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为何军事政变频繁
导言
当地时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RSF）爆发武装冲突，这是自2019年以来苏丹发生的第4次政变。与以往苏丹军方推翻文官统治有所不同，此次政变更像是两支武装力量的内斗。尽管如此，苏丹为何军事政变频发？
正文
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多次发生军事政变。频发的军事政变是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俗相结合的产物。半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奠定了苏丹发展基础，经济上种植单一农作物，造成中心与边缘、南方与北方对立；政治上引进议会民主制，但不符合苏丹实际，既没有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也对南北问题无能为力。
社会状况恶化往往导致军事政变，而军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巴希尔执政时期，苏丹一度出现以石油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化。然而，随着政治伊斯兰破产，经济状况恶化，民众力量壮大及军方立场转变，巴希尔总统最终因军事政变下台。
苏丹军事政变的内在机理源于发展与统一的双重难题，国家能力不足，社会力量政治化，以及伊斯兰教强烈的政治参与性。直到今天，苏丹仍在探索适合本国的政治模式与发展道路。
1956年1月1日，苏丹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为主权独立国家。然而，苏丹政治发展进程较为曲折，曾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其中5次成功。由于军事政变是非洲政治的普遍现象，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
目前，针对非洲军事政变，学界主要关注政变原因、战略逻辑、动机与制约因素，还有学者应用统计方法对非洲军事政变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军事政变主要是由文官与军事精英之间的竞争所致。作为军事政变频发的代表性非洲国家，苏丹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重在分析该国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剖析苏丹军事政变的内在机理。
01：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
1881年，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但在1898年被英国镇压，次年英埃共管协定签署，苏丹成为事实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在苏丹推行南北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政治上保护传统势力，打击新兴力量；经济上重北轻南，重农轻工。英国殖民统治直接影响了苏丹的政治生态，成为该国独立后军事政变频发的历史根源。
——宗教政党的诞生——
特殊的宗教影响与英国的殖民保护使苏丹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突出。英国在苏丹实行间接统治，扶持当地宗教领袖和部落领导人。1935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Muhammad Ahmad Mahdi）之子、安萨尔派（新马赫迪派）领袖赛义德·阿卜德·拉赫曼（Sayyid Abd al-Rahman）便拥有约15000英亩的土地，其中4000~5000英亩用于种植棉花，每年获利2万-3万苏丹镑。哈特米教团领袖赛义德· 阿里· 米尔加尼（Sayyid Ali al-Mirghani）在红海省与北方省占有大片耕地。作为当时苏丹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宗教领袖们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还得到殖民当局的政治保护，因而拉赫曼与米尔加尼能够在苏丹政治中迅速崭露头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席卷亚非拉地区，苏丹也诞生了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等党派。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的主要支持者是苏丹宗教团体，其中乌玛党得到安萨尔派的支持，民族联合党的支持者则是哈特米教团、萨曼尼教团和卡迪里教团等规模较小的苏菲教团。乌玛党与民族联合党均带有强烈的宗教烙印，并一直在苏丹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与边缘的对立——
英国的殖民利益决定了苏丹经济的发展方向，但造成苏丹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由于苏丹的气候及土壤特别适合种植长绒棉，英国殖民当局便在苏丹大力发展棉花产业。苏丹棉花产业集中在该国北部地区，包括喀土穆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喀土穆南部的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地区、科尔多凡（Kordofan）中部和卡萨拉省（Kassala）南部。这种产业结构导致苏丹南北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北部成为中心地区，南部则是边缘地区。独立后，苏丹沿袭了殖民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即经济结构上继续种植单一农作物棉花，地区发展上继承中心—边缘模式。这种策略导致苏丹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被忽略，引发南方人民的不满与反抗，直到1972年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南方地区才迎来发展机会，此时距苏丹独立已经过去了16年。然而，苏丹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例如达尔富尔一直是苏丹最落后的地区，东部地区同样徘徊在苏丹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
