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对话黄智贤：您所不知道的“归骨唐山”

（本文根据司马南老师视频节目整理，内容有删改）

我们请来了一个重要的客人。

我曾经在文章中介绍过这个女子，她就是互联网上是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在当今社会发展飞快，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出现这样一个女中豪杰，在如今的社会是不多见的。

她生活在中国的台湾省，近年来有一段时间到中国大陆。她走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了解民情，观察社会。因此她对两岸的制度，对于祖国统一的必要性都有深入的了解。她的很多阐述，很多思想被很多网友朋友认可。她就是黄智贤女士。

黄智贤女士的很多文章我都特别喜欢看，她行文和很多人不同。我们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排列。她是一句，一个段，即一句一段，在一大堆的文字中，这样的排列方式就显得眉清目秀，一目了然。

作为一个女性政论家，黄智贤女士条理之清楚，逻辑之严密，一刀就扎到对方的咽喉部位，十分犀利。那种怼死对方的劲头，看起来非常解气。

黄智贤：创作文章，人物事件是第一，之后是道理。事情讲清楚，再来讲道理。不喜欢讲道理，就来讲感情。感情倘若也不听，那你的利益是什么？我的刀就捅过去了。这很简单，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此外，我觉得我的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我的家父是医生。台湾经历过日本的统治，有殖民历史被异族统治的地区其实有不同的层次。

台湾人在一段时间也要学日语。当时台湾人去的学校跟日本人的学校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在台湾官员的子弟，跟被日本人提拔出来的高级台湾人的子弟，可以去好的学校。而其余的台湾孩子只能去比较差的学校。

比如说李登辉、柯文哲，其祖父还是日本人的走狗。

司马南：柯文哲的祖父竟是日本人的走狗。

黄智贤：对，所以他们都改了日本姓。比如柯文哲改为青山文哲。改名不是随时可以改，要提出申请，审阅评分你是不是效忠日本人。并且批准改名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换祖宗。

台湾人家里都有祖先排位。明朝、清朝时期从闽南、广东地区移民到台湾的人，很多是客家人、闽南人、泉州人、漳州人。他们过世时有个习俗，下葬若干年后把坟打开，把骨头捡出来，未来想归还大陆。这是捡骨，敛骨还土，归葬宗族，落叶归根。这个习俗已经流传几百年了。

而被日本人批准做日语家庭的人要换祖先。要在固定日期把祖先的祖宗牌位拿出去，烧祖先排位，之后迎日本人的祖先进来。

当时柯文哲的祖父在新竹的一个学校里面做督学，也就是帮日本人来控制台湾人的思想。

司马南：意识形态官。

黄智贤：台湾人管这种人叫“三脚仔”。台湾人上百年对日本人的评价是有礼无体，表面礼貌，实际上没有人性，像畜生一样不体面。日本人是禽兽，禽兽四条腿。而三脚仔就是两条腿的人不做，想做四条腿的畜生。而为什么是三只脚呢？因为你不可能真正变成禽兽，因为日本人不会把你当成真正的日本人。

这种人是日本人从台湾里面捞出来的台奸，汉奸。日本人把其提为高级台湾人。他们改为日本姓，学日语，效忠日本，做汉奸，把自己的祖先排位拿去丢掉。

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600万台湾人大概有百分之二的人改为日本姓。人数不多，其一是因为要筛选，其二要换祖先。很多台湾人也想荣华富贵，也想往上爬，但都过不了换祖先牌位这关。

大部分的人还是想做顺民。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一般台湾人吃不饱的，不过巴结日本人，可以全家吃个饱饭，可以有好的工作。尽管这样，日本人只让少数台湾人念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只有5％的人认得字，其余95%的人是文盲。而5%认得字的人，大部分只是认得一些浅显的日本字，极少数的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够念大学。

