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回合

（一）1986年9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故命名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贸易谈判，历时7年半，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结束。谈判几乎涉及所有贸易，从牙刷到游艇，从银行到电信，从野生水稻基因到艾滋病治疗，参加方从最初的103个增至谈判结束时的123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前七轮谈判大大降低各缔约方的关税，促进国际的发展。但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补贴、双边数量限制、市场瓜分和各种非关税为特征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为了遏制保护主义，避免全面的战争发生，美、欧、日等缔约国共同倡导发起此次多边谈判。决心制止和扭转保护主义，消除扭曲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具有生命力和持久的多边体制。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部长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同意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86年启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部长宣言中明确此轮谈判的主要目标：为了所有缔约方的利益（特别是欠发达缔约方的利益），通过减少和取消关税、数量限制和其它非关税措施与，改善进入市场的条件，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加强关税与总协定的作用，改善建立在关税与总协定原则和规则基础上的多边体制，将更大范围的世界置于的、有效的多边规则之下；增加关税与总协定体制对不断演变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是促进必要的结构调整，加强关税与总协定同有关国际组织的联系；促进国内和国际合作以加强与其他影响增长和发展的经济之间的内部联系。乌拉圭回合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主持下的第八轮多边谈判，也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最后一轮谈判。

（二）从1986年9月谈判的启动到1994年4月最终协议的签署历时8年，参加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国家和地区从最初的103个增加到1993年底的117个和1994年4月谈判结束时的128个。此次多边谈判的主要成果：强化多边体制，特别是将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自由化的轨道，并加强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改善货物和服务业市场准入的条件，关税水平进一步下降，通过这轮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降税1/3，发达国家制成品平均关税税率降为3.5%。同时通过谈判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与有关的措施和与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议题括传统的货物和新议题，传统议题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热带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服装、农产品、保障条款、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问题等，新议题则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乌拉圭回合有关货物的谈判可以分为两个内容：一是关于关税减让的谈判；二是关于规则的谈判。在关税减让方面发达成员对品的关税减让幅度达40%，即加权平均税率从6.3%减为3.8%。发达成员承诺关税减让的税目占其全部税目的93%，占全部额的84%，其中承诺减让到零的关税税目的比例由乌拉圭回合前的21%增长到32%，涉及的额从20%增长为44%。15%以上的高峰税率比例由23%下降为12%，涉及额为5%，主要为纺织品和鞋。从关税约束水平方面分析时发达成员承诺关税约束的税目由78%上升为99%，涉及的额由94%增长为99%。发展中成员的关税减让水平低于发达成员，加权平均税率由15.3%减为12.3%。从约束关税范围上分析时发展中成员税目约束比例由21%上升为71%，涉及的额由13%增长为61%。

（三）大部分发展中成员在乌拉圭回合后全面约束关税，如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等、韩国、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约束关税的比例在90%左右。农产品关税的实施期为从1995年1月1日起5年内完成，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均全面约束农产品关税，并承诺进一步减让。农产品减让从1995年1月1日开始发达成员的实施期为6年，发展中成员的实施期为10年，但部分发展中成员也承诺6年的实施期。对于发达成员而言从减让幅度上看发达成员总体关税的削减幅度在37%左右，发展中成员平均减让幅度在24%左右。在制定规则方面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主要分为四组：第一组括《1994年关税与总协定》（简称GATT1994），它是对原来的《关税与总协定》（简称GATT1947）的修改版本和如何谅解和减让表的《1994年关税与总协定马拉喀什议定书》；第二组括两项主要协议，主要目的是将农产品和纺织品与服装纳入到正常的规则管辖之下；第三组括《技术性》、《海关估价》、《装运前检疫》、《原产地规则》、《进口许可程序》、《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和《与有关的措施》等7项协议；第四组括《保障措施》、《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三项补救措施协议。过去关税与总协定只涉及货物领域，服务不属于关税与总协定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因此许多国家在服务领域采取不少保护措施，明显制约国际服务的发展。为了推动服务的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提出将服务业市场准入问题作为谈判的重点，经过8年的讨价还价后最后签署《服务总协定》（英文缩写GATS），并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四）《GATS》将服务业分为12个部门160个分部门，在12个部门中有涉及律师、会计、审计、计算机硬件安装和软件服务的专业服务部门；与邮政、电信、电传和邮件有关的服务；建筑与工程服务；括批发在内的商业分销服务；不同层次的教育服务；保护环境的服务；括保险与银行业务的金融服务；以及医疗、旅游、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服务及其他服务等。《GATS》将服务分为四种形式：一是服务的跨境交付和服务产品的跨境流动，如律师咨询、电信服务等；二是境外消费，这主要涉及旅游、教育和医疗；三是以商业存在（跨境设立商业或专业机构）形式提供服务，例如建商店、饭店、律师事务所、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提供的服务；四是自然人临时流动提供的服务，括演出、讲学和行医等。《GATS》的一般义务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逐步自由化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与货物不同的是服务的最惠国待遇不但给予服务本身，而且要给予服务的提供者。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在《GATS》中不是作为普遍义务，而是作为具体承诺，与各具体部门的开放相联系，经过谈判后才承担的义务，这种将一般性义务与具体承诺的义务区分开来的做法是《GATS》一个十分重要特点。《GATS》还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原则中体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考虑：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发展要给予自由准入的优先权；允许发展中国家对服务业的适当保护，使其服务业的开放享有一定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开放服务时可以设置条件。乌拉圭回合在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果是自1948年关税与总协定生效以来多边体制在单一部门取得的最重要进展。

（五）知识产权是个人或单位基于智力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所产生的权利，与货物中的有形物质相比时知识产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它括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域性，即一个国家的法律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权在本国范围内有效，在别的国家不产生效力。为了便于一个国家的自然人或法人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也能够取得法律保护，世界各国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逐步建立起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范围的扩大和技术开发的突飞猛进，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已不适应新的需要。同时还由于知识产权与国际的发展关系日益密切，关税与总协定便将与有关的知识产权纳入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之中。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谈判组于1991年12月提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英文缩写TRIPs），该协议经过讨论修改后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际被各国接受而成为正式协议。该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目标和动机，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加强相关的保护措施，强化对仿冒和盗版的防止和处罚。协议强调对反竞争行为和歪曲的控制，协议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待遇的过渡期安排，最后协议还规定与有关的知识产权机构的职责以及相互之间合作的安排。知识产权协定是乌拉圭回合一揽子结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世界组织成员都受其规则的约束。突破原有的议题，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通过建立贸易组织，取代“1947年关贸总协定”，完善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执行“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是“乌拉圭回合”取得的最突出的成果。

希腊化时期

（一）希腊化时代指从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到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止的一段中近东历史时期，这段时期内地中海东部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逐渐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而形成新的特点，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被西方史学界称为“希腊化时代”。前33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被杀，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这是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驾崩后亚历山大帝国四分五裂，经过多次战争后最终分裂为三大继业者王国（马其顿王国、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塞琉西王国）以及其他若干国家（本都王国和帕提亚帝国）。这些中近东国家大多在政治、文化、风俗上或多或少地受到古希腊文明影响，并与当地原有文化交流融合，这些国家被称为希腊化国家。希腊化时代持续三百年，在此期间希腊化国家逐渐衰落，并先后为罗马共和国所灭。前30年屋大维率军征服埃及，最后一个继业者王国托勒密王朝覆灭，希腊化时代至此结束。亚历山大死后昙花一现的马其顿帝国瞬即分崩瓦解，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史学界认为地中海东部、小亚细亚、埃及形成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国家是希腊化的国家，所以称地中海东部地区这段时期为“希腊化时代”。前229年起罗马不断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扩张，利用希腊化诸国的各种内外矛盾，制造不和并使之相互削弱，必要时诉诸战争，先后于前168、前64、前30年分别灭亡马其顿、塞琉西和托勒密王国，逐步使各希腊化地区并入罗马。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有希腊化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都是农业。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等工商业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城市的出现，许多地区之间商路的建立，流通货币的大量增加都说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频繁的战争和大量奴役战俘使奴隶数量有所增加。

