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两国为什么都是“学历社会”？

从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来看，同属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在教育制度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共通之处，也常常被一同归类为“学历社会”的典型。在我看来，这种共通性主要体现在两国社会对“考试”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上。对这一问题，日本教育学界有着大量可供探讨的研究成果。东京大学的恒吉僚子多年来致力于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反向厘清日本乃至东亚社会的教育模型，指出诸如“努力信仰”、极高的竞争性、应试教育的渗透等特点在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普遍存在。

中日两国的共通性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首先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圈共享的类似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的存在。当然，日本并没有采纳“科举”制度，而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又常被认为不及佛教。因此，我们很难单用“文化相近”这样的原因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针对这一问题的另一种主流话语起源于近代化理论。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菲利浦·多尔（Ronald Philip Dore）提出的“后来者效应”认为，当国家或组织晚于他人采用某种制度或技术时将获得作为“后来者”（late comer）的优势和副作用。如果将近代以降的世界史看作以西欧和美国为中心的“西式近代化”的全球扩张，那么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后来者”。多尔认为就教育领域来说，“后发者效应”的副作用正是“学历”的价值过高，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二、中日两国高考&考研制度的异同和分析

1. 高考制度的异同

如上文所言，理论上讲，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有着许多共通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然而从实际的制度实施上看，二者之间明显是异多于同的。

先说说“同”的部分。中国有一个说法叫“一考定终生”，日本谓之“一发胜负（一発勝負）”。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部分原因是由于两个国家的高考成绩均只能用于当年的大学招生，也就是今年不报志愿，明年必须重新参加考试获得新的分数才行。在许多人看来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许多国家的高中教育在毕业时都会提供带有成绩的毕业文凭，毕业生只要持该文凭随时都可以向符合要求的大学申请入学，类似于我国本科毕业生凭毕业成绩单上的GPA申请国外研究生课程（比如德国的Abitur、法国的Baccalauréat、英国的A-Level等）。

再说所“异”的部分。

首先，虽然近年来中国的高考改革不断推进，类似“强基计划”、“三位一体”综合选拔等“新鲜事物”不少，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选拔依据依旧是以高考成绩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大学入学选拔制度的多样化起步更早，落实也更到位。日本大学入学选拔类型主要分为三种，即以考试成绩为主要选拔依据的“一般选拔”；以面试、小论文等方式选出符合大学要求的“综合型选拔”；出愿时需要校长提供推荐材料的“学校推荐型选拔”。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2年四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共628631人（不包含留学生），其中通过“一般选拔”入学人数占全体的49.0%，“学校选拔型选拔”占36.2%，“综合型选拔”占13.5%。

其次，如果横向对比日本的“一般选拔”和我国高考的考试制度，二者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高考经过改革，目前主要实施的是3+3或是3+1+2模式自主选择高考科目，并且为选考科目提供三年内两次考试机会，而考试分数计算则采用赋分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本过度单一的制度增加了自主选择的余地。与之相比，日本政府内部也曾提出过增加全国统一考试次数，但由于各种制约因素导致未能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高考缺乏自主选择性。事实上，日本的大学入学选拔通常会被描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第二阶段则是参加各个大学独自举办的个别考试。除却国公立大学的个别考试规定在同一天举行，私立大学的第二阶段考试时间设置没有强制规定，理论上讲，只要学生在第一阶段的考试得分达到要求，他们可以无限制地报考所有来得及参加的各大学的个别考试。然而，这个过程看似最大程度上为学生择校提供了自主选择权，但由于参加个别考试需要缴纳报考费用，再加上如果考生身居偏远地区，行程安排的困难程度以及旅费金额都会大大高于住在大城市的同龄人，这种选拔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常常受到质疑。

2.考研制度的异同

众所周知，我国近年来考研人数不断攀升，学历“内卷”愈发严重，“二战”、“三战”也变得常见。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入学选拔采用与高考类似的全国统一考试形式，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而博士阶段并不存在完全统一的考试体系，直博、硕博连读、申请审查制以及直考制度共存。与之相比，日本的大学院入学并不存在很强的竞争色彩，硕博同样主要采用申请审查制，选拔工作和评价基本由“研究科”或“专攻”全权负责，缺乏统筹组织，选拔机制的质量保障方面存在一定的“隐患”。

3.关于差异成因的分析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高考&考研制度上总体而言异大于同，其原因可能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体来看，中国更倾向于使用以考试分数为核心的选拔机制。可能的解释包括（但不限于），人口压力带来的过度内卷、产业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的脱节、对单一指标选拔机制的公平性的重视等。与之相对的，日本的高考制度更加多样化、选拔的相关权力主要掌握在各个大学手中，究其原因，以私立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值得一提。此外，日本人口减少，许多大学由于招生困难，不得不降低自身入学选拔的“难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促进选拔评价指标的多样化。

其次，但从考研制度来说，日本社会中研究生学历对就业市场而言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因此与内卷严重的中国完全不同，大学生的升学欲望不强，除非确实是想要从事学术研究的相关工作。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学科分类是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比如对于工程类专业的学生来说，取得硕士学位对找工作有着明确的加成，因此升学相对也比较热门。

三、作为研究课题的可行性

建议挖掘高考相关的议题，由于人口减少、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等背景，大学入学选拔相关的探讨如今在日本有很大的“学术市场”。

四、教授和书籍推荐

• 九州大学 木村拓也  

• 九州大学 花井涉  

• 京都大学 南部广孝

• 佐贺大学 西郡大

• 东北大学 仓元直树

『衡平な大学入試を求めて──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とアファーマティブ・アクション』

木村拓也，九州大学出版会，2022.

『東アジアの大学・大学院入学者選抜制度の比較―中国・台湾・韓国・日本』

南部广孝，东信堂，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