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格拉齐娜，意即“美丽小姐”

在涅曼河的流域，谁也没有她美丽。

尽管她的芳华已从清晨走向日中，

却依然保持着无比娇嫩的姿容。 

中世纪 立陶宛

        自古以来，流血牺牲之事，国之基本，自乃家常便饭。或陆战，或海战，或战争和平，或和平战争，波澜壮阔，时局动荡，再平常不过如暑往秋来，日升月落，在所难免。而其中不乏时势造英雄者，小生可畏也。便话说数百年前，于立陶宛，有一场大战。其时两军对阵；旌旗蔽天，介胄连云；月星隐曜，夜露成珠；松林沉蛇，丘岑伏兽，细听可见一二鸿鸣；黑云翻滚，雷霆腾跃；罡风欲来，杀气瑟瑟；山野布阵，兵甲流动，发出声响窸窣。火光闪电，歃血鏖战，短兵相接，一时人声鼎沸，惟赖上天垂青。余勇皆疲，角声不起；尸横遍野，红开满山，不知千万命丧。信使仆仆，马驰流星，只把那喜讯来报；僧侣骑士，市民客居，直探听得真假虚实。当此胜利凯旋之际——呜呼！格拉齐娜为国殉矣！命运诚也如此多舛欺人，实是天理难容，也无怪乎世间仁者少而小人多矣。

        这便是密茨凯维奇长诗《格拉齐娜》中的场景。创作此诗时，欧陆才将经历数十年战争的洗礼，步入工业化的历程，此间形势一片大好，天下无事、臣民乐道，可谓大同可期了，而此时全国上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异常大安宁之中，但是常言道：风平浪静之下也藏暗流涌动。一件事情太平得过了头，也往往适得其反。当时，全国大小城镇，宽街窄巷，街坊邻里，却都隐隐作怪，四下只嗅得奇怪气息弥漫，恍如悬崖勒马，行在火山口，山雨欲来风满楼。尤其对于青年人群，一股子无法言说的情绪如病毒般蔓延开来，这似乎即将临界，可又永远漫无边际——若单论这一两点，确实颇有今世之色彩。果不其然，不到一年，即次年五月三日、《五三宪法》诞生二十二周年，各地各行各业游行运动不断，如雨后春笋般风起云涌。在密茨凯维奇求学过的维尔诺，学生当众板书、公然支持《五三宪法》者也不为个例。在某多明我会教堂的墙上也有人明目张胆地大书标语：“《五三宪法》万岁！处死专制暴君！。”这部宪法原是出自于爱国党人之手；颁布于内忧外患之时。虽仅实施一年，却对其后的民主运动影响深刻，诚不愧为“祖国灭亡的最后遗嘱与证词”。恩格斯评价道：

        当法国革命星火燎原之时，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已被列强的瓜分豆剖搞得支离破碎……尽管如此，她仍然勇敢地以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的宪法在维斯瓦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她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任何邻国。波兰的旧秩序由此土崩瓦解；经过几十年平稳、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然而，瓜分波兰的列强时不愿看见一个羽翼丰满的波兰站起来的，尤其是由于把革命之火引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起来。

        再说那维尔诺总督里姆维特·科尔萨科夫得知消息，急忙责令维尔诺大学校长特瓦尔多夫斯基彻查，并向华沙总督康斯坦丁大公呈递报告，文字洋洋洒洒，粗细兼述，甚是忧心。不出数日，肇事学生便遭逮捕。大公义愤填膺，责骂维尔诺大学学生“不守本分，十分可恨”，而学校当局“明显放纵无度”。随后其人被押往华沙，由诺西尔佐夫设立的委员会审讯。六月廿八日，诺沃西尔佐夫一来维尔诺，便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领：稽查搜捕、严刑拷问，软硬并施，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锒铛入狱者无数。不久，扬科夫斯基被捕，托马斯·赞、扬·索博列夫斯基、亚历山大·霍奇科等一百余名爱德社成员也相继入狱。一八二三年 十月廿二日，密茨凯维奇身陷囹圄。

      狱中人士，说直白点，都也如丧家犬一般；连虎落平阳，也难免被犬欺，更何况手无寸铁的学生。而面对刽子手的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者往往凤毛麟角。但我要说这一套，也并非人人处处适用，就好像今之普世价值观并不作用于个别乖僻邪谬之人身上一样。在狱中，托马斯·赞承担了一切责任；狱中爱国者做了看守的工作，使得伙伴们不仅互相之间并且与外部之间保持联系，互通有无。伊格纳奇·多梅伊科后来回忆道：

