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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A REVIEW ESSAY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大脑来做什么？一篇评述

 

作者：Daniel W. Smith

译者：EndorMine

原注均为页码，见 Malabou, C. (2009).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注：脚注与尾注均为译者所加。

I.                     

        凯瑟琳-马拉布的书不妨从其书名给出的两个大问题来展开语境。

        1. 首先，如果我们认定马拉布的这本《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大脑做什么？》一书的核心，是关注哲学上的自由问题，也不能说有什么毛病。如书名所示，它是通过对当代科学，更具体而言，通过对当代神经科学的反思来处理这个问题。

       以此切入，马拉布的计划与康德的批判计划如出一辙（尽管康德的名字在书中未被提及）。众所周知，康德的哲学建基于对已然数学化和决定论化的，伽利略-牛顿式宇宙的反思。这一宇宙之中，康德的三大批判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能期望什么？而第二个问题，即“我们必须做什么？”，激发了康德在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自由在决定论世界中的疑难状态的分析。

        一定意义上，马拉布的这本小书——它的（英）译本只有短短 82 页——接过了康德递出的交接棒，再度发问："我们应该做什么？"。但康德时代以来，这一发问的条件已经变了，它不再是一个在决定论宇宙中定位自由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可以说，已经重新注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物理学已然是非决定论；遗传学强调生物变异的偶然；资本主义，即便在压抑性地重新编码，但依德勒兹的说法，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解码事业（用新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说，它是"选择的自由"）；神经科学则强调大脑突触连接性的基本"可塑性"或自由。图式而论，我们可以说康德以来，自由的问题已经被颠倒了。问题不再是：“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中，我们怎样认定自己是自由的”，而应该是：“为什么在一个科学本身似乎在物理、化学、生物和神经科学事件的最基本层面上觅见了不确定性、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世界中，我们却不自由？”。一如马拉布在书中呼应卢梭的名言，"鉴于大脑是可塑【且】自由的"，为什么"我们仍然总是且处处在'枷锁之中'？” （11）[i]。

        2. 其次，（自由）这个大问题带来了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马拉布选择将她对自由的分析，与当代神经科学的现状联系起来？马拉布的书题不只是康德所言的“我们应该做什么？”， 而是"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大脑做什么？"。为什么马拉布将自由问题与大脑结构关联起来？马拉布没有明确作解，但我们可以想到三个相关相联的原因。

        首先，按福柯式的术语，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在所谓”人的科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等）之中，比在物理学和化学等所谓的“硬科学”（hard science）中表现得更明显。既然神经科学将"人"作为它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也可以说是一门”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然而与此同时，第二，神经科学也渴望（事实上也经常声称自己是）成为一门硬科学：它涉及生物有机体、大脑中发生的化学交流、及其物理结构。但第三，神经科学也是一门"心灵科学"，因为它声称要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本质、思维本身的结构，而这些被认定是建立在大脑的神经元和突触结构之上。(作为后者的一个例子，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的《解释宗教》 （Explaining Religion）试图以一种有点乔姆斯基的方式，将宗教现象解释为与大脑的天赋结构相对应）。

        简而言之，神经科学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地位：它是一门”人的科学”，但又声称以硬科学为基础；为此，它声称要给我们一个科学的解释，阐明一些似乎避开了科学的东西，或者试图证明科学本身，即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一个例证。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进化心理学、 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等越来越多地以神经科学的成果为基础，并在他们的分析中频繁应用它——因为神经科学形成了一种科学构想，诺姆·乔姆斯基也许会直称其为“人性”（human nature）。这个意义上，本书标题之问题的另一种形式可能是：我们应该如何使用神经科学？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门似乎正在成为所有其他人类科学基础的新科学？

 

 

 

II.