（二）由于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以及生产和战争的需要，加之各族人民交往的增加以及各国国王采取的一些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都有很大发展，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里斯塔克等为其代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及其图书馆在当时享有国际性学府的声誉。希腊化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体是存在地区差异的以国王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大批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移居埃及和西亚各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希腊城邦体制有关的城市制度在西亚等地得到发展，除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为公民主体的城市外还有一些各地原有的以寺庙为中心的城市或公社。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这方面突出的代表就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罗特，其长达12卷的《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始于传说时期，终于前301年。以前776年作为希腊信史的开端，严格地区分希腊神话与希腊历史。格罗特在政治信仰上是激进党人，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对王权死硬派。他在该书序言中写到：“亚历山大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狭窄，而且堕落了，再也吸引不读者，或者说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整个来说从前300年起到罗马吞并希腊这段期间其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罢了。”在这部书的结尾他又写到：“从亚历山大以后不但希腊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多产的天才也开始枯萎，前4世纪在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身上展示出来的优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

（三）这位崇拜雅典民主的战士不愿再往下写了，古希腊的历史便到此为止。他把亚历山大大帝看作是一个不懂得希腊的蛮族，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样，格罗特故而在这里突然中断他的叙述。格罗特是一个“雅典中心主义者”，他的一切都是以雅典为转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雅典的霸权，而且毁灭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黄金时代的雅典结束了，曾经属于希腊的光辉从此暗淡，黑暗笼罩着希腊。时隔不久马其顿的腓力当权，是他改变以后希腊世界的走向。在格罗特心目中马其顿人除了有一层希腊文化的皮毛之外基本上还是野蛮人，他们和雅典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紧接着的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时代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指希腊化时代（前322~前30年），狭义的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统治的年代（前336~前323年）】在古希腊史上构成一条重要的分水岭。格罗特认为：“后亚历山大时期是古希腊文明衰落的时期根本不值得去研究。”格罗特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古希腊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古希腊文明并没有衰落（如果说希腊文明衰落了，那也只是它在希腊世界失去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它只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而在空间上大大拓宽了，其结果造成分享希腊文明的社会集团大大扩展，文化中心增多了，已经到了“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时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都热心于奖掖希腊文明，在整个亚历山大帝国中到处都分布着希腊式的剧院、希腊式的庙宇、希腊的文学与艺术、希腊的商业以及希腊式的城市，这些新的希腊城市逐渐取代雅典的文化中心地位（这时的雅典只是一个哲学、戏剧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而成为新的希腊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中心（例如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小亚细亚海岸外的罗得岛）。

（四）从广义上来讲这并不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只是古希腊文明向外辐射后相对消耗自身的元气，从而迈向完成古希腊文明使命的第一步罢了，只不过这些被希腊文明辐射的地区在那些以雅典为中心的人看来是“蛮族”地区而已。尽管这些地区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但“雅典中心主义者”还是对此有视无睹，自然这一地区也就成为格罗特视而不见的地方。晚期希腊作家大都认为晚期希腊文化成就未能达到前5-前4世纪的高度，而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代是伯利克里时代，受希腊人恩泽过多的罗马人也接受这种观点。随着希腊-罗马文明在欧洲各地的传播，欧洲人自然也采纳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同雅典和爱奥尼亚的创造性时期作品媲美的富于个人天才的作品，由此可见人们大都不能公允地对这一时期作出评价。虽然希腊化时代有名可查的学者达1100多人，但那丰富多彩的作品仅有少部分保存下来，这就和从伯利克里时代所传下来数量众多的文本形成鲜明的对比。如雅克比的宏伟选集《希腊历史学家断片》出版于1923~1958年间，该书包括800多位已“丢失”的在希腊化时代进行写作的希腊历史学家的片段。希腊化时代历史材料主要靠波里比阿的著作保存下来，而波里比阿的《历史》只有前5卷完整地留存于世，其余部分只是零星片段，并且他著作目的总是为他的同辈希腊人解释罗马兴起的原因。至于其他的历史材料只能依靠查士丁对庞培·特罗古斯作品的摘要，约瑟夫斯著作中有限且有时带有偏见的报道以及其他的残存片段，如仅凭这些有限的证据过分地指责一个时代未免过于苛求。

（五）多数史家写古希腊史喜欢以亚历山大大帝作为结尾也有其客观原因，亚历山大大帝所开创的广阔而复杂的希腊化世界使人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一广袤地域不仅有三大君主国——马其顿、塞琉古和埃及，而且还有100多个在很大程度上相对独立的城市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自身利益不断互相结盟来反对敌手则加剧这一地区的复杂性。况且各地区、各民族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在历史上又都有各自独立行动的传统，更使这一历史时期扑朔迷离，让人很难作出综合研究。错综复杂的联姻、结盟、竞争甚至战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犹如近代早期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一样。然而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使得人们不能忽略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对罗马有持续而久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罗马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世界。基督教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兴起的，在本质上这个时代也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者所效仿的榜样，不幸的是人们一直忽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德罗伊森（1808~1884年）最早改变这一传统，开创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激情时代”。他是普鲁士著名的政治人物，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深受黑格尔和伯克的影响。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语言学教授，这期间他的思想和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化史大家布克哈特（1839~1843年在此学习）。1848年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并任立宪委员会秘书。184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当德国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随即退出政界。1850年与桑威尔合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关系史》，晚年编写《普鲁士政治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

（六）他所宣传的观念是德国的统一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实际政治目的。亚历山大成了他的代言人，坚决主张用“铁血”政策从上而下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位历史学家在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是他最先揭示出亚历山大大帝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他开创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研究。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于1833年在汉堡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所强调的不是亚历山大的破坏方面，而是他的创造方面。他极高地估计亚历山大个人的作用，倾全力为他的政策辩护，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说成是一个更丰富的历史生活的开端。在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传》之后德罗伊森进而研究他的继承者的命运，于1836年在汉堡出版《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赋予“hellenism”一词以新意，认为是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但他忽略社会经济因素。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这个术语——“希腊化”。他试图证明只有在军国主义的马其顿王国的领导下才能把希腊各分散的城邦统一起来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他固然未曾直指德国的局势，但如果同当时德国的民族情况作对比时就会使人一目了然其用意所在。他原想要概括这一整个时代，既写它的战争和统治者，又写它的文化和宗教，但他以政治史作为开端后并未更向前跨进一步。此时他写信给朋友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我冒昧称作‘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至此他完全奠定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后来德罗伊森在进行其他研究的余暇还对这三本著作进行仔细的修订，因而迄今还有它的地位。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化时代的时间范围应该从前280年希腊化世界三足鼎立开始到奥古斯都大帝为止，不过他只写到前222年就停止了。