——议会民主制的引进——
英国殖民者将议会民主制引入苏丹后，由于宗教势力在殖民时期和独立进程中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乌玛党、民族联合党等宗教政党的迅速崛起，宗教势力是苏丹议会政治的主导者。与此相对，苏丹世俗民族主义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单独完成民族解放的重任，因而只能同宗教势力联合。1937年，苏丹知识界发起成立了“毕业生大会”（the Graduates’General Congress），并成为苏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之一。但是，该组织力量较弱，其领导人伊斯梅尔·阿扎里（Ismail Azhari）选择与宗教领袖结盟。1943年，阿扎里发起成立兄弟党，后与米尔加尼结盟，合并组建了民族联合党。1953年，英国殖民当局设立自治议会，民族联合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苏丹成立了以阿扎里为首的民族自治政府。1955年12月，苏丹自治议会通过独立决议。1956年1月1日，苏丹共和国正式独立。民族联合党的事例表明，“伊斯兰与民族主义合作催生了苏丹民族国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宗教政党成为左右苏丹政局的主要力量。1956—2019年，苏丹政治体制出现议会制与军政府反复交替的局面。每当议会制无法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时，便会发生军事政变。每当军政府令国家陷入经济社会重大危机时，民众反抗军政府的力量就会壮大，而文官政府也无法彻底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军事政变则再次发生。因此，梳理军事政变的历史演进有助于探究苏丹军事政变的内在机理。
02：苏丹军事政变的历史演进
1958年，阿布德将军发动了苏丹现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继阿布德将军之后，尼迈里上校、达哈卜将军、巴希尔准将及伊本·奥夫（Ibn Auf）将军也先后发动军事政变。纵观苏丹独立后的政治进程，可以发现军人执政时间远远超过文官执政时间。议会制时期，苏丹政局动荡，政府短命，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异常激烈。反倒是在军政府时期，苏丹经济有所发展，先后出现两次工业化，南方问题曾经得到解决。巴希尔执政时期，虽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南方问题，却以南北分离为代价。多重问题相互叠加，导致巴希尔被政变推翻下台。
——阿布德与军事政变——
1956—1958年，苏丹政治局势较为动荡，引发军事政变。独立后，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是苏丹议会的主导力量，但两党竞争激烈，导致国家建设无法走上正轨。1956年7月，乌玛党与人民民主党联合起来迫使阿扎里总理辞职，乌玛党主要领导人阿卜杜拉·哈利勒（Abdallah Khalil）出任联合政府总理。针对是否接受美国援助问题，哈利勒政府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其中乌玛党主张接受援助，而人民民主党则坚决反对。阿扎里领导的民族联合党跃跃欲试，试图借此机会重返政坛。面对国内糟糕的政治状况，苏丹军方开始介入。1958年11月17日，陆军司令易卜拉欣·阿布德（Ibrahim Abboud）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阿布德政变不仅是苏丹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也是非洲大陆第一次军事政变。但此次军事政变的策划者却是哈利勒总理，他在政变发生后表示：“经验告诉我，我们这个国家还不能实行民主。因而我决定，在顾问们的建议下，将国家的统治权交给军队。”
阿布德政变是由文官与军方结盟抛弃传统宗教政党的一种尝试，并试图以此重建苏丹政治。然而，策划政变的哈利勒却被抛弃，军方组建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对此，宗教政党采取合作态度，安萨尔派领袖拉赫曼立刻转变立场，支持军人政权；哈特米教团紧随其后，直接加入军政府。可以说，阿布德军政府是由军方与传统宗教政党联合领导，他们拒绝承认南方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具有独特性，并在南方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导致南北矛盾进一步加深。1963年，南方第一个武装组织阿尼亚尼亚（Anya-Nya）成立，该组织的目标是解放苏丹南方，使其摆脱阿拉伯裔苏丹人的统治，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非洲主权国家。
