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第二性》

很难界定《第二性》是什么类别的书，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学和其他心理学理论的痕迹，以及前沿的生殖和生物科学知识，同时也能发现明确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但是无论是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还是哲学，都是作者用以考察女性（无论是采纳还是批判）的手段。作为女性权利的呼吁者和追求者，波伏娃考察女性在各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下的处境的出发点，似乎是想要找出女性作为次要者（或者说他者）的原因。然而基于这一需求，当作者不得不从男性视角出发来分析行为时，似乎不那么直接。进一步说，作者借助来界定两性的行为的心理学工具，虽然是成体系的，也无法直接反驳为错，但对于我而言，权威性和说服力有些削减。

正如作者多次强调的一样，她想要做的工作是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原因，而并不是单纯采纳或糅合精神分析学派的性一元论和马克思的经济一元论。浅显地理解一下，存在主义主张割裂个人与自然、习俗、传统和文化天经地义的必然联系，从而主张个人的自由，以及重构人与人的关系（即主体和客体、异化的问题，这些主张与女性主义的提出确实有不小的关系。波伏娃不接受性一元论的原因是这种理论常常忽视个人的特殊和异化，将行为全部归结为欲望，以及以权威代替价值判断；不接受经济一元论的原因是它无法解释从 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在存在主义看来，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主体个体意识和支配意识的觉醒），进而无法支持又生产关系变换造成女性权利变化的观点。所以有关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应当是作者解释两性差别和关系的核心，至少是很重要的出发点。

作者首先是承认先天的生物学构造差异是造成女性成为“第二性”的客观原因，因为“身体是把握世界的工具”。女性承担的生育责任，以及各种各样的劣势使得她们的生活不如男性那么丰富。换言之，受孕分娩的过程、天生的母性和特有的衰老的过程这些身体的性征造就女性朝着独立性、超越性的反方向发展。很难说造成女性成为广义的“第二性”的原因到底就是这些生物学上的客观因素，还是其他原因。但是作为作者讨论的狭义的“第二性”，本身就包括成为客体（或者用书中的其他说法，比如肉体，无法超越的个体）这一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的原因。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生物学原因和其他（经济学或者心理学）原因一样，只不过是女性成为客体的一个助推罢了。

如前所述，作者同样没有否认经济一元论中经济因素的关键性，但是与生物学因素一样，这些“客观条件”是造成男性和女性在主体与客体、超越与不超越、主导与附属、自然和超自然间分化和异化的原因，从而间接导致女性成为“第二性”。所以论述时，作者并没有排斥精神分析、唯物主义和生理学的一些说法，甚至将这些说法结合起来，但是十分注意这些说法与核心，即主客体的关系。比如，在解说和批判性一元论、经济一元论之后，论及早期游牧和农耕时期女性地位时，作者就考虑到氏族部落财产（包括后代）的公有制特性，考虑到在从事游牧、大规模耕种而非庭园种植活动时女性在身体力量上的劣势；论及工业化后的女性地位时，几乎完全采纳了唯物主义对于女性地位的看法。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作者还论及生育崇拜（早期母系氏族、女性魔力）对于女性被他者化的影响。

波伏娃认为，女性处境改变的进程并不是连续不变的，但是被异化，作为一个没有目标、消极、不扮演任何角色的客体的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现在。女性被他者化的影响借助父权制、宗教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存续。从宗教角度来说，基督教认定肉体的罪恶，而女性作为纯粹的肉体具备了罪恶性；父权制以及资产阶级对于私人财产、血缘和继承的坚守使得女性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此外，女性神话的出现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女性的空虚和边缘化，她们的真实情感和自我意识的隐藏等等。在作者列举的女性神话中，我特别注意到司汤达的女性神话所描述的大胆、冒险、鲁莽的女性，如同男性一样真实，通过冒险实现超越，以及“由女性生发的梦想不会带来更多的狂喜”。

作者一再重申，女性作为纯粹肉体的被动性是基于男性实现超越的需要，包括征服欲和占有欲，而男性对于女性的厌恶出自女性作为客体反映出主体无法从自身察觉的人（或者生命）的丑陋。男性实现超越的前提是将个体外在化，即脱离肉体的局限，追求无限和创造，这样的活动需要女性作为调剂，参照和牺牲。有关于女性被剥夺个体性的例子也包括欧洲的这些存在贯穿从古罗马到近代的高级妓女。自由女性作为脱离依附，具有才能和实现这些才能的手段的个体，地位高于最受尊重的家庭主妇，而女性在家庭中受到尊重则是作为一种代价的交换，并非事实的动摇。这可能解释了（高级）妓女在不同文化和观念中形象的区别，法国文学中从来不缺少她们的身影。让我想到《漂亮朋友》中的那位女性，或者类似于情妇的形象。有关自由女性，这一点对当今的女性问题仍然具有启发。经济自由和独立并不一定带来真正的独立，除了传统（例如父权制和私有制以及各种习俗）的延续之外，女性神话、女性的非真实性依然是通往平等之路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