（七）希腊化时代之所以能在那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引起人们重新对这一时期进行评估的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新帝国的向外扩张，而这一扩张的重点与范围几乎和亚历山大东侵路径大致一致。这就促使学者们特别注意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无形中就把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当作新帝国扩张的先锋，结果几乎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这期间那些极具天赋的欧美历史学家在不断吸收新的材料，把德罗伊森所开创的希腊化文明研究不断更新。19世纪的学术背景也为希腊化时代研究提供肥沃的土壤，而从古物学中产生的考古学和从古典学术中产生的语言学两大现代学科则是支撑希腊化研究的主要支柱，如欧洲、亚洲的希腊化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提供（仍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一时期诸王朝及其近邻民族的文化材料和物质背景。钱币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钱币上的皇室人物图像真实到可以诊断出该人的甲状腺问题。碑文和纸草也为学者们提供丰富的书面材料，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再现古典文献最重要的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为学者们提供更详细的有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托勒密王朝政府和社会的详尽看法，这些无可匹敌的文献彻底改变在中世纪晚期以前对这一王朝的认识。这些材料的出现大大地改变欧洲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有关古代希腊历史的看法，并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真正奠立希腊化时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接着便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研究上的“英雄时代”，在这期间出现大批重量级历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瑞。

（八）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英雄时代”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自那以后的近20年间希腊化时代研究奠基者的观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这些观点成为各种教科书、百科全书的标准观点一直延续到当今。在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历史学家在前辈所建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反映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观点，这些新历史学家在重新检查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为德罗伊森所提出的解释希腊化历史和文明的基础，从而开始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修正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丁、沃尔班克、巴迪安、格吕、伯斯坦因、朗、格林等。代替以前学者对希腊化诸王朝殖民特性的描述，新一代学者一直强调要改变以往学者对希腊人、马其顿人的非希腊人邻居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当前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巴比伦文献和档案的新版本和新译本的出版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修正对希腊化王朝臣属民族文化的忽略，而这一忽略是19世纪和20世纪这一学术圈内的重要特征。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希腊化时代历史正在出现，这些新的著作把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和价值归咎于希腊-马其顿人和那些近东非希腊民族的共同创造上。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论，如材料问题、王朝问题、婚姻问题等。造成这种争执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心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难于理解那些伟大人物的独特性，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动源泉。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后来许多人的作品如阿里安、鲁夫斯以及其他作家中他们自身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他们所引用的早期作家的材料也会引起人们的争论，以铭刻形式保存下来的法令和信件所提供的消息并不是十分明了的。

（九）一提到希腊化时代就会使人想到令人敬畏且又让人迷惑不解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追随罗马帝国时期作家的观点，认为亚历山大的统治是仁慈的，而忽略亚历山大战争的残酷性，或者说这种残酷性被涂上光环。古代那种把亚历山大的行为看作是典型的暴君统治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酒后的暴虐和其统治晚期要求人们像神一样对待他）被巧辩或赋予一种正面的解释，这种观点在塔恩1948年出版的亚历山大传记中达到顶峰，该书把亚历山大描绘为有骑士风度的哲学家，亚历山大东征的目的是实现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人类大同的思想。由塔恩塑造的一个想极力融合东西方理想的人物形象直到当时还是魅力无穷的，连流行一时的小说也深受其影响。二战以后的学者越来越怀疑塔恩那理想化的亚历山大形象，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出版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批评以塔恩为代表的理想派。历史学家巴迪安正在逐步消除塔恩笔下的理想形象，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残忍且现实的政治家。而沙谢迈耶则把亚历山大看作是一个无人性的人和一个僭主，他不能容忍远征中那为获得个人专制和辉煌的努力中所出现的不同声音，这种观点在新近出版的有关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最重要的历史书籍伯斯沃斯的《征服与帝国》中得到清晰的阐述。亚历山大东征的最重要后果是希腊政治理性主义对东方神权专制主义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不可改变的东方世界最终赢得胜利，即专制君主成为象征。

（十）在希腊化王国之中国王是一位独裁者，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令，他对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如波里比阿认为这一时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君主。文献资源和铭刻中所描述的马其顿诸王的真正行为举止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统治像独裁者一样，这种君主制使“有气魄的希腊人”堕落为“腐败的亚洲人”，尤其是他们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同情表明他们已背叛希腊文化。彻底的崩溃不可避免，但这种崩溃为爱希腊的罗马人的干涉而延宕，从而延长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帝国的霸权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世纪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最近的学者不断倾向于强调这一时期古代近东政治的连续性，把马其顿王朝希腊主义当作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这背后传统的近东机构继续在起作用，这犹如波斯帝国甚至更早时代帝国统治之下当地机构所起的作用一样。塞琉古王朝的研究特别明显地表明这一趋势，很容易找到这些例证，比如出自位于安纳托里亚西南部的卡里亚的前3世纪晚期和前2世纪早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希腊铭刻表明拉布朗达的避难所的传统统治者继续像他的前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履行其职责，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以他名誉颁布的法令当时以希腊语来写了，并用希腊城邦的典型术语来表述。当时出版的铭文和楔形文字文献都表明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在土地占有类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类似连续性，古代史研究的进步总是和新发现的历史材料并行而进的，除了铭文以外并没有发现有关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史方面的意义重大的材料。结果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段时间所奠定的希腊化时代政治史叙述的框架基本上没有变化，虽然在小的细节方面进行大量的更正和修改。

（十一）罗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现代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把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比如在他的著作中他就把“希腊化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因此人们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的这种概念性框架导致历史研究中的“混乱和贫乏”。但是他对希腊化时代研究的伟大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师，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注释占了整整第3卷，也表此时他对图版的阐释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对他的证据的有力说明。有关这一时期经济问题看法最惊人的变化莫过于过去那种认为这些希腊化王朝由庞大、高效的官僚机构运行的合理的计划经济的看法几乎彻底地从学术文献参考中消失，美国学者善迪的著作《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破坏那种希腊化王朝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同时对这一时期官僚机构的详尽研究也揭示这一时期缺乏一些任何真正官僚机构的主要特征。代替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前驱研究者们所想象的运转效率很高的官僚机器，当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希腊化政府看作是工具，这种工具的首要目的是他们从所统治的臣民手中最大量地榨取税收。当时所发现的大量文献（如有关禁止政府官员为个人的利益剥削国王臣民的王家法令）都同样证明希腊化王朝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固有的体系的低效率与腐败，结果这些重新研究希腊化王朝的新观点比这门学科奠基者更加精致的、更加正确的反映所曾经存在的历史实际情况。

（十二）关于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希腊化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故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决不是平衡的。这一工作最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研究，如可作为殖民帝国主义一个绝好的例子。整个希腊化世界到处都是亚历山大的希腊裔和马其顿裔的继承者，在政治方面他们是统治者并剥削当地的富有者，这点就像近代的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剥削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已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托勒密埃及和法属北非比较研究的论文，从地中海世界到印度边界中希腊文化都处于垄断地位，旅行者都可以在这一区域发现新的城市就是在许多老城市当中也可以发现与希腊生活许多相似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希腊语都是官方语言、文化语言，以至一个人可以从希腊旅行到印度而不怕语言沟通不便。希腊知识分子和希腊化的知识分子享有共同的尊敬，这些共同的尊敬是因他们的老师所传授的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最伟大作家的著作而来，这些老师认为这一时期是再也不能到达的出众的象征，更不用说超越它了。教育有助于加强希腊文化在希腊化世界的传播和盛行，这种教育倾向于把焦点集中在那不多的几本伟大的书上，其中特别明显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像古代士兵一样的是艺术家和作家也越来越倾向于职业化，会背井离乡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资助和佣金，让远处的人们分享他们的艺术享受，因此这就呈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希腊化世界文化生活的表面统一性。新城市在制度上以同样的方法模仿那些希腊古老城邦的制度，这有助于把希腊文化气氛输入到东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对于当地人来说希腊文化是一种相当珍贵的身份象征，是一种属于特权阶级的证明，正因为如此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急切地追求希腊文化。