        马拉布对自由和神经科学的反思，围绕可塑性这一基本概念展开。“神经系统之中的可塑性，"我们被告知，“是指由发育、经验或损伤带来的结构或功能的改变"（5）[ii]。在题为"可塑性的作用领域"（Plasticity’s Field’s of Action）的第一章，马拉布分析了可塑性在大脑中发挥根本作用的三个"活动领域"（fields of action）。

        第一，发育可塑性。在生命的前六个月，大脑“逐渐塑形、稳定，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神经）连接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个体的同一性开始勾勒自身"（20）。尽管“所有人类的大脑彼此相似”（18），却仍有"遗传程序执行过程中的某种可塑性"（20）：婴儿大脑的"（神经）地形网络"通过某些神经细胞的死亡和无用连接的消除而建立（20）[iii]。

        第二，调节可塑性。表观遗传的塑造，让位于同大脑外部环境有关的"突触效率的调节"（21）。此处，马拉布讨论了突触增益和抑制的重要概念。调节可塑性中，"突触效率（即神经元之间传输信号的能力）要么上升，即'长时程增强效应'（LTP），要么下降，即'长时程抑制效应'" （22）。换句话说，"突触效率作为一种经验的功能，受到强化或削弱"（24）。例如，学习弹钢琴时，“抑制输入信号的机制响应不正确的动作（'错误'），令习得正确的动作变得可能"（23）。简而言之，调节可塑性，即是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大脑中新的神经元连接的形成。

        第三，修复可塑性，不仅包括"大脑对病变造成的损失作弥补的能力"（25），还包括所谓的"神经元更新"或“次级神经发生"（25），这意味着"对学习过程重要的、一定区域的特定神经元会不断自我更新"（25），如此一来"构成了一种额外的个体化机制"（27）。

        马拉布分析三种模式，以表明可塑性如何在大脑的每个层面上运作：不光是大脑中新的神经元连接的发育、不断修复的层面上，而且也在遗传程序本身的执行层面上。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神经科学业余爱好者而言。

        然而，除了分析可塑性之于神经科学的作用，马拉布还对plastique的概念作了一个略微别样的概念分析，这也预示了她那有些黑格尔式的结论。一方面，"可塑性"一词源于希腊语plassein、塑形（to mold），有着两种基本含义。"它同时意味着接受形式的能力（比如粘土是'可塑'的）和赋予形式的能力（比如造型艺术，或整形手术之中）"（5）。另一方面，法语术语plastique的意思是"由硝化甘油和硝化纤维组成的爆炸性物质，能够引起剧烈的爆炸"（5）。因此，对可塑性这一术语本身的分析显示，按黑格尔式的塑造方法，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两个有些矛盾的极端："一侧是接受形式的感性图像（雕塑或可塑对象），另一侧则是所有形式的湮灭（爆炸）"（5）。

        这两类分析在马拉布的书中并列出现：分析可塑性在神经科学中的使用方式，然后依照黑格尔式（甚至是德里达式的）的思路对这个词作概念或词源分析。在我看来，尽管马拉布如此尝试，但她究竟是怎么将这两种类型的分析关联起来的，似乎总是不太清晰；或者说连二者是否真的能关联起来都尚且存疑。例如，本书的结尾，马拉布就神经元和精神（mental, 神经科学版本的身心问题，即神经元连接如何产生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黑格尔式的解决方案，但对我来说，概念分析究竟能怎样解决神经科学问题，这一点依旧不明。我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

        第一章——通过分析可塑性，马拉布用一个至关重要的提问结论：大脑的可塑性是否是种自由的模型，即形成新的神经元连接的能力，最终给其他东西带来了"转变性效果"【transformative effects】（31）？或者这么说，（大脑可塑性）是否能够作为生物学证据，佐证大脑被与之互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必然塑造的方式？效果上而言，马拉布要论证的是，以上两者的可能性，根本上固有于大脑可塑性的概念。

        这个提问引出第二章，题为"岌岌可危的中央权力"。"中央权力"（central power）指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即倾向于参照命令与控制的技术的、旧的大脑模型，也即参照国家来拓展各种形象的模型。马拉布所谓的"机器大脑"式的模型，就像柏格森将大脑视作一种"中央电话交换机"（33）的形象一般，层出不穷；近些年将大脑视作一种计算机似的形象亦是如此：大脑是硬件，思想是其软件。所有这些模型，大脑被理解为似于身体之内的中央权威，从上面发出"治理性与命令性功能"（32）。大脑被看作是"一台自上而下工作的机器，它指令运动，控制行为"，等等（xi）。"更早的时代"，Marc Jeannerod在前言中写道，"这种集中统一的观点，切实代表了一种治理之理想：唯一领袖，唯一首脑，指挥、组织一切"（xi）。