苏丹军政府无意推动激进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但是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西德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鲁赛里斯大坝建设项目。然而，政策失误、腐败盛行、缺乏财政问责制度以及军队无节制开支使苏丹经济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一支伊斯兰力量正在苏丹社会悄然崛起。1964年，伊斯兰宪章阵线（Islamic Charter Front）成立，由喀土穆大学法学院院长哈桑·图拉比（Hasan al-Turabi）领导。1964年10月21日，在喀土穆大学法学院举行的政治讨论会上，图拉比发表了主旨演讲，随后大学生上街游行，安全部队开枪导致3名学生死亡。该事件引起民众愤怒，工会、各专业协会相继参与罢工。从此以后，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力量在苏丹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在25年后最终掌握政权，带领苏丹走上全面伊斯兰之路。
——尼迈里与军事政变——
1964年10月，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导致军政府垮台，苏丹由此重建议会政治（1964—1969）。与此前相似，国家政治生活充斥着意识形态分歧、宗教纷争、种族差异、教派斗争和地区矛盾。总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哈古卜（Muhammad Ahmad Mahgoub）和总统阿扎里之间的个人恩怨导致联合政府出现危机。这种状况使政府瘫痪，犹如江河中没有航向的小船。但苏丹政治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以苏丹共产党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逐渐崛起。
1969年5月25日，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Gaafar Mohamed Nimeiri ）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自由军官组织由一群思想激进的年轻军官组成，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解放苏丹人民，从而使其免受传统当权派的统治。
尼迈里军政府的诞生是苏丹社会力量变化的结果，尤其是左翼力量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壮大。在执政前期，尼迈里依靠苏丹共产党，致力于消除传统宗教的政治影响。1970年，安萨尔派遭到尼迈里镇压。同年7月，哈特米教团所属土地被收归国有。1971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苏丹共产党发动政变，但是随后被镇压。当左翼力量不再是可靠盟友，并且统治基础也摇摇欲坠时，传统宗教政党再次显现出巨大威力。1977年，尼迈里总统与乌玛党领导人萨迪克·马赫迪（Sadiq Mahid）实现和解，传统宗教政党再次加入军政府。
197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签订，苏丹第一次南北内战宣告结束。尼迈里总统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经济上，尼迈里政府推行纳赛尔社会主义，在棉纺、制糖等产业开展国有化运动，新建纺织、水泥和化肥等工厂。苏丹还得到沙特、科威特、美国、中国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各项援助，促使本国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然而到70年代后期，苏丹财政赤字严重，政府债务倍增。
1983年，苏丹第二次南北内战爆发，并且非常惨烈，每天高达数千万苏丹镑的战争费用使国家经济雪上加霜。1983年9月，尼迈里总统宣布在全国实施伊斯兰法，经济领域也不例外。伊斯兰法不仅将税收制度改为天课，导致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还对银行进行伊斯兰化改造，取消存贷款利息，致使外国银行纷纷撤资，形势更加恶化。与此同时，苏丹工农业产值下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1984年，苏丹外债高达90多亿美元，到期债务17.4亿美元，国家无力偿还。
糟糕的经济状况引发学生、工人及行业组织的罢工，尼迈里军政府面临巨大挑战。1985年4月，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斯瓦尔·达哈卜（Abdel Rahman Swar al-Dahab）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终结了尼迈里16年的统治。随后，达哈卜组建过渡军事委员会，并于次年将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
——巴希尔与军事政变——
1986年，苏丹举行议会选举，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成为议会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之后，三大政党围绕“九月法令”及拟定宪法问题争论不休，同时苏丹政府军在南方战场非常被动。内外交困之际，伊斯兰民族阵线支持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准将夺取政权，这次军事政变也标志着苏丹进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代。
第一，苏丹政府无力解决南方问题。苏丹南方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1955年英国人撤出苏丹时，将南北苏丹合并为一个国家，此举遭到南方反对和抗议，引发第一次苏丹内战。此后，无论是文官政府还是军政府，北方领导人始终强调阿拉伯主义认同，否认南方文化的独特性，导致南方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972年南北双方达成《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结束了第一次内战。但是，1983年伊斯兰法的实施引发了第二次南北内战，严重制约了国家发展进程。
1987年初，苏丹财政部长指出，战争消耗了大部分财政预算，只要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平衡预算和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民主联合党领导人米尔加尼则表示：“战争正在消耗苏丹的资源、生命及财富。”