（十三）然而希腊化世界的文化生活仅仅是表面的统一，新近研究已表明爱琴地区的希腊文化和亚非等地的新王朝的希腊文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有许多因素造成这种差异，但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希腊文化在欧洲和爱琴盆地城市是种家乡文化，在这些城市之中作家、艺术家可以很随便地从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整个宝库中任意撷取他们所需要的主题和主旨，而在亚洲的作家、艺术家则不能分享这种传统。那些在近东的希腊人极其顽固地保持他们的祖传文化而忽略当地民族的文化，因此希腊化世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殖民社会的特征，这就是说是希腊文化的一种简单的、不完善的版本。因此亚历山大那种想把希腊文化与已有数千年传统且已成定式的东方文化进行混合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尽管这种现象时常潜伏在现代关于希腊东方化研究的表层之下。即使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居民大多数是当地人，但正式的政府形式和官方崇拜都是希腊式的。入侵者们急切地想保持他们的传统，尤其是通过体操房来教育年轻人，这种运动不但在城市里很盛行而且在埃及的乡村里也很盛行。在耶路撒冷发生纷争的一个原因就是在那里建立体操房（这种纷争造成马加比起义），犹太上层年轻人的趋势是采纳希腊的服饰和风俗。纵观整个希腊化世界时希腊文化是如此魅力无穷。以致希伯来人时常向希腊人屈服，在犹太人会堂里异教的艺术品样式被广泛地模仿着。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的民族并不总是彻底地接受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基督以后的第2世纪起犹太宗教领袖开始对他们的律法书进行阐释，这导致犹太塔木德传统的形成，是有意对希腊影响的反动。

（十四）尽管公开的叛乱是不常见的，但埃及人以及其他民族能够有意地破坏这种“殖民”制度，而且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推翻其统治者的仇恨。马加比起义是前167-160年马加比家族领导的反抗塞琉古帝国统治和希腊文化渗透的一次犹太人大起义，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地区，其后由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接管。前186年塞琉古四世在位时开始强迫犹太人拜偶像、接受希腊文化、禁止割礼和守安息日等，并将圣殿给了宙斯，导致不少犹太人殉道。安条克四世于前169年至前168年入侵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因罗马干涉而被迫撤出。之后安条克四世在返回叙利亚途中镇压犹太人的一次暴乱，并洗劫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一万多犹太人沦为奴隶。安条克四世企图把犹太人希腊化和将耶路撒冷圣殿用於祭祀宙斯，结果马加比家族领导犹太人发起马加比家族起义。结果前165年成功以游击战夺回耶路撒冷圣殿和使犹太地区免于希腊化，取得相对独立，由非大卫家系的祭司兼作君王，犹太人的光明节一直在纪念此事。马加比王朝（前143年～前63年） 或译玛喀比王朝、哈斯摩王朝，前167年犹太祭司玛他提亚领导犹太人对抗塞琉古王朝。玛他提亚于前166年卒，犹大·马加比继承父志并夺回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其后马加比家族成员犹大·马加比之弟约拿单及西门继续进行其抗争，建立马加比王朝。安条克四世亵渎、迫害犹太人信仰，激起犹太人无比的愤恨和反抗（具体境况为将宙斯雕像放在犹太人圣殿内，并声称犹太人的唯一神‘亚威’只是宙斯幕下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杂牌神）。

（十五）前168年掀起马加比正式起义的领袖是耶路撒冷西北莫顶城的老年祭司马提亚，当安条克四世的官员在莫顶城设希腊祭坛并强迫犹太人在祭坛前按异教礼仪献祭时马提亚和他的儿子们以及犹太族人坚决不从，投奔起义军日益增多，他们常与塞琉古作突击游击战，虽以寡敌众仍常得神奇之胜利。马提亚死后由他的第三儿子犹大·马加比接任领袖（前166年～前161年），犹大·马加比智勇双全、善于战术、常操胜券，被称为“执铁锤者”，在他的领导下犹太人常败中得胜，收回耶路撒冷。并故意在前165年12月25日把重建完成之圣殿再新献给神用，在殿中满布烛光（是为烛光节或修殿节），纪念神所给之胜利，巴勒斯坦便重回到犹太人手中。此后马加比军便进行防御，巩卫国防之事工。一面重建京都，一面进剿约但河东西之小国（如亚扪、以东、非利士）以雪仇恨。还向罗马进行外交关系，订立军事同盟，以期树立外援。但犹太内部亲希腊（塞琉古）之人也不少，故在前162年时塞琉古大举南侵时以亲希腊之犹太分子作内应，在贝特匝加黎雅战役击败犹太人。前160年的厄拉撒战役中犹大·马加比更是战死，马加比族领袖们逃到山林间，以马提亚之第五子约拿单·亚腓斯（前160年～公元前143年）为首领与塞琉古展开游击战。在前150年又把犹太政权夺回，此后马加比族不断与叙利亚国交战，在一次战役中约拿单被杀。马提亚之第二子西门（前143～公元前135）便独自挽救国运、重整军力、励精图治，在前143年与叙利亚订立协议，争取全面性的自由，成为犹太国。自前586年国亡后犹太现今首次成为独立国，国号称为哈斯摩尼，纪念其先祖之功德（哈斯摩尼乃马提亚曾祖父之名）。

（十六）前168年祭司马提亚掀起反抗安条克四世的宗教与政治的迫害，爆发震动巴勒斯坦全地的马加比起义，经过长达历年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终于在前143年在西门治理时代获得摆脱塞琉古王朝统治的胜利。从前143年到前63年罗马占领巴勒斯坦为止，这段时期是为马加比王朝的独立时期。如果说在早期希腊化时代城邦和城邦文化就消亡了，这不符合实际，然而城邦确实发生变化。早在前4世纪由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压力，那种普通市民在城邦政府中扮演决定性作用的稳定性信仰已经开始衰落。不断增加的是那些专家，例如雅典金融专家Euboulus和Lycurgus，职业军人和他们的惟利是图的长官（例如雅典人Iphicrates和Memnon of Rhodes）这类人倾向于取代古典城邦时期的业余官职、将军和市民税吏。前3世纪以后的这种新政治结构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混乱的希腊化世界里城邦必须想尽办法维持其不稳定的独立，当面对许多王国不断努力征服另外一些国家或在外交、军事斗争中利用这些国家作为砝码时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政府变得越来越渺小，最后只是虚伪的外表，在这个外表之后是贵族寡头的统治，时常是默许的或公开的一个接一个的强权政府的支持。城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穷途末路，越来越粗糙不堪，但是总还存在。来自希腊爱琴地区各地的铭刻证明这时的城邦活力和能动性也证明个人的爱国主义，这些个人仍旧愿意为城邦的利益和由公民大会颁发的嘉奖令冒险，甚至献出生命。城邦仍然是希腊生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并一直延续到古代世界最危机的时候，这种自治政府的最后残余才消失。