        如今，大脑可塑性的概念，及其相关的、神经网络和连接主义的概念，已经完全打破了这种大脑作为中央权力的形象，而且就理解大脑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但马拉布的分析优势在于，她指出这一理解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个神经科学领域的演进。更重要的是，经济和社会环境与之同步地，发生了剧烈转变；也就是说，与之相似的转变，平行地在公司管理结构、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组织方式之中发生了。因此，本章马拉布分析的是"经济组织和神经元组织之间功能的相似性"（41），这也是本书最丰富且最新颖的方面之一。（此处）描绘了人们从那"苏维埃式"（xiii）的大脑观——一个自上而下的大脑形象，"一个僵硬死板（rigid）、提前安排好一切、指挥的器官"（xiii），转向了一个更加"自由"，甚至"民主"的大脑观，"一个柔软（supple）、灵活变通、可塑的器官"（xiii）。

       马拉布这里的核心论点是参考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 199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强调"灵活的网络"（flexible networks）在公司管理结构中日益强健的作用。 C.E.O的中央指挥，已经越来越被马拉布乐于称为的"神经元经理"【the neuronal manager】（43）取代，也即，官僚或行政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通过增强或抑制来传输、分配、修改连接，而不是被确立或分到固定的岗位"（44）。按Boltakski和Chiapello的说法，资本主义暗示，又明示了神经元的功能：一论暗示，因为资本主义，正如他们所言，某种程度上就是德勒兹式的，试图"用没有边界、中心或固定点的开放空间，取代本质主义本体论；实体由它们参入的关系构成，并随着这一空间中发生的流动（flow）、转移（transfer）、交换（exchange）、排列（permutation）、位移（displacement），诸如此类的相关事件而改变"（45）。当然，资本主义对神经元模型的诉求也同样是明面上的，因为“今天的管理（学）文献宣扬的是在‘灵活的、神经的’团队中工作，并可以声称管理者’不是【或不再是】一个（等级制）老板，而是一个整合者，促进者，鼓舞者（灵感源），统一能量者，生命、意义和自主性的增强者‘” (43)。

        类似地，工人（而非管理层）的层面上，马拉布指出，就业如今已经成为适应与灵活的同义词。“任何不灵活的人，”马拉布写道，"都理应消失"（46）。因此，社会性痛苦（例如失业）和精神痛苦（抑郁症）之间几乎可以相互计量——实际上，失业者患的是"灵活性的疾病"（47）。他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不够灵活；失去了工作，他们不能迅速适应并修改自己；他们缺乏灵活性，无法为了新工作重新培训自己。结果，失业者往往变得抑郁和冷漠，后者在文献中表征为"活动的搁置（holding back）、僵化（stiffenning）、制动（braking）和暂停（suspension）"（48）。换言之，社会灵活性之缺乏确实地，变得能与大脑神经元灵活性之缺乏，并肩而行——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绝非单纯的类比。这个意义上，工作场所可以说，已经成了"神经抑郁症的前厅"（49）。

        更重要的也许是，马拉布认为，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患，远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连接主义社会的克星，灵活性的对抗模式……：误入歧途，没有记忆，脱离社会，无人可助"（52）。马拉布在此将断连社会的疾病、例如失业者的抑郁症，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症，排在一起对比。两者均涉及与网络的断连：对失业者而言，重新连接尚有可能；而对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而言，则完全不可能。“失智症以此表现成了可塑性的对抗模式：大脑网络核心处的不可修复的断连，意味着同社会网络的绝对断连"（xiii）。正如马拉布所问，"我们看到的即将被踢出救济金的失业者的形象，同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人的形象之间，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10)

