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2-2）：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我们在讲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耶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63]，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也谈了《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64]第9-10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把“经济主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论，而弗·伊-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原注12］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原注12］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65]）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原注13］，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 ［原注14］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原注13］ 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Н.Н.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

 

［原注14］ 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 [66]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原注15］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歧［原注16］是很有用处的。

 

［原注15］ 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

 

［原注16］ 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所以要特别坚持让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所以要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以自己的“民主主义”相标榜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67]，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68]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69]：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用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原注17］，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原注17］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70]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策略-过程，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71]）。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72]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原注18］。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原注18］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63] 非正式会议是指“老年派”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创建人列宁、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等同斗争协会新成员的代表一起于1897年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在彼得堡斯·伊·拉德琴柯和马尔托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议。当时俄国当局允许协会的老成员在赴西伯利亚流放地之前在彼得堡停留三天处理私事，非正式会议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举行的。会上，“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是，曾于1893-1895年参加“老年派”小组的阿·亚·雅库波娃，坚持刚刚产生的经济主义的观点，而“青年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却支持列宁等“老年派”。列宁后来在康·米·塔赫塔廖夫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上加的按语中说：“可见，我的划分的不准确之处就在于，有一个’青年派’分子维护’老年派’，有一个’老年派’分子维护’青年派’。”此信和按语载于1903年5月15日《火星报》第40号。——321。

 

[64] 《〈工作者〉小报》(《Листок《Работник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的附刊，1896年至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期。第1-8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成员转向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继续编辑联合会的出版物。《〈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1898年11月出版。——321。

 

[65] 指俄国沙皇政府的警察。——322。

 

[66] 瓦·沃·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他为陈腐的民粹派思想辩护，到90年代堕落成为否定群众政治斗争的反动分子。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经济派，他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放在次要地位，向工人阶级宣扬原始的狭隘的斗争方法和渺小的斗争目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反动作用。——323。

 

[67] 《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

 

[68] 《工业事业》第10期。

 

[69] 《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

指1901年11月2-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1888年的海因菲尔德纲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主要起草者是维·阿德勒。党纲草案于1901年8月公布。党内对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性意见，主要是指责它向伯恩施坦主义让步。卡·考茨基在1901年10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文章：《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考茨基把党纲的新旧条文加以对照，主张保留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原则部分，因为它比较充分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历史发展总过程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阿德勒不同意考茨基的建议。后来这个党纲草案经过维也纳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稍加修改后通过。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费·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25、461、511、699、709。

 

[70] 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1年6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赫·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10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民族自由党。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3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派。进步党仇视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它的主要敌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活动。——327。

 

[71] 指1899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一书和载于1899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第14卷的彼·伯·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文以及他为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两本书写的书评。普罗柯波维奇在书中企图证明德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缺少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的条件。司徒卢威在文章中企图驳倒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证明社会矛盾越来越不尖锐，否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328。

 

[72]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1897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328、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