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民族

　　中国在夏王朝建立前，亦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已开始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是在新石器时代「多元一体」文化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诸多体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结果。

　　根据古史传说，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诸部族统称为「狄」；活动于东方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统称为「夷」；流动于西方的统称为「戎」，其中「羌」人在黄河上游南方诸部族统称为「蛮」，包括「九黎」和「三苗」。在中原地区，炎帝部族先进入黄河中游，后来黄帝部族也进入中原，两部族逐渐融合。

　　炎帝是远古姜姓部落的首领，号神农氏，说明主要是从事农业的部落。羌姓部落活动于属于渭河支流的姜水流域，表明姜姓部落是西戎羌族的一支。黄帝号有熊氏，是原先活动于我国北方的游牧部落的首领。黄帝部落南下到黄河流域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黄帝后裔十二姓中，有一些是戎、狄。原始社会末期，传说曾发生三次大规模的部族之间的战争。第一次是共工和蚩尤的战争。共工氏是炎帝部族的一支，蚩尤属东夷族，是东夷部落的首领。第二次战争，是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第三次战争，是炎帝和黄帝之间的战争。此外，黄帝部落后裔在向南发展时，曾和江汉流域的「三苗」发生冲突，「三苗」战败。这一时期，部族的迁徙和扩张，并由此而引起部族之间的战争，促使了狄、戎、羌、夷、苗、蛮等族之间的融合。

　　虞、夏二代尊黄帝为始祖。虞舜时的少数民族，西方有戎、析枝渠座、氏、羌，北方和东北有山戎、发、息慎肃慎，东方有长夷和鸟夷，南方有交趾等。传说，尧为部落联盟首领时，由四方部落首领推举舜为继承人。禹的继承人皋陶，恨姓，是夷族。皋陶死后，伯益被作为禹的继承人，也是夷族。夏帝启死后，五子争立，夷人后翼、寒促曾「因夏民以代夏政」，先后统治中原达数十年之久。这些都说明，在华夏族的祖先中，很早就包括狄、戎、羌、夷等族的成员。

　　黄河流域的居民历经夏、商、周三代，不断吸收周围羌、夷、戎、狄、苗、蛮等族的成份，逐渐形成华夏族。与此同时，东方的九夷，东北的肃慎、南方苗、蛮，西方和北方的氏、羌、狄等族，与华夏族的联系日益加强。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商王朝同西北的舌方、土方和鬼方，江淮流域的虎方等，有频繁的接触。周人原在戎、狄之间，夏末周初，姬姓的周人和姜姓的羌人世代通婚。商末，羌人和周人结成了部落联盟。周武王伐商封时，联合西南地区的庸、蜀、羌、微、卢、彭、淮等少数民族共同伐商。西周初期，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流域的肃慎，已是周朝的远方属国。周武王时，肃慎人入贡「楛矢石砮」。成王时肃慎来朝，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息慎」即「肃慎」。康王时，肃慎复至。周人在列举疆土时称「肃慎、燕、毫。吾北土也。」黑龙江流域出土的魏国平首布和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发现的肃慎典型器物「石磐」，以及肃慎人分布地区发现鼎、晶等器物，都说明肃慎人与中原地区很早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密切联系。

　　春秋时期，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杂居。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春秋时期「渭首有狄、冀之戎，径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水、洛水之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

　　齐、楚、秦、晋、吴、越为春秋时的六大强国，北方诸国称其中吴、越、楚三国为蛮夷，视秦为戎狄。吴、越，对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传说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奔吴，与当地民族结合，逐渐形成了兼有商周和地方特点的文化。长江中游的楚国，周人称之为荆蛮，周成王封熊绎为子爵。春秋初期，熊通称王，统率南蛮。战国时期，楚为南方大国，疆土辽阔，境内有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在各族彼此影响、交流时的情况下，南方诸族文化和华夏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绚丽多彩的楚文化。楚并吞了多个南方小国，为秦汉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秦本为西方小国，秦穆公得戎人由余辅助，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夏末及商周之际，一部分戎人从征有功，商周天子授予爵位，以为藩属。西戎中的羌族原以狩猎为生，公元前世纪羌人爱剑从秦学得农业知识，教本族人农牧。从此羌族逐渐兴起，成为西方强族。秦人和包括羌族在内的西戎诸族，在共同开发祖国西北的事业中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中，秦和楚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最大。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从分散逐步走向集中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接受了华夏文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华夏文化也吸收了兄弟民族的优秀文化。