        反过来讲，社会抑郁的"治愈"，本质上意味着"重新整合，恢复灵活性"（51）。马拉布就此暗示，这就是百忧解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它允许人们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今天"高科技资本主义"所拥戴的、并作为其实现条件的，自我或个性——一种“自信、灵活、快速和精力......都过分昂贵（at a premium）"的资本主义形式（51）。因此即便精神制药业的地位麻烦又复杂，马拉布又坚持其真正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它的确倾向于为社会的资本主义组织所要求的灵活性服务——相当程度上，它指导着（精神制药业）的研究和开发计划。“抗抑郁药，”她写道，“不论哪种，都在试图刺激神经化学物质的传递，宣称要‘恢复并保护大脑的可塑能力’” (48)。“今日的生存，意味着连接”（10）。

        既已并列神经元和社会，现在人们可能会想向马拉布询问两者之间确切关系的认识论问题（相关"社会建构主义"之类的问题）。她是想表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产生了一种概念上的转变，像传染病一样，改变了我们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看法？或者，她是想表明，正是这个全新的“新自由主义”的连接主义大脑，将其模式施加给了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除了提及"神经元功能和社会功能相互决定，并互相赋予对方以形式"（9），马拉布并不是真的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有人可能想知道她所认为的这一“互通决定”（mutual interdetermination）如何运作）。

        不过，如果马拉布不回答这些问题，恰恰是因为，这一不可否认的精彩章节，不是在对认识论或科学哲学，而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具体而言，是对“神经元意识形态”（neuronal ideology）（11）的批判，即"对神经科学基本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82）。什么意思呢？ “任何关乎大脑的观点，” 马拉布解释道，“都必然是政治的”（52）。她暗示的，是神经科学具有所谓的“自然化效应”【naturalization effect】（9）。“我们生活在一个‘连接主义的世界’”……（其中）有着“兼职工作、临时合同，要求绝对流动性和适应性、要求创造力”(10)——但神经科学，不论有意无意，会将“自然事物的一致性和直接性”（the coherence and immediacy of something natural）赐予我们的连接主义经济（9）。这是一切生效的社会合法化的形式：我们的社会秩序合法，因为它"仅仅是自然的"（only natural）。

        那么，这就是马拉布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以一种挑衅的口气，她说大脑，（是）"根本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生物、感性和批判之所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贯穿了那些兴起于80年代，并开启了21世纪的政治演变和革命"（53）。然而，她写道，“基本来说，神经元人（neuronal man）”——也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谈论自己”（53），或者去生产 “大脑的意识”（54）。理由：“神经科学话语”已经“不知不觉生产了调节社会运作的标准、模型和范畴，日益增加了对灵活性之要求的合法性、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全球规范”（53）。换句话说，无论有意无意，“对大脑可塑性的科学描述生产了......一种极其规范性的民主观：过于强调去中心的中心地位，过于僵硬地突出灵活性；一言蔽之，突出温顺与服从（docility and obedience）”（53）。

        於是乎，神经科学的诸多进展所质询的政治问题是：大脑可塑性能否抵抗资本主义对其灵活性的要求？大脑可塑性能否避免单纯地再生产，这被资本主义要求的灵活性？正如马拉布所说，“我们的大脑本质上......我们拿它做什么，它就是什么”（30）[iv]，但如此可塑性有着两种走向：要么“大脑可塑性【能够】构成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生物学证据，这类组织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如下结果：效能、适应性——经久不衰的灵活性（unfailing flexibility）”（31）。抑或，“大脑可塑性，作为一种模型，【能够】让我们思考一种互动的多元性，由此参与者通过承认（recognition）、非-统治（non-domination）和自由（liberty）的要求，对彼此施加转变效果”（31）。

        以上，即马拉布批判 "神经元意识形态"（11）的实质。她并非主张神经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仅仅是其社会条件的反映。她的论点要激进得多：大脑可塑性的发现，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又为构思如何生成新事物指明了方向。用德勒兹的话来说，神经科学是一项巨大的重新编码和解码的事业。

 

 

 

III.