（十七）埃及与近东与上述的情况是不同的，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早期希腊人向东移民并定居于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以及其他一些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新城市里（特别是塞琉古王朝所建立的新城市里），希腊人建立这些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他们的新王国。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规模很大、人口众多、建筑辉煌，还有些为古老希腊所不知愉快之事物。尽管有关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古迹几乎荡然无存，但从Ai Khanum可以窥探出当时希腊化城市的辉煌与繁荣的大概。Ai Khanum是位于阿姆河流域的一座名叫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法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有宽敞街道、不朽庙宇、大体育馆、大剧院和美丽建筑的大城市。因此当一位简明希腊导游手册的作者Heracleides Creticus感到有必要警告那些来自东方旅游者咋看雅典和其他希腊本土著名的城市时候不要失望，这些城市只是些过失的街道和破落的房屋，这一点也不奇怪。尽管这些城市很辉煌，但亚洲的这些新城市只是非希腊世界中希腊文化的岛屿。早期研究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希腊化时代的城市看作是“熔炉”，在这座熔炉里希腊文化和非希腊文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相遇了，融合产生一种新的国际文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学者对希腊化时代社会关系提供一种更加尖锐的解释，这种解释与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征服亚洲之梦是惊人地相似，伊索克拉底梦想使亚洲的土著像斯巴达的奴隶一样努力工作来支持新希腊者和他们的马其顿主人。

（十八）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希腊化世界是一种社会地位由种族来决定的社会，种族的从属关系是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来计算的。有一点不能确定是亚历山大是否有一种混合马其顿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来产生一种混合菁英去统治他的帝国，但事实却是在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属于统治菁英（其人口的总数少于总人口的10%）。假如城市为国王所剥削，作为回报时国王也必须支持当地的上层阶级，且总是更加慷慨地授予他们各种头衔和荣誉。威尔斯已批评那些过分美化塞琉古对其辖下城市政策的观点，事实上国王们不是用甜言蜜语来使他们顺从，就是挥舞大棒使其屈从。检视那些纷繁复杂和自相矛盾的材料以后埃伦伯格总结到：“总的来说城邦和君主们的互利关系可以有悖任何法律，或者说实际可以不顾以往的任何合理性，他们的关系完全基于他们之间力量的真正对比上。”关于20世纪欧洲霸主地位衰落的原因时人们已进行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持反对美国立场的人已用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希腊化世界与欧洲大陆的衰落都是由于外部世界干涉的结果，希腊化世界就是由于野蛮而未开化的罗马人干涉而衰落的，这种观点已为众多的从事古代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所赞同。显然罗马的威胁逐渐使希腊化的国家失去独立，就像阿塔鲁斯二世所说：“发动一场事业而没有罗马人的参与，那注定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希腊化世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其内部，在于其臣民持续增加的对支持君主国的不满。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前334-前323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

贝特匝加黎雅战役

（一）虽然犹太人在历史上更加亲近埃及方向的强权，但在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后他们实际上已经习惯在北非与西亚之间来回摇摆，因此当塞琉古大王安条克三世占领圣地时耶路撒冷等地的犹太领袖便与之顺利的达成协议，犹太人将过去对托勒密埃及的尊奉直接转到叙利亚当局头上。当安条克三世战死前线时塞琉古帝国内部发生一系列宫廷政变，最终曾经被送去罗马作为人质的米特拉达梯回国登基。为了表示对传统塞琉古王权的尊重改名安条克，成为历史上的安条克四世，随即他以不触怒罗马共和国为前提发兵攻打各处的国内外对手。靠着自己重新改革编组的新式军队迅速击击败已经趋于崩溃的托勒密埃及，只是因为罗马人的干涉，他不得不从尼罗河与塞浦路斯两地撤军。当他还在埃及围攻亚历山大城时位于后方的圣地却传来的暴动消息，一则关于他本人已经战死的消息在耶路撒冷等地迅速传播，部分犹太祭祀阶层开始谋划叛乱并四处袭击数量不多的塞琉古驻军。怒不可遏的安条克四世把埃及前线的全部精锐都撤回以色列，将叛乱者狠狠地镇压一番。出于报复犹太祭祀阶层的需要，他闯入圣殿祭拜希腊主神宙斯并强迫一些人以吃猪肉的方式来改变信仰，最后他甚至将自己封神，要求犹太人都来朝拜自己。很快由于波斯人的叛乱和帕提亚人的再度入侵，安条克四世带兵去往东方作战，犹太祭祀阶层便顺势展开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尽管安条克的报复其实只针对几个叛乱城市，但在祭祀们的鼓动下整个犹太地区都骚动起来。而叛乱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其实是那些在希腊化时代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相比作为统治者的希腊人，传统底层祭祀更痛恨这些成功玩转希腊-犹太两种文化的本土新贵。

（二）前167年-前164年之间犹太起义者先后在4次规模不等的战役中击败赶来镇压他们的塞琉古军队，他们逐步扩大队伍规模并以绰号“铁锤”的祭祀之子犹大·马加比为领袖人物。但一系列军事胜利本身并不能说明犹太军就真的具备超越希腊人的军事水平，被他们打成“罪魁祸首”的安条克四世从未率领精锐王室军队返回圣地作战。他的战略重心一直停留在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波西斯和埃兰等偏远省份，所以仅仅有数位地方驻军指挥官和1位总督曾经与马卡比交战，他们麾下的部队也远远比不上大王本人才能调动的精锐。马卡比则一直避免同塞琉古人发生正面冲突，总是用频繁的袭扰和游击战术来消耗对方，他的控制区也仅仅局限于内陆，对沿海的港口无能为力。起初塞琉古方面也没有太多兵力可以抽调去圣地，几位地方指挥官带着由动员民兵组成的部队在陌生的土地上打的非常吃力，除了自己直属的地方骑兵部队外他们的步兵主要由轻装弓箭手和希腊化民兵构成。这些部队的日常任务就是维持治安和防御本省的要地，并不能适应频繁的高强度作战，这就给马卡比起义者以不断引诱再找机会突袭攻破的机会。前164年得到大量部队援助的科里-叙利亚总督利西阿斯率领一支有2万步兵、5000骑兵和22头战象组成的新军南下，由于安条克四世仍然停留在东方前线，他的部队其实也不够精锐，不过相比过去的民兵来说他还是为自己增添部分具装骑兵和来自希腊、加拉太等地的雇佣兵力量。因此尽管犹太人继续以游击战形式伏击部分塞琉古分队，但从未真正击败这支大军，耶路撒冷也就被利西阿斯的军队团团围住。