自1983年成立以来，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在约翰·加朗（John Garang）领导下发展迅速，并组建了苏丹人民解放军。1988年7月，苏丹人民解放军发动代号为“闪亮之星”的军事行动。在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托里特（Torit）、博尔（Bor）、卡波埃塔（Kaporta）、尼穆莱（Nimule）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1989年2月，由于苏丹政府军士气低落，国防部长向马赫迪总理递交辞呈。与此同时，300名高级军官联合向马赫迪发出军事通牒，提出要么为军队提供装备以继续作战，要么接受民主联合党与苏丹人民解放军于1988年达成的和平协议。马赫迪领导的联合政府左右为难，伊斯兰法和南方问题也成为联合政府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第二，伊斯兰民族阵线（Islamic National Front）崛起。自独立以来，苏丹尝试了各种发展道路，各类意识形态也随之粉墨登场。苏菲派伊斯兰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均没有解决苏丹发展与统一问题，这为正统伊斯兰教留下了较大空间。
1954年，伊斯兰民族阵线的前身苏丹穆斯林兄弟会成立，该组织早期受埃及影响较大，其成员多为受过教育的苏丹青年。1964年，图拉比成为该组织领导人，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兰宪章阵线，后来又于1985年成立了伊斯兰民族阵线。图拉比主张开放包容的组织结构，主要吸纳学生、妇女、工人与军人成员。此外，伊斯兰民族阵线还建立了强大的金融机构，培养了善于沟通的优秀干部，这些举措使伊斯兰民族阵线在苏丹迅速获势，并成为苏丹议会的第三大政党。
伊斯兰民族阵线不同于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前者遵循逊尼派教义，后者分别得到安萨尔派和哈特米教团的支持，而这两大教团均属于苏菲派。对此，马赫迪表示，“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教是按照传统方式来考虑的……而我们是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模式。穆斯林兄弟会遵循逊尼派思想，它受四大教法学派的制约……我们是在苏丹本国发展起来的，将在伊斯兰教的复兴中发挥领导作用。”图拉比认为，伊斯兰教是解决苏丹问题的灵丹妙药，要利用伊斯兰教来促进发展，为了发动人民，就需要宗教。
第三，军队伊斯兰力量壮大。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力量对苏丹军方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苏丹军方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和左翼力量主导的反伊斯兰机构，因此对军人较为排斥。20世纪50—60年代， 苏丹军方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影响较大，而伊斯兰力量则相对有限。随着尼迈里总统与宗教势力和解并实施伊斯兰法，伊斯兰宪章阵线势力大增，而且致力于在军队中发展成员。20世纪70年代初，苏丹共产党遭到镇压，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削弱了共产主义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对苏丹军方的影响，这为伊斯兰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
伊斯兰宪章阵线抓住机会向军队渗透，在军队内部培育势力。该组织引导高中生报考军事院校，向军中派遣大量新兵，这种做法不会引起军方情报机构的注意，因为情报机构更关注高级军官。1983年，苏丹政府颁布伊斯兰法，为伊斯兰民族阵线壮大军中力量提供了良机。随着伊斯兰法的实施，苏丹军营建立了几百个小清真寺，所有中高级军官被要求到喀土穆非洲伊斯兰中心（African Islamic Center）学习伊斯兰课程，该中心由伊斯兰民族阵线建立、支持和维护。
此外，通过为军官在费萨尔伊斯兰银行开设个人账户，伊斯兰民族阵线不仅获得军官支持，还能掌握军官个人情况。因此，巴希尔军事政变实质上是由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联合军队伊斯兰力量进行的一次夺权行动，也是图拉比在苏丹进行伊斯兰实验的开始。
——2019年军事政变——
巴希尔是苏丹独立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但也受到军事政变的考验。2018年12月18日，苏丹北部阿特巴拉工业学校（Atbara Industrial School）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面包价格上涨三倍，市场劳工和其他学生也纷纷加入。民众抗议活动从阿特巴拉蔓延至东古拉（Dongola）、加达里夫（Gedaref）、努胡德（Nuhud）及首都喀土穆。2019年2月，巴希尔下令对抗议民众进行镇压。4月11日，苏丹副总统兼国防部长伊本·奥夫发动军事政变，执政30年的巴希尔总统黯然离场。此次军事政变的根源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伊斯兰破产。政治伊斯兰，也被称为“原教旨主义”或“伊斯兰主义”，它企图以宗教神圣性、真主超越性否定现行政治体制的世俗性与合法性。苏丹政治伊斯兰以图拉比思想为指导，涉及政治、宗教和社会等方面。巴希尔夺权成功后，推动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吉哈德化”，将南北内战上升为宗教战争。
此外，因为苏丹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与多国交恶。
