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Mary Wollstonecraft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政论家、哲学家、作家与思想家，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

女性并不愚蠢——受教育权

《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在《女权辩护》一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女性应该受到理性教育，以给予她们向社会作出贡献的机会。在18世纪，无论是教育哲学家还是行为手册（英语：conduct book）的作者，都认为女性不具备理性或抽象的思维。他们认为女性太易受到感性的影响，并太难达致清晰的思维。

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的主要论点建基于这样的一个简单原理，即如果女性没有通过教育作好成为男性伴侣的准备时，她的知识与美德便会停止进步；真理必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当一个社会缺乏受过教育的女性时，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退化：这主要是因为年幼子女启蒙教师的这一社会角色大都由母亲担任。她将未受教育女性的问题归因于男性，是“一套错误的教育体系；而这套错误的教育体系，来源于一些讨论教育问题的书籍，这些书籍的著述者们与其说是把女性当作人来看待，还不如说是当作女人来看待更准确些”。女性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只有当男性拒绝为她们提供教育，并鼓励她们轻薄时（沃斯通克拉夫特将愚蠢的女性称作是“哈巴狗”和“玩具”），她们才会看上去不具备此种能力。

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们也经常会提到她的生活与作品。

无论是高贵还是贫贱的女性，其职业选择的范围都被压缩得十分狭小——在《女教论》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会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运”（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玛丽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对她而言，在辞去担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师工作后，她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事实上，这一选择十分大胆，因为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

卢梭等男性——敌人

法国大革命与《人权辩护》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政治从不感兴趣的玛丽，被革命的思想和它引起的改良所鼓舞，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开始相信人性的改善并非天方夜谭。普莱斯发表布道，热情赞扬法国大革命，向英国人民鼓吹他们也有权力赶走坏国王。埃德蒙·伯克对此深感恐慌，写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拥护君主专制的世袭权。伯克的保守、反动，以及对普莱斯的攻击令玛丽大为不满，她很快写出《人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予以坚决回击。这本书令她一夜成名。

婚姻的依附关系与女权

1792年玛丽出版了她最重要的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1792）。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抨击了把妇女保持在“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中的教育限制，把婚姻描绘为“合法的卖淫”，尤其反感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认为男人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是一体的和同一的，要获得社会平等，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更要革除君主专制。这些观念激起了广泛争议，它们不仅在当时的环境中是相当革命极其前卫的，甚至令其同路人也大为震惊，即使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也称得上惊世骇俗。

敢为人先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其代表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为“英美女权主义历史上的奠基之作”。该书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本呼吁女性行为改革、唤起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巨著。

后继有人

她的女权主义理论深深影响了包括埃玛·戈尔德曼（Enema Goldman，1869—1940）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内的后世作家，以及诸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与凯特·米利特（Kale Millett，1934—2017）等当代思想家，奠定了女权主义的论辩传统与理论基础。

敲骨吸髓的丈夫与死后骂名

1798年1月，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威廉姆·葛得汉的《女权辩护作者传》追忆了她反传统的一生，这也是对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最早的批评研究。不幸的是该文不仅没有提升她的声誉，反而令她身后的一个多世纪声名狼藉。许多读者为书中的内容感到震惊：她不受婚姻制度束缚的爱恋、她的私生女、她曾经自杀的企图和传统信仰的丧失等。尽管《女权辩护》在1844年曾被再次发行，却影响甚微。之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不再被印刷，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她的第二部传记出版。研究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学者维吉尼亚·萨皮罗（Virginia Sapiro）指出在十九世纪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书几乎无人问津，因为攻击她的评论家或是暗示或是直接声称“只有不自重的女人才会读她的书”。

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骚塞谴责戈德温“享受着把他死去的妻子剥个精光的快感”；另外，还出现了《去势的女性》（The Unsex'd Females）这样的恶意讽刺的作品。

在戈德温的回忆录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描述成一个深陷感性之中而需要用他的理性来平衡的人；此外，与她个人的作品相比，戈德温还夸大了她在宗教上的怀疑主义。

戈德温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对她的看法，在当时的一些诗作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同情她的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曾作诗：你的一生都命运坎坷/从女儿、姐姐、母亲、朋友到妻子/坎坷的命运陪伴你至死亡呵/再让戈德温这铁石心肠的人来哀悼你。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声誉被丈夫的一本回忆录毁坏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因她对妇女平等权益的倡导和她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批判，才逐渐受到评论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