（三）真正为马卡比解围的安条克四世的去世，由于常年奔波在前线，这位自我封神的君主最终病死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亚省。作为国王倚重的老臣，利西阿斯被任命为摄政王，负责辅佐年幼的安条克五世。但在都城安条克中传统的反罗马派开始推出他们自己的首领菲利普，因此利西阿斯立刻解除对耶路撒冷的围困，向北赶回叙利亚应付内战。于是一直到当代犹太人都宣布他们击败塞琉古军队，收复耶路撒冷。在此后的1年里利西阿斯和安条克五世都忙于保住王位，除了手里原本就有的军队外他们还获得从东方返回的王室大军支持，加上安条克四世曾经在罗马做过人质，所以整个集团都获得罗马元老院的认可。因此内外都不占优势的菲利普只能具有安条克一城，这个反对罗马的东方希腊化小集团也就很快败下阵来。前162年利西阿斯大体上控制叙利亚局势，却发现南方的马卡比势力又得到壮大，后者不仅控制大部分城市，还是开始成规模地组建正规军部队。一旦这个敌视自己的犹太政权稳定下来，那么就将成为托勒密埃及的北方屏障，瓦解塞琉古帝国在南方的统治。于是总督率领5万人的大军南下，重返自己来不及收拾的犹太战场，马卡比在得知希腊军队降临后也从自己的控制区内集合新编组的2万军队，准备同利西阿斯决一死战。因为得到王室军队的控制权，利西阿斯此次南下的主力就包括塞琉古帝国内最精锐的银盾军团。这个部队称号最早来源于亚历山大在东征末期组建的精锐老兵分队，在塞琉古帝国建立后银盾军团就成了国王直属的常备军力量，总数常年保持在万人左右。

（四）虽然在与罗马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又得到安条克四世的重建，后者更是依据自己在罗马时的所见所学将这支部队改造为罗马军团式的武装。所有士兵都尽可能地换装罗马武器，并根据职能分为5000纯罗马式步兵和5000保留马其顿方阵战术的传统步兵。此外利西阿斯也带着自己原先用于叙利亚作战的那支军队，不仅有来自克里特和本地的优秀弓箭手，还有来自小亚细亚内陆的加拉太雇佣兵，后者作为来自欧洲的凯尔特人后裔一直保有不错的武力。其他部队则包括来自叙利亚殖民城市的民兵分队以及来自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雇佣军，他们都是传统的盾矛部队，足以应付防御营地和补给线的需要。塞琉古的骑兵部队则包括精锐的王室伙伴骑兵和地方骑兵，总数也在5000以上。包括不少来自加拉太、小亚细亚城市和东方的雇佣骑兵也随军南下，甚至还有武装最好的具装铁骑、中亚风格的骑射手和希腊人自己组建的弓骑兵分队，他们对缺乏马匹和骑兵传统的犹太人来说是最为致命的压制性优势，至于30头战象同样配备厚重的护具与专属轻步兵护卫。马卡比也因为多次对塞琉古军队的胜利开始轻视起希腊对手，凭借对民兵的作战经验，他认定塞琉古军队虽然庞大，但士兵战斗力有限，所以只要犹太人多加训练并保持高昂士气就足以击退软弱的对手。于是在利西阿斯离开的一年时间里他也逐步将自己的起义军做了正规化处理，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学习后犹太人也编练自己的希腊化军队，并使用缴获和仿制的希腊式武器装备自己。因此马卡比军队不仅拥有自己的马其顿方阵，也训练自己的希腊式骑兵。由于具有兵力优势，塞琉古军队也不再害怕自己顾此失彼，马卡比起义军惯用的诱敌深入、偷袭营地、半道拦截和控制粮道等手法在众多职业化部队面前纷纷失效，在不需要分担过多任务的前提下被马卡比看不起的民兵和雇佣兵一样难以击败。

（五）在此期间部分希腊驻军还被围困在靠近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型要塞亚克拉，这座安条克四世当年建立的驻军基地，一直顽强抵抗着围攻自己的犹太士兵。马卡比在得知塞琉古军队正浩浩荡荡开向耶路撒冷后主动调走军队，到以北的一块高地上布阵，那里是希腊人从贝特匝加黎雅北上的必经之路，双方的这次决战也因此得名。在马卡比的指挥下超过2万名犹太步兵组成浩大的马其顿方阵，各类使用标枪、弓箭和投石的轻步兵分散在方阵的前后左右，数量有限的骑兵分布居于步兵阵线的两翼，其中右翼的骑兵在装备和战斗方面更好一些。这显然也是马卡比人受到传统马其顿方阵战术影响的结果，虽然他们一直希望抹除希腊化影响，但在各类技术层面都免不了被其同化。利西阿斯虽然有5万人马，但大量的二等部队被分配到补给线和后方营地固守，真正参与作战的是30头战象、5000左右的各类骑兵和以银盾军团为主的1万多主力步兵。大量轻步兵被分配到最前线位置，后面是战象部队，其后才是分别按照罗马和马其顿战术编组的银盾军团。骑兵同样被分属两翼，并得到多余轻步兵的支持。根据传统马其顿战术原则，最好的骑兵居于全军的最右翼。战斗首先在两军轻步兵之间拉开帷幕，塞琉古军队很快就获得优势，不少雇佣兵都给自己装备超过普通轻装标准的头盔、盾牌和其他护具，让其在混乱的远射武器交火中具有更强生命力。犹太轻步兵在被他们压制之余又遭到赶上来的大象冲击，从未有过与大量战象交手经验的他们自然在恐惧感驱使下后撤，部署在他们后方的犹太步兵方阵也因此受到撼动。马卡比的弟弟霍兰负责指挥全军的步兵行动，为了鼓舞士气而告诉犹太人不要害怕大象，他选择主动冲入对方阵中，在用利刃猛刺一头塞琉古战象的腹部后这位鲁莽的勇士也被摔倒的巨兽压死。但重整旗鼓的犹太士兵还是集中攻击大象，并迫使象夫赶着大象后撤。

（六）然而随之赶上来的塞琉古方阵却没有受到太多影响，精锐的银盾士兵根据事先训练让出给大象通过的走道，等到战象全部返回身后又熟练地用队形关闭阵线上的漏洞。随即他们使用罗马式长盾构成坚不可摧的密集阵列，挺起长度减少到3米左右的长矛，压向犹太方阵。位于两侧的军团式步兵也像罗马人一样掷出手里的重型标枪，扎入缺乏护具的犹太士兵阵中，至于退回步兵身后的大象也成为士兵发射箭矢的移动平台。在步兵的两侧中塞琉古与马卡比的右翼骑兵几乎同时杀向对方的左翼，包括大量具装骑兵与伙伴骑兵的塞琉古人采用兵分两路的夹击手法，他们顺利击破战力羸弱的马卡比骑兵并顺势将对手逐出战场。犹太人的右翼骑兵也遭到塞琉古左翼骑兵+轻步兵的阻击，被马卡比看不起的雇佣军用娴熟的战术技巧赶走犹太人的军中精华，后者也不得不在希腊骑兵的追击下转身逃跑。此时塞琉古步兵在中路的作战也几乎大获全胜，训练有素的方阵将照猫画虎的犹太步兵顶向后方。两翼的军团则以中队为单位，贴身杀入已经被标枪削弱的密集队列。更有中队利用骑兵战胜的机会直接从后方迂回到犹太步兵侧翼夹击，巨大的压力和心理落差让犹太军队近乎崩溃。当部分塞琉古骑兵停止追击并开始完成包抄后先前还自信满满的马卡比人终于全部溃散，由于在贝特匝加黎雅战役中的失败，耶路撒冷再次遭到塞琉古军队的包围。但在漫长的围攻战期间叙利亚北部的局势又发生变化，反罗马集团的领袖菲利普重新在安条克城引起事端，安条克五世不得不将利西阿斯和大军召回，马卡比起义者也因此又逃过一劫。此后起义者再也没有遭到如此强大的塞琉古军队，他们一直坚持战斗到数十年后的安条克七世时代，但依旧是依靠外力而不是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马卡比自己则在数年后一场战斗中被另一支塞琉古军队杀死。