秦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民族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进一步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些都为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秦分天下为郡，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增设闽中（治所在今福州）、南海（治所在今广州）、桂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辖今广西西部及其邻近地区）等4郡。在北方，秦在今河套和阴山以南地区，设置34县。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东夷及南蛮，华南的越人，西方的诸戎，西南地区的巴、蜀，云贵一带的笮、僰等族，都归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直接管辖。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统一大业，使祖国的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又进而北败匈奴，西统西域，南辖南越和西南夷，其中包括「滇僰」和「邛僰」。

　　汉朝对边疆少数民族主要采取优抚政策。汉初，中国北部的匈奴控制了从东北至西域的广大地区，多次南侵，掳掠人畜和财物。汉王朝与匈奴和亲，以缓和民族矛盾，避免国内战争，有利于各民族人民休养生息。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强盛，为了免受北方匈奴的劫掠，对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匈奴战败北撤，后来又遭其北方的丁令、东南方的乌桓、西南方的乌孙等三族的围攻，内部五单于争立，势力衰落。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朝汉称臣，匈奴基本统一于汉朝。这一时期，汉朝曾以大量物资提供匈奴赈灾，关市大开，汉匈人民得以安定，出现了民众富庶、牛马布野的局面。西域三十六国，汉初曾受匈奴统治。汉武帝遣张赛出使西域，同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联系。西征大宛后，汉置使者校尉领护西域各国。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直接管辖西域「三十六国」。统辖西域后，汉族先进的冶铁、耕作灌溉和建筑等技术，文化艺术，以及丝绸、漆器等特产，传往西域各族。西域的佛教、哲学与艺术，音乐和舞蹈，以及良马、首箱、胡桃、葡萄和石榴等传入内地。

　　汉朝在西北地区，还先后设置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四郡，护羌校尉和金城属国，以保护和安置羌族。在南越故地设南海等9个郡，以辖百越西方支系诸族。同时，西南夷各族也都归附汉朝。汉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设置牂牁等8郡。东北地区的乌桓曾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镖骑将军霍去病攻匈奴左地，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东汉初年，乌桓完全摆脱匈奴的奴役，而汉朝亦以优待政策招纳乌桓，于是乌桓多归附于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大人郝旦等人诣阙朝贡，汉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人，设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西北），管理对乌桓、鲜卑的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等事务。又允乌桓内迁至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郡国，而鲜卑亦随乌桓内迁至塞外乌桓故地。

　　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内迁西河郡美翟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北匈奴一部分西迁，一部分附汉，残留在漠北的一部分匈奴余众，有10余万户并入鲜卑。汉桓帝时（147—169）鲜卑首领檀石槐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三国时，檀石槐部万余落内迁魏国北部的并州、太原、雁门等郡。

　　东汉名将班超在西域30年，官至都护，深得西域各族人民的拥戴，是这一时期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代表人物。东汉末期，大量少数民族迁居今陕西省渭河流域，与汉族杂居，形成了「关中之人，戎狄居半」分布状况。

魏晋南北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大同化

　　魏晋南北时期，除西晋曾统一全国半个世纪外，国家处于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建各王朝鼎立并峙、群雄割据的状态，同时发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大同化的过程。