图拉比思想兼具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特征，但其伊斯兰实验则让苏丹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图拉比伊斯兰实验旨在引领苏丹走上改革复兴之路，建立伊斯兰秩序，但实际情况却是内战更加激化，国家更为贫困，国际生存环境更为恶劣。1993年，美国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随后联合国也对苏丹进行经济制裁。苏丹政治伊斯兰破产，导致巴希尔政府与图拉比分道扬镳。1999年，苏丹伊斯兰阵营发生“斋月决裂”，图拉比另外组建人民全国大会党（Popular Congress Party），并成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试图对抗执政党国家大会党（National Congress Party）。尽管巴希尔与图拉比不再结盟，但其意识形态基础仍然是政治伊斯兰，因此巴希尔政府无法解决政治伊斯兰面临的发展困境。一位阿拉伯学者曾指出，巴希尔政权执政30年，最大贡献在于用事实证明了政治伊斯兰不是“拯救阿拉伯世界的灵丹妙药”。
第二，经济状况恶化。独立后，苏丹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与落后的社会面貌没有改变。尼迈里曾开展第一次工业化尝试，但未能达到理想效果。巴希尔基于石油和冶炼开启第二次工业化，其影响远超尼迈里主导的第一次工业化。石油成为苏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经济增长动力，进而改变了苏丹经济结构，使苏丹不再依赖农产品出口。1998—2010年苏丹经济增长达到6.4%，同期人均国民收入也从931美元提高到1361美元。巨额的石油收入为巴希尔政权提供了强大支持。
20世纪末，巴希尔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面包、汽油及电力进行补贴。但由于南苏丹独立，苏丹丧失了近75%的石油产地、75%的外汇收入和45%的财政收入，每月政府预算减少了3000万美元，物价上涨40%，货币贬值60%。经济波动直接引发2012—2013年的民众抗议活动。2012年6月，苏丹政府颁布提高油价、取消燃料补贴等财政紧缩措施，引发新一轮的政治动荡。
喀土穆大学生抗议物价高涨活动升级为暴乱，大学生甚至喊出了“我们渴望低物价”和“我们要推翻政府”的口号。此次事件后，危机根源仍然没有解决，苏丹经济濒临崩溃，食品短缺，燃料不足。2017年，美国解除制裁后，苏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实行休克疗法。然而，休克疗法使苏丹2018年的经济形势更为动荡，政府减少或取消了燃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物价急剧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68%。最终，生活艰难迫使民众走上街头。
第三，民众力量壮大。以苏丹专业人士协会（Sudanes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简称SPA）为代表的民众力量逐渐壮大，是推动巴希尔政权倒台的重要因素之一。该协会成立于2016年，最初由教师协会、医师协会和民主律师协会构成，后来记者协会等也加入其中，使该组织的会员单位增至25个。作为抗议巴希尔政权的领导者与策划者，苏丹专业人士协会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帮助其成为政治斗争的核心力量，而巴希尔则将其称为“鬼营”。
为有效团结群众、开展抗议活动，苏丹专业人士协会专门设计了“下台，够了！”“苏丹专业人士协会代表我”等宣传口号。他们团结广大妇女和流动人口，主张社会正义，聚焦边缘地区人们的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丹专业人士协会领导的抗议活动超出喀土穆等大城市，向周边地区延伸，即从边远城镇及省会的罢工游行一直波及苏丹港的码头工人。2019年1月1日，苏丹专业人士协会与苏丹三大反对派——国家一致力量（National Consensus Forces）、苏丹号召（Sudan Call）及工会主义者集会（Unionist Gathering）组成“自由与变革联盟”，发布“自由与变革宣言”，开展旨在推翻巴希尔政权的各种活动，包括发动民众在军部大楼前静坐，这些活动壮大了反巴希尔力量。
民众强大的抗议浪潮，促使副总统兼国防部长伊本·奥夫发动军事政变。巴希尔倒台后，苏丹军方建立了军事委员会，自由与变革联盟则要求文官参与。联盟领导人之一奥马尔·迪嘎尔（Omar al-Degier）声称：“我们会继续静坐，直至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作为国防部长和巴希尔助手，伊本·奥夫的身份不受欢迎，在发动完政变后被迫辞职，陆军中将阿卜德·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将军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四，军方立场转变。自2018年12月起，苏丹专业人士协会联合苏丹大会党和乌玛党等政治团体，并利用社交媒体将几百万年轻人发动起来，形成了反对巴希尔的强大浪潮。但是，巴希尔政权垮台的关键在于军方立场的转变，苏丹部分高级将领和普通官兵从支持巴希尔转向中立，甚至部分人士认同民众抗议的正当性，加入抗议活动并与忠于巴希尔的情报机关及其个人扶持的准军事组织交火。2019年2月，青年军官们拒绝使用暴力对付抗议民众，穆哈默德·斯迪克·伊卜希姆（Mohamed Sidiq Ibrahim）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他因此被称为人民英雄。亨廷顿认为：“暴动和示威是学生和有关中产阶级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共同形式。这种运动通常只有将局势弄到极端恶化，迫使军人不得不起来反对政府时，才能使政府垮台。”巴希尔以军事政变的方式上台，但随着政治绩效与合法性丧失，最终也以遭受军事政变的方式结束统治。
03：苏丹军事政变的内在机理