厄拉撒战役

（一）前164年年幼的安条克五世国王和父亲留给他的摄政吕西阿斯一起迫使马卡比犹太人对塞琉古帝国再次折服，然而他们的军事胜利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相应的政治加分，相反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势力都其感到十万分的不满意。在国际上罗马人注意到塞琉古帝国有再次称霸西亚的苗头出现，由于共和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就一直致力于削弱环地中海的四方强权，所以塞琉古无论对罗马有无敌意都会遭到来自元老院的干涉。何况安条克五世并非前任君主留在罗马城内的人质，更不可能获得罗马方面的极力信任。在国内安条克五世在实际上被归类于亲罗马派，由于甚至自己的王朝无力与西方世界的霸主争锋，利西阿斯一直对罗马采取卑躬屈膝政策。当罗马人继续要求塞琉古人削减军备时他们便迫不得己地将战船凿沉，并将不少战象的脚筋割断，因此在塞琉古国内的叙利亚本土派看来这对活宝就是典型的叛徒。而在真正的亲罗马派看来他们又总是怀有二心，不能算理想的代言人，于是在贝特匝加黎雅战役结束的当年罗马人策划一起塞琉古宫廷政变。当年被塞琉古四世派到罗马的德米特里乌斯悄悄返回国内，并在真正的亲罗马派帮助下暗杀弟弟安条克五世，接着这位新上位的德米特里一世又下令处死重臣利西阿斯。当然塞琉古式的麻烦很快就要来困扰这位新君，由于叙利亚方向的内乱，马卡比王朝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圣地的主人。虽然他们的控制区还是仅仅限于内陆地带，却可以在高地方向俯视整个沿海平原。而且因为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陷入严重性衰退，这个新生的犹太政权一下子感觉自己有了巨大空间。

（二）当然犹太人最关心的外部势力还是北方的叙利亚，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新继位的德米特里乌斯一世正忙于同国内的叙利亚本土派争斗，这些人在首都安条克和重镇大马士革都有一定的支持势力。同时位于两河地区的地方总督也宣布自己成为独立的国王，马卡比人便因此不再继续臣服塞琉古帝国，进而引发前161年的亚达撒之战。当时由于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忙于他所认为的真正威胁，所以赶来弹压马卡比人的仅仅是将领尼卡诺尔和数千地方军部队。马卡比人按照自己的光荣传统，采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不断吸引希腊人追击。最后依靠突袭和斩首策略，打死尼卡诺本人，剩下的塞琉古军队也就撤出犹太地区。然而马卡比人并没有认清真正的形势，由于德米特里乌斯来自罗马，所以共和国并不会阻碍他镇压西亚本地的附属国势力。因此到了前160年另一位希腊将军巴吉底的部队开始南下，尽管塞琉古君主本人需要应对东面割据的米底总督提马库斯，但还是留下不少兵力给巴吉底来专门用来对付马卡比犹太人。为了迅速解决犹太问题，巴基德斯率领2万步兵和2000骑兵从大马士革南下，在第一站加利利中塞琉古军队毫不犹豫的开启屠城模式，希望以此震慑地区内的所有犹太人。接着他们继续前进到耶路撒冷，将犹太圣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多年之后犹太人在回忆当时的危局，声称自己一边只剩下3000人的军队。其中大部分人还因为忌惮庞大的希腊对手选择逃离耶路撒冷，因此作为起义者领袖的马卡比就只剩下来1000士兵。但根据当代的以色列学者估计犹太人实际上集中只是略少于塞琉古对手的兵力，也就是说那些逃出耶路撒冷的士兵实际上是去各地征集部队，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耶路撒冷被反复占领的巨大代价。

（三）巴基德斯的部队发现犹太人开始集结后毫不犹豫地主动寻找对方决战，他的部队质量不如当年吕西阿斯的部队，但胜于模仿自己的犹太义军，特别是在骑兵方面。双方最终在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附近的伊拉撒相遇，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击溃对手。犹太军队的步兵已经超过万人，除了大量的轻装步兵外还包括数千模仿马其顿方阵武装起来的重步兵部队。但犹太骑兵的数量很少，只是马卡比本人指挥的那支亲卫队。他们很自然地位于全军的最后方位置，保护身前的方阵步兵和散兵线。因为部队的数量和质量有限，巴基德斯的麾下的重装方阵部队也居于少数，在他们阵前还有数千可以执行骚扰作战的中型步兵。他们虽然也是地方武装，却同样是可以组成方阵作战的希腊化士兵，并因此装备着更多头盔和椭圆形盾牌。一旦手里的2-3支标枪投掷完毕就可以迅速成为类似希腊方阵的近战部队，至于多达2000人的骑兵被分配到全军两翼的侧后方。战斗开始后马卡比派出自己的轻步兵与塞琉古人接战，但希腊士兵在前哨战中就压制犹太对手，在不少弓箭和标枪掩护下地方民兵成了犹太散兵所难以应付的对象。马卡比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对自己非常不利，转而寻求再次通过斩首来瓦解希腊大军。通过观察后他发现巴基德斯本人和卫队都处于塞琉古军队的左翼，于是千名犹太骑兵追随领袖迂回，直扑塞琉古将领的所在位置。临行前他还下令步兵前线后退，将对方的步兵也吸引出去。然而希腊军队的骑兵实力超过犹太人的估计，巴基德斯在发现对方来袭后主动率领左翼骑兵后撤，并一路奔向战场后方的崎岖地形。

（四）马卡比顾不得自己留在战场内的大量步兵，继续追击逃跑的希腊将军。犹太人没有注意到，塞琉古军队的右翼骑兵也迂回过来，从后方完成对自己的包夹。由于已经是在崎岖山地的犹太人基本上没有逃跑路线，被迫和前后两边的塞琉古骑兵作战。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巨大差距让犹太领袖和他的菁英士兵一起在这里被杀，同时犹太步兵一直按着既定方针在且战且退，但在失去骑兵保护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需要直面整个塞琉古步兵阵线。当他们逐步退入战场后方的崎岖地形就无法继续保持马其顿方阵的严密，结果队形更加灵活的塞琉古人打的更加从容，将马卡比军队全部击溃。另一种对于战役的描述是巴吉底故意让塞琉古军右翼佯退，诱使犹大军左翼追击至山坡，再利用地形上的优势攻击犹大军，最后当塞琉古左翼击破犹大军右翼后从后方打击犹大军左翼，造成犹大士兵溃散。战局的最后不少人应该是通过复杂地形的掩护逃走，避免可怕的全军覆没。随着伊拉撒之战的惨败，犹太人失去他们的主力军和精神领袖，但依靠祭祀阶层维持的政教合一政权并不会因为头面人物的死而立即崩溃。犹太起义者此后索性放弃城镇，在约拿单·亚腓斯的率领下退到约旦河附近打起游击。巴基德斯知道自己无法消灭旷野里的武装分子，便着手加强所有塞琉古控制城市的防御。由于不能迅速消灭约拿单·亚腓斯，他不得不撤军，马卡比起义者也再次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在塞琉古国内的反罗马势力再次在东方举兵之后马卡比王朝再次加入反叙利亚阵营，最终德米特里乌斯本人也在同雇佣军和犹太人的战斗中丧命。