　　三国时期，孙吴和蜀汉分别对中国东南与西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蜀汉在西南边设置建宁、云南、水昌、兴古等4郡，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吏，改善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国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内迁。西晋时，北方的幽、并、雍、秦、梁、凉等州，各族杂居。西晋末「八王之乱」造成严重战祸、饥荒和瘟疫，各族群起反抗。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乘机起兵，建立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当时，北方和西南等地出现了历史上所称的「五胡十六国」。十六国前期，前秦帝符坚（氐族）任用汉人王猛，先后灭前燕，克晋汉中，取成都，灭前凉，平服西域诸国，一度统一了中国北部。符坚力图灭东晋，但淝水一战，晋军以少胜多，前秦溃败瓦解，北方再度分裂。十六国后期，鲜卑族拓跋部起于代北（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建立北魏。北魏政权依靠汉族坞堡主建立基层统治网，任用大批汉族官僚和士族为朝廷官吏，至太武帝时终于统一北方。北魏孝文帝从北方迂都洛阳，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推行改革和汉化，推动了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恢复与发展。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和北周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许多贡献。北魏于485年颁布的均田令，经北齐、北周至隋唐，各代都因袭其制。北周的府兵制，也被隋唐两代所承袭。

　　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原在北方边疆的匈奴、鲜卑、乌桓、羯等少数民族，南迁中原地区的达百万，后来他们大都和当地汉人逐渐同化。同时，大量汉族人为避免战乱南迁长江及珠江流域，促进了与南方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和融合。南北朝时期，北方周边的契丹、室韦、高车、柔然、吐谷浑、突厥和西域各族，同北朝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南方的南、北蛮和僚、俚等族主要从属于南朝。6世纪俚人杰出领袖冼夫人，拥护南朝梁、陈政权的统一，为海南俚人地区恢复郡县设置起过积极作用。

隋、唐至宋辽金时期的民族融合

　　隋文帝杨坚的祖辈，世代在北魏为官，深受鲜卑的影响，其父是鲜卑宇文泰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菇氏，是鲜卑化的汉人。杨坚于581年从北周取得政权，589年灭陈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分裂动乱后，全国又恢复了统一。

　　唐朝对少数民族主要采取以恩惠抚和为主的政策。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及墀德祖赞联姻，促进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松赞干布曾受唐朝官位（附马都尉）和封爵（西海郡王、賨王），奠定了吐蕃和唐朝在政治上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科学知识传达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吐蕃的畜产品、装饰品等，也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将领，使之屡建功勋。许多少数民族久居长安。唐太宗授突厥贵族官职，「五品以上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旧唐书·突厥传》）。由于唐太宗对少数采取优抚政策，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相率内附。7世纪以来，长安已成为东西文化汇合的都市，胡服、胡帐、胡舞、胡食到处可见。

　　唐朝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由中央王朝册封各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成为唐朝的地方政权。全国共设羁縻府、州856个，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各地民族地区的联系。唐朝在关内道北部设六府七州，由燕然都护府管辖，其中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唐朝封回纥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应各部要求，从回纥往南开辟一条交通大道（「参天至尊道」—参天可汗道），置邮驿（「过邮」）68处，密切了内地同北方各族的联系。在东北的契丹族地区设松漠都督府，在棘鞴族粟末部设渤海都督府，在黑水部一带设黑水都督府，在室韦族地区设室韦都督府，在辽东半岛设安东都护府，在西域南北地区分别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在西南边疆，彝族和白族联合建立了南诏政权。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册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俚、僚、西原蛮、五溪蛮等族，则分别属于唐朝岭南道、黔中道、剑南道等管辖。

　　五代十国的多元割据结束以后，继之出现的是宋朝先后同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同时，还有党项羌在西北建立的西夏王国，西州回鹘、于阗李氏王朝、黑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吐蕃和大理少数民族政权。

　　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大辽。契丹境内有大量汉人，契丹人（包括奚、室韦等族）和汉人杂居，彼此吸收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上层契丹人，通习契丹文和汉文，学习诗文，有诗文集留世。有些契丹人羡慕唐宋的科举制度，参加科举考试。

　　女真人于1115年建立金朝。女真人在建立金朝之前，使用契丹文字（借用汉字笔划创制的文字），建国后借用契丹字母创制女真字有大小女真字之别，与汉文一样成为金朝通用的文字。金王朝为加强对汉区的控制，不断迁徙猛安谋克于黄河中游地区，使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加速了女真人的封建化，也促使女真人接受中原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金末，逐渐与汉人同化。到元代，迁入中原地区和留居辽东的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与华北汉人同被视为汉人。