台湾人上大学时只有两个科系可以读，一个是学农。台湾物产丰富，可以种甘蔗，种米。另一个是学医。毕竟日本人到台湾也会生病，台湾人学医可以做日本人的奴隶。台湾人不能学文，日本人怕台湾人读了历史，读了中文，进而产生爱国心。也不能够学机械，不然学会做武器会对日本产生威胁。

台湾物产丰富，在清朝的时候非常有钱。台湾人种甘蔗，种了甘蔗可以榨糖，卖到唐山，所以当时台湾人非常有钱。

司马南：唐山是哪里？

黄智贤：我们台湾人称大陆为唐山。过世后，要捡骨、敛骨。我们称之为“归骨唐山”，我们渴望有一天能把骨头葬回大陆。这个习俗，我们一直保留到今天，婚丧喜庆的很多习俗都沿袭了明清时期大陆的传统。你可以说是繁文缛节，但这就是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回眸，每一杯茶都有深意。

当时的台湾人，只能学医跟学农。那时最聪明最优秀的人都学医，也只能学医。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会是全世界医生地位最高的地方。台湾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是台大医科。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的父亲是台大医科，所以他很希望我读医。但是我最想读中文系，我高中念台湾最好的高中北女，一进去就开始搞文学。可惜父亲一定要我学医。

我在台湾有7年的打工经验，当过“的姐”，开过计程车，油漆工，端过各种各样的盘子，日本料理店，中国料理店，牛排馆，各种各样的店铺都去过。

司马南：这些经历对你今天做政治评论员大有好处，了解知识，了解社会。

黄智贤：我清晨3点钟起床，骑脚车送报纸。我知道社会的底层是什么境遇，知道了经济对人的影响。你知道挣扎求生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被歧视、被践踏是什么感觉。

司马南：所以您的正义感和这种社会底层的经历有关系吗？

黄智贤：不一定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常常希望我不要有正义感，因为正义感妨碍赚钱。

司马南：但是喜欢你的大陆读者，皆是因为你的正义感与你掩盖不住的爱国的情感。

黄智贤：对，你知道正义感是很妨碍赚钱的，因为越有正义感，越有理想，越有良心的人，其实挣不了很多钱。很多钱是没办法赚的。所以你很清楚，也看着钱在流动，但是你有正义感，就想斩断不义之财。

后来我去美国读书，我父亲看不下去，也资助了我一些钱。去美国读大学后，我的求学经历跟大部分的台湾人便不一样了。我在美国辗转了纽约与加州，当时念书，更重要的是打工。我在纽约被移民局查，毕竟学生签证打工是非法的。但又怎么可能不打工？

在纽约坐地铁的时候我有被非洲裔的小孩抢东西，抢包包的经历。他跑我追，包里面没有钱，只有书，而书很贵。

到后来包被丢下来，我捡回来我的书。不会有人帮你的，大家都吓半死，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美国治安很差。

有一次我坐地铁回去，刚出站被一个黑人按到地上，我整个人在地上挣扎。这时我听到枪声，后来我知道是枪战。大概过了一两分钟，枪战结束以后，大家又爬起来正常的行走。

后来我到加州，花500美金买一个十几手的车子，打工赚小费。心情不好，想家的时候我就开车到海边，海的另一头就是台湾。乡愁，化为具象就是美食。有时我半夜想吃家乡的东西，就会半夜起来哭。

我想把英文学好，因为我小时候中文很好。我从唐诗三百首开始背，读了很多中国的经典，《红楼梦》我读了100多遍。

司马南：这对你长大后的政治评论员的生涯大有裨益，至少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功底。

黄智贤：我到美国时年纪比较大，不是十八九岁的小孩了。我有了一定自制力，不会碰毒品，那时美国的毒品已经泛滥了，现在更不用讲，许多毒品在美国都已经合法了。那时我驾驶我五百块（美金）的车子，跑了很多地方，我还转卖二手车，这些经历让我了解了美国社会的组成，也进入了他们的思维逻辑。我曾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不读中文，用这样的方式训练自己的英文。

责任编辑｜胡言 王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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