 不论是过去在小组活动中，还是在监狱里，爱德社成员都紧密团结一致。尽管监狱里看守很严，每个人都被单独地关在一间小牢房里，但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晚上，我们买通看守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度过一段愉快难忘的时光。监狱外是正处严冬，大雪纷飞，是威胁我们的西伯利亚，监狱里的聚会却充满春光和信念，让我们走向波兰的未来......半夜里我们看到，已经升起了太阳。我们都聚集在亚当那间小牢房里，轻声交谈着，毫无忧虑......如果有人白天被审讯，他就会向大家讲述他在法庭或路上了解到的新情况。

      就是这样，人所能及之道也若此。一词以概之者，日月精忠也；密氏一生所笃信者——人若信仰，上帝在也。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卅一日，密茨凯维奇在狱中写下并朗读了以下这首小诗：

旧年去了，

在它的废墟上，

又飞起了新的凤凰，

在空中展翅，

全世界都看到了希望之星，

迎接它以祝福，

在这新的一年里，

我将为谁祈祷？

        三年后，正值他流亡莫斯科之时，在致当年战友托马斯·赞和扬·切乔特的信中，他说：

        “我在巴西尔的神甫那里的时候，感到很高兴。”

       狱中难友已经打定主意，要齐力保护密茨凯维奇。当局先是审问他是否参加了当时已被发现的爱德社与爱光社两组织。后来，爱学社成员弗兰奇谢克·马列夫斯基在国外被捕，当局立马将他引渡到华沙，进行单独审讯。他不知托马斯·赞已表示对所有革命活动负全责，便向审讯者承认自己是爱学社领导。该组织被发现后，当局又继续追问密茨凯维奇与它的关系。密茨凯维奇承认自己是爱学社成员，但他坚持该组织并无政治目的。狱中其他难友也做了同样口供。密茨凯维奇承认《爱光社之歌》作者为他本人。但他声明此歌并不涉及政治内容。这也是难友们统一的口径，因为有人在招供此歌时，已经把涉及政治的内容修改了。

      看来审讯委员会一时也找不出密茨凯维奇参加反沙俄当局政治活动的真凭实据，而他此时又得到了列列维尔的保释，无计可施，当局只得于一八二四年四月廿日将他释放。但他被释放后，仍然受到严密监视，没有当局的许可，他绝不能私自离开维尔诺，如果当局再次下达通知，他也必须接受审讯。可见当局绝不愿就此罢休，事情更不会如此平平结束。

        一八二四年六月底，密茨凯维奇提出去科甫沃一趟，处理私事并将以前管理过的一座图书馆交付，此外还要向维尔诺医生的夫人卡罗琳娜·科瓦尔斯卡道别。当代密茨凯维奇研究家奥纳尔德·波德戈尔斯基在《密茨凯维奇的两封信》一文中提出，密茨凯维奇或许深知他虽被沙俄当局释放，但早晚会成为西伯利亚的异客。因此，他曾打算回到科甫沃后再前往帕文加，走海路逃往国外。多年以来，密茨凯维奇身处沙俄治下的社会环境，加上个人遭遇到的种种不幸，已是身心俱疲，出国或是他最终的解脱，唯一的灰身灭智之法。回到科甫沃，他匆匆与瓦斯卡夫人告了别，在帕文加亲见海天辽阔。瓜熟蒂落，而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正当此穷途末路之际，密茨凯维奇却意外的张弓不放，整个计划被永久搁置了。

        八月初，他不得不又回到维尔诺。而就在八月十四日，审讯委员会得沙皇批准，对爱德社十名主要成员和爱学社十名成员下了判决：托马斯·赞被判一年徒刑，扬·切乔特和苏金被判半年徒刑。密茨凯维奇作为爱学社“最积极的活动分子”，被判永远离开沙俄帝国的立陶宛省。判决书十月廿二日下达后，只许密茨凯维奇准备两天就要往彼得堡去。

       出发前夕，在给莎罗美亚·贝居，即斯沃瓦茨基之母的诗中，他写道：

幸福的时光已经逝去了，真可惜！

那时，草原上百花怒放争芳斗艳。

我也采集到成把成束的各种鲜花，

可是现在，连一朵草花也难觅见。

受到狂风暴雨的不断袭击，

在当年辉煌灿烂的祖国山河，

在当年开满金色花朵的草原，

可是我依然将我所找到的送给你，

请接受它吧！像过去一样快乐。

因为这花是由你的朋友之手采来，

你也拥有了他的最后的礼物。

        如此基调，在他后来的诗作中我们还将屡屡遇见。来日方长，或许密茨凯维奇和诸位读者也不曾想到，他已错过了最佳的躲避命运的时机，此前此后数十年，命运主宰了他的一生，并从此开始了漫无尽头的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