梳理苏丹历次军事政变，可以发现相似的现象，即经济状况恶化，民众生活艰难被迫走上街头抗议，社会出现重大危机，继而爆发军事政变。因此，苏丹军事政变反复出现的原因是国家能力不足，政府无力解决经济发展与国家统一问题，并且缺乏合理有效的政治调节机制，导致各种社会力量普遍政治化。当然，传统宗教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可小觑。
——发展与统一的双重难题——
对于后殖民国家而言，发展是第一要务。独立后，苏丹面临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两大挑战，即使尝试了多种发展道路，也未能解决问题。纵观苏丹经济发展道路，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受制于战争。
首先，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在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丹经济仍然延续了殖民地模式，即依赖单一农产品棉花。两大传统宗教政党以维护旧有的经济模式为基本利益，可以说这些上层人物天生就是助长欠发达的因素。1969年，尼迈里发动军事政变后，苏丹才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是在军政府治下，苏丹进行了两次工业化。第一次工业化是尼迈里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初步尝试，但此次工业化却是昙花一现。
巴希尔上台后，以石油开采和冶炼为核心产业，苏丹出现了第二次工业化，经济呈现较快增长，但因南苏丹独立而停止。纵观苏丹经济发展历程，始终没有摆脱对单一产品和国际市场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前，棉花是苏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例如1970—1980年，棉花出口收入平均占外汇总收入的52.5%，它因此被称为“白色的金子”。90年代以后，苏丹则极为依赖石油。据统计，2005—2010年苏丹石油总收入为57亿美元，几乎占政府总收入的60%。苏丹一直饱受“荷兰病”影响，其经济模式具有脆弱性，不仅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也会受本国供应影响，这也是南方独立后苏丹经济遭受重创的原因所在，直到今天苏丹经济还深处困境之中。
其次，中心—边缘模式的持续。英国殖民统治在苏丹确立了中心—边缘模式，并延续至今，每届苏丹政府都要面对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争斗。边缘地区既包括苏丹南部，也包括达尔富尔、努巴（Nuba）山区及东部贝加人（Beja）地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约翰·加朗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1985年6月，加朗向时任总理基祖利·达法拉（El-Gizouli Dafalla）提出解决南方问题的四点建议，并表示：“这四点建议是关于南方的，那么关于西部的在哪里？东部的又在哪里？他们也必须拿起武器吗？这样苏丹就会一直流血。他们拿起武器之后，我们将会解决他们的问题吗？因此，当我们讨论解决南方问题时，也要同时解决其他欠发达地区的问题。”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Sudan Liberation Army）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也公开宣称：“我们经历多年的政治压榨与经济忽略，对此非常失望，因此决定武装起义。”南科尔多凡地区的努巴人更为失望，根据《全面和平协议》，中央政府应当在该地区发展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但迟迟没有兑现。直到现在，苏丹政府也没有解决中心—边缘问题。
最后，战争制约经济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历届苏丹政府均付出了巨大代价。苏丹内战持续多年，不仅消耗大量财力，还严重制约国家对其他方面的投资。1988年，苏丹专业人员、工人及农民等协会集体发声，要求和平解决南北冲突。他们认为，经济社会出现问题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只要内战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将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攀升。
1989年4月，苏丹政府每天的战争费用是200万美元，按照实时价格计算，每天大约3000万苏丹镑。1989年巴希尔军事政变后，政治伊斯兰没有拯救苏丹，国内战争的经济消耗仍在持续，且占据了大部分的国家财政预算。巴希尔执政期间，80%的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安全、警察、军队及民兵，而教育、卫生及农业等重要领域则被国家大会党忽略。
巴希尔政府虽曾致力于解决苏丹经济、发展与统一问题，但是成效甚微。2005年，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议》。2011年，经过全民公投，南苏丹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南方独立令苏丹政府收入锐减，进口食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率上升。2012年，南北苏丹的石油纷争导致苏丹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引发政治动荡，直到今天苏丹国内冲突仍未平息。
为解决统一和发展问题，苏丹提出了多种方案，进行了多次尝试，但是均以失败告终。不同于其他机构，苏丹军方了解战争罪恶，也意识到战争资源正在被滥用，而持久战争只能导致自我毁灭，不同群体间的仇恨也不利于国家统一。由于这种特殊性，苏丹军方被各类政治力量所借重，军方也试图与政治力量结盟，以解决国家统一和发展问题。
——国家能力不足——
