动范围呈扩大趋势，高原植物种群得到全面保护……
看上去，一切似乎都有明显好转的迹象，都在持续改善。
至少所有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都是令人鼓舞的。因而，我也坚信所有付出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摘自《源启中国》
青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