　　宋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正式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建立了以党项族（羌族的一支）为统治民族的王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李元吴建立西夏王国后，建立官制和兵制，制作礼仪，创造文字，建立蕃学，基本上都采用了唐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制度。

　　宋和辽、金、西夏之间，既有和平相处的时期，也曾一再发生战争。这些战争都是由各族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双方的劳动人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受害者。战争的双方都是中国的民族，宋和辽、宋和金、宋和西夏之间的战争，都是中国古代国内战争。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羌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发了中国北部广大地区，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

元、明、清统一时期的民族

　　蒙古族建立元朝，结束了宋、金、夏以及吐蕃、大理、西辽等政权长期并立的局面，规模空前地重建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元代开始直到现代，中国长期保持国家统一达700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即使出现分裂或割据，也都是短期的或局布的。国家的长期统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元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设置行中书省（行省），开创了以行省为行政区划的建制，将现在的内蒙古、东北、贵州、新疆、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划在有关行省范围之内，并设宜政院直接管辖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元朝在云南及其周固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广泛任用各族上层人士充当各级官吏，从行省官员，至州、县、镇吏，皆称土官，确立了土司制度。

　　明朝在东北女真等族分布地区设奴儿干都司，其下设卫、所，至万历年间（1573-1619）共达384个卫、24所。卫、所长官，如都督、指挥使、同知、佥事、千户长、百户长等均由女真酋长担任。明廷给予印信，定期进京朝贡。这类羁縻卫所，仍受辽东都指挥使节制。在藏族分布的西藏等到地设朵甘都司和乌思藏都司。在今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和青海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设哈密、罕东、罕东左、安定、赤斤蒙古、曲先、阿端、肃州等八卫。西域的别失八里（后改称「亦力把里」），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统治的地区，察合台后王归顺明朝。明朝封北方鞑靼的阿鲁台为和宁王，俺答汗为顺义王。达延汗时曾以漠南、漠北地区为6个「万户」，分封子弟。后来各部分分裂相继恢复对明朝的臣属关系。明朝封西蒙古地区的瓦刺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这些边疆民族，都直接受明中央王朝管辖。

　　明朝承袭元朝开创的「土司制度」，在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康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立土官。明朝的兵部管辖由各族首领担任的宣慰使、安抚吏，吏部管辖土知府、知州、知县，皆世袭其职授于符印，并建立了承袭、等级、考核、贡赋、征发等制度。这种已趋完备的「土司制度」，比前代的羁縻府、州制度进一步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清代在云南、贵州等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清政府派流官代替土官，其目的在于直接管辖少数民族和增加赋税。这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并加强了内地和民族地区的联系，有利于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明万历十一年（1583），东北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各部，明廷授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寻升左都督，后加授龙虎将。此后，努尔哈赤相继兼并海西女真各部，征服东海女真，从而统一了分散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称大汗，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继位后，改「诸申」（女真另一译写形式）为「满州」（满族），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后，大批满族人进入山海关内，许多汉族迁居东北地区，形成满汉杂居局面。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满汉两族共同性愈来愈多，差异性愈来愈小。

　　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先后统一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在西域地区先设伊犁将军，1884年建新疆行省。在台湾设台湾府，属福建省，1885年改为行省。同时，维护和巩固了西藏地区的统一。清代奠定了现今中国各民族人民所共有的疆土，中国各民族完全统一于祖国的版图之内。清代后期，朝政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共同命运，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使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共同对敌。

　　综上所述，数千年的历史表明，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各民族共同完成的。各民族在缔造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共同推动了祖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少数民族在开发和保卫边疆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从未间断。不论是在国内分裂、割据，发生战争期间（如春秋战国争霸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时期），还是在国家统一时代，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交流，民族问的渗透和融合，都在不断发展。国家处在统一时期，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各民族安居乐业。国家处在分裂、割据、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处停滞状态，各民族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之苦。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越来越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各民族间有友好相处，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相交往、渗透和吸收，互相依存，共同性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乃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