国家能力指国家领导人通过国家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它包括四大能力，分别是渗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能力。显然，苏丹的国家能力存在不足。渗入社会方面，国家领导人没有足够能力通过计划、政策和行动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旧有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调节社会关系方面较为失败，南方战事持续半个多世纪，达尔富尔危机迟迟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南科尔多凡地区努巴人心怀不满，东部贝加人蠢蠢欲动，这些都证明了公民与国家的对立关系。
提取、配置和运用资源方面，存在资源分配不公和腐败严重现象。1987年5月，商务与供给部长穆哈默德·优素福·阿布·赫里尔博士（DrMuhammad Yusuf Abu Harirah）被总理马迪克解职，理由是商务与供给部未能遏制黑市，以及在发放商业执照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腐败行为，而后者长期以来被视为行贿受贿的根源。巴希尔执政时期，苏丹政府曾以石油为核心开展工业化运动。但据报道，巴希尔及其亲信从石油部门贪污的财富多达90亿美元。苏丹国家能力严重不足主要在于文官政府的无能与军人政府的偏执。
第一，文官政府的无能。苏丹军事政变频发的根本原因正是民选政府内部无休止的党派利益之争，以及应对国家经济困难或政治危机的软弱无能。一方面，文官政府更迭频繁。苏丹共经历了三次议会政治，但持续时间较短，而且政府换届频繁。另一方面，党争非常激烈。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绝对优势，导致历届文官政府均由不同党派联合组成。在联合政府内部，政党之间的权力争斗造成国家能力低下，经济计划难以实施，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1958年11月17日，阿布德将军指出：“你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国家状况正在恶化，混乱和动荡遍布全国，这种腐败和混乱蔓延至政府和公共机构。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政党之间的斗争，每个政党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甚至通过报纸及同外国大使馆勾联为自身谋取利益。”
乌玛党领导人萨迪克·马赫迪曾多次组建联合政府，但也无法克服自身的教派限制。约翰·加朗就此表示：“对马赫迪来说，确保自己为安萨尔派伊玛目及现在的权力远远大于苏丹人民的福祉。”还有学者提出，“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继承了行政机构的软弱无力，而且腐败丛生，内部竞争激烈。在这样的国家，政治忠诚不系于国家，要么系于部族，要么系于地区。在这种环境下，多党制政权对宗派主义及政府僵局无能为力，因而激起军事政变。”
第二，军人政府的偏执。与文官政府相比，军人政府具备一些行政能力，其终结了混乱的政党争斗，改变了政府短命现象，而且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会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有力保证。但涉及统一问题时，军人政府却表现出几乎一致的偏执，即强化阿拉伯认同。关于“谁是苏丹人”这一问题，军人政府强调阿拉伯特色，拒绝承认南方人的非洲特性，并试图以阿拉伯特性整合国家。
阿布德时期，苏丹政府在南方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阿布德及其军官们天真地以为，他们能够适当地运用军事纪律来实施一项严格的、不那么敏感的阿拉伯化政策，包括采用阿拉伯身份和阿拉伯语，伴以所有非穆斯林、非阿拉伯南方人的伊斯兰化实现民族融合和团结。
尼迈里时期，南北和解曾出现曙光，但伊斯兰法的实施又激化了南北矛盾。巴希尔时期，苏丹政治相对稳定，但《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前，南北内战被上升为宗教战争。同时，在伊斯兰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巴希尔拒绝妥协，最终经过西方大国干预，南苏丹实现独立。另外，巴希尔没有展现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2018年，苏丹镑严重贬值，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巴希尔却选择镇压抗议民众，使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由此引发军事政变。
——社会力量政治化——
苏丹社会并不发达，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和集团均直接从事普遍的政治活动。整个社会脱节，导致专门化集团都卷入政治，干预政治问题：不仅是影响本组织特殊利益或集团的问题，而且是影响整个社会的问题。苏丹社会力量政治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各种社会力量普遍从事政治活动。亨廷顿指出，军事政变是不发达社会广泛现象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即社会力量和社会体制普遍政治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种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和集团都直接从事普遍的政治活动。
1958年，阿布德军事政变是苏丹军人政治化的开始。此后，学生、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也逐渐参与政治。1964年，由于不满阿布德军政府对南方问题的处理，喀土穆大学生首先发难，上街游行并质问政府，教师、工程师、律师及医生随后组成“全国专业人士阵线”，形成反对军政府的强大力量。1985年，恩图曼伊斯兰大学学生发起抗议活动，导致尼迈里军政府垮台。2019年，由教师、医生、律师、记者等组成的苏丹专业人士协会主导形成了反政府力量，致使巴希尔下台。民众普遍参与政治，既导致旧军政府的垮台，也产生了新的军政府，而这正是不发达社会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化的表现。