这就将我们带到了本书的第三章，即最后一章，题为“你即是你的突触”（You are Your Synapses）。马拉布至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就是我们的突触，我们如何防止大脑的可塑性回退至资本主义要求的、那仅此而已的灵活性？

        马拉布以传统的大脑/心灵问题起手来回应这一问题，深入对"神经元和精神之间存在完美的容贯穿性之确定"的质疑，换言之，质疑大脑的生物结构，和人们可能称之为思想的、无神论结构之间，是否真的存在那种完美的容贯性。不难理解：到底在哪里呢——大脑和思想（心灵）的关系之中，神经元和精神的关系之中，自由……真的有容身之地吗？

        对神经元与精神之间存在容贯性的假设，马拉布敏锐地指出，“既是一般而言的那些神经科学话语的最强之处，又是最弱一环”（56）：最强，因为它确实让我们愈加精准而客观地，接近记忆、感知、学习，甚至是心理和行为问题等现象。但这同样是最弱一环，她谈道，因为“显然，神经元和精神之间的容贯性之确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严格的科学假设。它必然构成一种哲学或认识论的立场......【这些立场】并不总是能表述清楚"（56）。

        因此，马拉布的策略是拷问从神经元到精神的这一过渡，并挑战从生物到文化、从精神的自然基础到其历史、政治和社会层面，存在容贯性的想法。她想“搅乱容贯性这一概念，以此侵扰灵活性”（56）。“如果我们不思考这种【从神经元到精神的】转变，或者说这种可塑性，”马拉布写道，“那我们就是在回避最重要的问题，那恰恰是——"自由的问题"（69）。

        为了这一挑战，马拉布转向了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作品，著有《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Descartes’ Error）和《感觉涌现时》（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达马西奥试图理解我们如何从神经元过渡到精神，由此提出了他所谓的“原自我”假设（proto-self）（57）。达马西奥的意思是，"你的本质被储存为你的大脑各个子系统内部、彼此之间的突触互动"（58，引自LeDoux[1]），也就是说，自我，最基本的层面上，只是“大脑中正在工作的所有可塑性过程的综合”（58）。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系统不去学习不同的东西，把我们的思想、情感和动机拽向不同的方向？是什么让它们一起工作，而不是作为一群无规无矩的暴徒？(58)”答案：因为原自我表明了大脑向自己再现有机体的方式——"内部环境（internal milieu）、内脏、前庭系统和肌肉骨骼框架（musculoskeletal frame）的状态" （59）。第三个问题：我的核心意识，甚至是我的自传体意识（autobiographical consciousness）从何而来？达马西奥声称，二者修改原-自我，在不迸裂的前提下，逐渐从中涌现（59）。意识，实质上，是一个广泛的"非意识（nonconscious）原-自我，修改过程之中的再-再现（re-representation）"（61）。正是这个过程——原-自我到意识-自我的运动——对应于神经元模式向心理模式的转译（61），而这一原-自我的再-再现发生在达马西奥所说的"图像"或"符号"之中："视觉图像、听觉图像、触觉图像，等等"（61）。总的来说，这些图像构成了"认知、情感和动机这三个领域的基本生命"（61）。基本上，这些就是达马西奥关于我们如何从神经元过渡到精神的论述。

        然而，正如马拉布指出，“今天没人再去证明，所有的认知、情感或实践活动都是神经元配置的重构与重新系统化的等价物（the reformulated and resystematized equivalents of neuronal configurations）”（62）。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神经元模式都变成了图像或符号，不是所有的处置（disposition）都变成了图式（64）。“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个非意识的原-自我，总是‘处于被修改的过程之中’，那么这种修改是如何生效的？" (65) 正是这一点上，在神经元到精神的过渡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重新出现了。例如，一种对此问题的回应是后来被称为“心理达尔文主义”（mental Darwinism）的理论，声称“只有那些有能力存活的神经元配置，也即，那些‘最佳的’、’表现’最好（the highest ‘performing’）的神经元配置，才会被转换为图像。只有最‘有用’的突触连接才会被调节或增强”（65）。按照这个意思，神经元到精神的过渡“完全经由自然选择（或文化选择，二者的终点一致）推进（65）。人们很容易明白，这种神经元的“自然选择”能够多么轻易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灵活性理想。“在【原-】自我的核心，似乎有一个导向效能的选择（selection）”(65)。

        不过，这个问题（神经元到精神的过渡）可否有另一个答案？一个不会让大脑可塑性轻易地去再生产资本主义灵活性的答案？如果“人格【确实】是可重塑的（reformable）”（68），马拉布的建议是，除了第一章中分析的发育、调节和修复可塑性之外，或许还可以设想第四种可塑性——位于原-自我和有意识的自我之间的、中介可塑性（intermediate plasticity）。