第二，军人特殊性使其能在政变后执政。尽管学生可以罢课，工人可以罢工，专业人士可以静坐，但所有这些力量几乎都不具备执政能力，而军人却能长期执政。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新颖，在控制暴力手段方面，军队还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军队凝聚力使他们能够作为一支统一力量参与政治。苏丹军事政变后，有的还政于文官，譬如达哈卜和奥夫，有的则直接参政，例如阿布德、尼迈里和巴希尔。军事政变不仅可以结束社会力量的混乱局面，减少国内冲突，还可以开创一个新局面，并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众带来新希望。因此，军事政变可以起到社会减震器的作用。
——伊斯兰教强烈的政治参与性——
探究苏丹军事政变的内在机理，伊斯兰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因素。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性，这种政治参与传统也是影响中东政治的深刻根源。在苏丹政治中， 伊斯兰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第一，两大传统政党积极参与政治。在苏丹近现代史上，伊斯兰教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1881—1898年，马赫迪运动是苏丹人民试图利用宗教摆脱殖民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的一次尝试，即使运动失败后，其宗教影响仍然存在。现代苏丹也是伊斯兰与世俗民族主义联合领导的产物。20世纪40年代，苏丹现代政党在宗教团体的基础上成立。1945年，安萨尔派成立乌玛党，这一名称暗示了该党同19世纪马赫迪国家的某种联系，表明了在苏丹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伊斯兰共同体（乌玛）的信念。哈特米教团同世俗主义力量联合成立了民族联合党，后又单独组建人民民主党。
这两大宗教政党曾长期主导苏丹政治进程，但政党之间、政党内部存在分歧与矛盾，导致两大政党的联合政府瘫痪，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南方问题逐渐恶化，这也是阿布德与尼迈里发动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后来，尽管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成为新兴力量，但无法撼动两大传统宗教政党的主导地位。
第二，政治伊斯兰试图解决苏丹难题。当人们对传统宗教失望后，图拉比的伊斯兰思想为人们带来新希望。图拉比曾说，他之所以求助于伊斯兰教，是因为没有伊斯兰教，苏丹就没有认同，没有方向。
图拉比的伊斯兰组织不同于传统苏菲派，也不同于安萨尔派和哈特米两大主要教团。他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获得大部分苏丹人民的支持，包括一些苏菲派教团。图拉比试图以自己的伊斯兰思想与实践挽救苏丹社会，然而事与愿违，却将苏丹带入深渊，至今也没有解决发展与统一的双重任务。
事实表明，伊斯兰教无法完成苏丹政治的两大任务。图拉比的伊斯兰实验失败以后，政治伊斯兰在苏丹日渐式微，普通民众对伊斯兰主义也日益冷淡。但是，鉴于伊斯兰教强烈的政治参与性，它仍然在苏丹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语
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国内一直存在四种力量：一是传统宗教力量，以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为代表；二是人民民主力量，以学生、工会、农民、各职业协会以及苏丹共产党为代表；三是对苏丹政治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军人力量；四是伊斯兰力量，以伊斯兰民族阵线为代表。
无论哪种力量，均无法单独掌握政权，因而出现不同力量的结盟或联合。纵观苏丹政治历史，几乎就是这四种力量之间的结盟与对抗。军人因其特殊性，总是被不同力量所借重。1958年，由乌玛党的哈利勒策划，阿布德发动第一次军事政变。1969年，自由军官、苏丹共产党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联合促成尼迈里军事政变。1989年，巴希尔军事政变则是伊斯兰民族阵线借助军人力量进行的夺权行动。2019年，人民民主力量壮大导致巴希尔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
苏丹军事政变是对文官群体无力解决经济和统一问题的抗议。军人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官政治时期激烈的党争局面，使国家有能力解决两大问题。但是，苏丹特殊的社会状况及发展道路使军人政权也无法彻底解决两大问题。
无论是文官政府还是军人政府，都在探索苏丹的发展道路。尼迈里时期，阿拉伯社会主义失败后，他试图利用伊斯兰主义来拯救苏丹，但这一举措不仅引发了第二次南北内战，而且令苏丹经济遭遇更大困难。巴希尔时期，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整，大力吸引外资，开发石油，苏丹也一度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产油国，然而却好景不长。
对于“到底谁是苏丹人”“阿拉伯人是苏丹人”抑或“苏丹人兼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人的特性”等问题，苏丹一直都在寻求答案，但历届政府的自身局限性使其无法作出符合国家实际的政治判断。直到今天，苏丹仍然在探索适合本国的政治模式与发展道路。虽然世俗化和民主化是国际潮流，但复杂的教派和党派之争，以及中心与边的缘关系，则是苏丹政治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