        这种“中介可塑性”会是什么样的？此处，马拉布作出了类似于弗洛伊德后期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转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举动。弗洛伊德假定快乐（pleasure）作为精神生活的指导原则，其后在《超越快乐原则》一文提醒道，这一原则实际上有许多例外——比如士兵们不断在脑海中重复经历的战时创伤（强迫性重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洛伊德不得不求助于哲学思辨：他假设无意识之内有种“元心理学”的、不可见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与追求快乐的情欲驱力（erotic drives）一同运作。

        在自己的思辨转向中，马拉布没有谈论元心理学，而是提出了一种"元神经生物学"【meta-neurobiology】（70），对她而言，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终归是黑格尔且辩证法的。(马拉布先前著有《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一书，Lisabeth During译作英文）。当然，黑格尔没有用神经元和精神的用语表达，但他依然专注于心灵的自然存在（大脑，他称之为"自然灵魂"）向其历史性和思辨性存在的转变。“但这种转变，”马拉布指出，“正是辩证法本身。自然可以过渡至思想，是因为思想在本质上抵触（contradict）自身。所以，一个纯粹的生物实体向一个精神实体的转化，在二者的斗争之中发生，生产二者关系的真理。由此，思想不过是自然，不过是否定的自然，以其自身与自身之差异为特征"（81）。如上，马拉布认为她可以避免还原主义（思想过程的绝对自然化的可能性）和反还原主义（主张思想之先验，不可还原为生物决定论）的二中择一，即尚热[2]和利科[3]在其著名而引人入胜的《令我们思考的是什么？》（What Makes Us Think?）一书中分别代表的两种选择。“一个正当的唯物主义, "马拉布写道, "会假设自然抵触自身, 思想则是这一矛盾的成果” (82)。

        不过这种"黑格尔式的神经科学解读"（齐泽克在为该书所做的宣传中欣然称道）究竟是不是马拉布本人的终极立场，在我看来不太明朗。她的立场似乎更接近福柯和德勒兹，二人在书中均有露面。事实上他们的思想似乎更契合马拉布的目标。

        福柯的角度：马拉布写道，“神经元到精神的过渡以否定【黑格尔语】和抵抗【福柯语】为前提”（72）。当然，福柯谈论过臣服（subjection）和主体化（subjectivation）之间的差异，前者是我们对知识和权力之形式的征服[4]（subjugation），后者则是自我-情动（self-affectivity）、自动-构成（auto-constitution）和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71）——达马西奥则用自己的术语称之为“从'同态'（homeostasis）到'自我生成’（self-generation）”的过渡。马拉布援引柏格森的术语，将自动-感发（auto-affection）描述为一种“本体论的爆炸”（ontological explosion）（72），即一系列“创造性的迸裂（creative burst）逐步将自然转变为自由”（74）。因此，马拉布似乎有种福柯式的口吻，将神经元自我（neuronal self）表征为“由形式的浮现和湮灭的辩证嬉戏（a dialectical play of the emergence and annihilation of form）构成”（72）。诚然，作为总结，马拉布以福柯的方式回答了本书标题的疑问：“创造对神经元意识形态的抵抗，既是我们的大脑想要的，也是我们想给它的”（77）。

        德勒兹的角度：马拉布指出，德勒兹是“少有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神经科学研究产生兴趣的哲学家之一"（36），他关于电影的整个研究，的确都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柏格森曾抱持一个有趣的立场，即大脑只是在刺激和反应、感知和行动之间、被打开的一个间隔或间隙（interval or gap）。阿米巴原虫，受到刺激就会产生即刻的反应；但在更多具有神经系统的游走动物（mobile animals）中，大脑在两者（刺激和反应[5]）之间引入了一个间隙，使得思考和记忆能够介入反应。每个元素都在大脑中生产图像，这几乎就是达马西奥的意思：我的知觉的图像（images of my perception），可能反应的图像（images of possible responses），我被感动的图像（images of my being affected），反过来又开启了回忆和记忆的时间性图像。没错，这些正是人们在德勒兹的电影书中发现的基本范畴：知觉-图像、行动-图像、情动-图像、时间-图像、回忆-图像，等等。换句话说，正如马拉布自己指出的，"大脑的可塑性"——及其各种图像——"是世界的真正的图像"（39）。对德勒兹来说，大脑的回路和连接——或者说它们的切口和间隙——从来都不是事先给定，而必须由自己在其中描绘；它们构成了生产新事物的条件，异质性的发生，以及差异的创造，以抵抗资本主义组织要求我们的灵活性。读完马拉布，显然是时候重读德勒兹的电影作品了。不是从电影研究或柏格森研究的角度，而是从马拉布在这本书中如此出色地强调的、神经科学问题的角度。

 

 

 

IV.

        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大脑？"，马拉布回答如下：我们不应该允许我们的大脑可塑性，单纯地再生产当前经济对灵活性的需求——也就是她所说的"神经元意识形态"（"任由流动、转移和交换的、一种自我修改的能力"[78]），而应当把可塑性理解为新事物的生产。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马拉布最后以德里达的口吻告诫她的读者，"构建......同其大脑的关系，以作为来临世界的图像"（82）。

        马拉布对神经学革命的忧虑是，它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革命"（68）。"她认为，"神经科学开辟的唯一且真正的观点之进展，是它促成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可以经由更好的，疾病的疗法获得改善"（68）[v]，或者令大脑适应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对其灵活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神经科学的迷人发现......[到目前为止]还不能释放出任何可能性，释放出新的生活方式"(67)，而这正是马拉布本书中所呼吁的，"大脑之意识的唤醒"，也就是说，唤醒对 "大脑是我们的份内事，但我们并不了解它"（66）的理解。令整本书生机勃勃的，这在大脑之中、由大脑完成的工作，即新事物的生产与构成，无非就是这一问题的运动——自由问题的运动。

 

[1] 即约瑟夫·勒杜（Joseph E. LeDoux，1942-），美国神经科学家。

[2] 即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

[3] 即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4] 亦可译作“压制”。

[5] 译者注。

i       p.11:

 

它应当让我们理解，既然大脑是可塑、自由的，为什么我们仍然总是且处处在"枷锁之中"；既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正如它今天在科学发现中揭示的，以变革的全新构想对原本毋庸置疑的东西进行了反思，那为什么我们仍然有一种什么都没变的感觉？鉴于显然不可能再有任何无视神经元现象的，严密分析的哲学、政治或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什么我们却感到我们没有未来，并且问自己，我们有个大脑能带来什么好处？更甚者，我们又应该拿它怎么办呢？

 

[ii] 原注：

见 "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条目，牛津心灵问题指南，Ed. Richard L. Gregor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623。

 

[iii] 原注：

让那罗，《内部的大脑》（暂译），17 & 21。

 

两种情况下，大脑都同时作为获得形式的——逐渐塑形、稳定，并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但也作为一种塑造形式的而表现：一个接一个，在连接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个体的同一性开始被勾勒。

 

大脑的演变，经由两个阶段，即建立连接，及其在周围环境影响下的成熟，从而使遗传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可塑性。

 

''出生后，胚胎发育过程中建立的，通过神经元死亡和消除连接而稳定下来的神经地形网络开始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运作。这一运作导致了神经连接的模型建立的新阶段。”

 

[iv] p.29-30:

 

这些可塑性模态的互动所勾勒出的组织，与大脑作为无自主性、无柔软性、无生成-再现的机器的传统表述，根本不相符，如此表述现今反而变成了真正的“认识论的障碍”。针对上述这些不再反映任何东西的印象，当务之急是要申明，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大脑，根本来说，我们拿它做什么，它就是什么。

 

[v] p. 68：

 

我们怎能看不到，神经科学开辟的唯一且真正的观点之进步，是它促成了'生活质量'可以经由更好的，疾病的疗法获得改善。（28）但我们并不想要这些半-措施，尼采则会正确地称其为疾病、绝望和痛苦的逻辑。我们缺乏的是生命，也就是说：抵抗。抵抗才是我们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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