台湾日据时期

（一）台湾日据时期为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帝国殖民统治的时期，又称为日据时代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日据时期充满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导向及活动形态，日本统治的目的是最终把台湾与日本同化。由于日本是最后一个跻身近代殖民帝国的国家，其帝国主义型态具有后进性。和西方由资本主义引导国家海外殖民政策不同的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尚不发达，无力在台湾从事大规模资本活动，因此日据初期由台湾总督府主导殖民地的开拓规划。原则上由官方为日本资本家量身定做各种规则，迫使台湾提供资源、物产及劳力，为其服务。在国家发展定位上日本将台湾作为支持本国工业的后盾，同时是向南方发展的基地。总督府对台实行特别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会。台湾人没有平等的参政权，在初期现代教育程度也远低于在台湾的日本人，日后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与日人相比仍相对不平等。日据时代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水平上得到一定的现代化，加上战后接收的国民政府治台失政以及本地人与当时来台大陆人之间的思想隔阂，导致部分的台湾人在战后对日据时期产生某些程度的怀念，日本留在台湾的建设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亦于近年来重新被检视或评价。1894年中国与日本因为朝鲜主权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次年3月20日战况呈现败象的中国派出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并以全权大臣身份赴日本广岛与日本全权大臣议和。到达之后李鸿章要求先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廷一方面承认朝鲜独立；另一方面也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

（二）台湾割让予日本的记载为马关条约第二条之内：“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割让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119度至120度及北纬23度至24度间的各岛屿。”第五条亦有如下之文字：“日清两国政府于本约批准交换后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员赴台湾省，实施该省之让渡事务，但需于本约批准交换后二个月内完成上述之让渡。”因为此条约导致台湾进入日本统治时期，成为日本殖民地，而该和谈经过亦史称台湾割让或乙未割台。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另外，虽然清廷因为战争失败才割让台湾，但日本谋取台湾的武力攻占方式，中国大陆学者称之为占据。1895年6月2日中国全权代表李经方与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海面的日舰“横滨”号完成台湾交接手续，而台湾人民则以“台湾民主国”的名义发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在台湾岛上与日军展开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另外虽然清廷因为战争失败才割让台湾，但日本谋取台湾的武力攻占方式在中国大陆学者称之为占据。台湾总督府是日据时期的最高统治机关，其首长为台湾总督。该总督府的组织特色为绝对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身为总督府主官的台湾总督，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形成总督专制的政体。

（三）台湾总督府成立初设民政、陆军、海军三局，民政局下置内务、殖产、财务、学务四部（在乙未战争期间曾短暂命高岛鞆之助为副总督一职，他也是50年日据时期的副总督）。1896年陆海军两局合并为军务，民政局则在原本组织下增设总务、法务、通信共七局，经历1898年、1901年、1919年三次修订总督府官制后就成形不再变更。而不管怎样变动，约略来说若不包含地区性的行政组织，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主要行政组织分为中央行政与所辖官署两大类型的部门。以1945年来作说明在台湾地方的中央行政方面：总督之下有其左右手，在1919年之前称为民政长官（或称民政局长官），1919年之后称为总务长官。另外总督府编制尚有总督官房与五局二部及所辖的官署机关，台湾总督府将台湾在行政上分为五州三厅和“新南群岛”。台湾日据时期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岛被日本殖民的时期，日本将台湾之经营视做殖民成就的宣传品，这点与日属朝鲜、香港日占时期以及日本控制的伪满州国、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和日本占领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的治理方针很不相同。根据殖民统治“内地延长主义”，日本据台后期已经开始着手将台湾日化，希望减少与日本本土的差异。但日本在所有其他殖民、占领区则主要实行资源取得以支持战争之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采高压政策，并未著手进行日本化。也因为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政经文化得到某些程度现代化，加上战后初期陷入国共内战的国民政府治台失当，导致部分的台湾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前生活产生某些程度的怀念。此心态不仅普遍留置于老一辈台人之间，也相当程度地影响战后台湾的认同感、族群意识观念。

（四）香港日占时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事侵略统治香港的时期，时间从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香港人俗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于1938年10月21日攻陷广州，并派兵驻守深圳的深圳河北岸，逼近香港。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由酒井隆指挥从深圳进攻香港，防守香港的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经过多番激战后失败，12月25日傍晚港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当局向日本投降，1万多英军做了战俘。到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日据时期总督，香港从英国殖民地变成日本占领区。日占香港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实行残酷的统治，香港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到严重摧残，激起市民的反抗，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纵队抗日武装组织，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引发香港归属问题。当时普遍认为英国应把香港主权交回中华民国政府，但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下，1945年8月15日英国宣布接收香港及恢复对香港的管治。内地延长主义为法国处理殖民地时所遵循的思想与做法，该主义相信人种文化与地域可互相同化。因此该主义主张将新附殖民地领土视为“虽与内地有稍许不同，但仍为内地之一部”，并直接适用本国法律。在亚洲殖民地历史中琉球与台湾为实施内地延长主义的最明显例子，借由内地延长主义衍生的同化政策正是将台湾或琉球视为日本内地的延长。目的在于使殖民地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政府，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 在具体措施上则实施地方自治与同化等措施。

（五）为了把台湾变为日本的粮食基地，日本人在台湾的建设颇为卖力。以经济方面来说为了满足“日本内地”的粮食需求，日本在台湾尝试可称为亚洲的第一个农业革命，推行的项目如使用化肥、培育新品种、有计划地规划水利灌溉等工作。他们开设新型的糖厂，代替过去用牛力和人力操作的制糖方法。日本人拥有的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广泛地种植甘蔗，压制食糖，营销世界。台湾外销的农业加工品，食糖一项的收入占了大宗，凡此建设都使得台湾的民间实受其益。不过这些措施颇多以台湾为实验性质，犯了错误后台湾百姓先吃大亏。例如日本当局推行一种稻米新品种，高产却不能抗风，台湾全岛都奉命种这一品种，一次风灾后全台颗粒无收，百姓蒙受极大损失。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无论质和量都提高许多，而且这些建设带动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糖厂外围因为有糖厂为中心，将一部分的城市文化带入农村，客观上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嘉南平原上乌山头水库这个大的水利系统，是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设计的。在日本统治期间台湾全岛逐渐电气化，纵贯铁路修成，高雄、基隆两港开港，这都是有长久影响的建设。日本的农业人口迁移到台湾东部屯垦，本来几乎全无建设的后山因此也有可观的成就，更好的维护日本的殖民统治。殖民当局只允许日本人的公司经营大规模的糖厂，糖厂对于提高台湾的经济生产能力确实有其贡献。然而糖厂对它外围的农村时垄断农民选择作物的权利，也独占当地地方交通和其它资源的分配。

（六）当年日本人的糖厂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实际上是兼具控制和管理的功能，这一类的企业是不会让台湾人经营的。糖厂的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只不过是基层劳工而已。台湾人能发展的企业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例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它重要的企业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之中台湾教授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足以领导台湾的文化建设，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在教育方面日本推行“日本帝国国民教育”，每一个儿童都有过六年的基础教育。在卫生方面日本设立卫生警察，专职地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使得一般的生活环境清洁健康。日本推行现代的医疗制度，在台北帝大的医学院中训练许多本省的医生，在大城小镇照顾病人，于是台湾流行的疾疫，霍乱、伤寒、疟疾等等都一扫而空，这些成就客观上也不能否认。日本殖民当局将刚从西方学来的法律应用在台湾，代替中国传统的法律。当时刑事警察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日本在台湾施行的刑罚虽然严酷，但是法官基本上是清廉的，而且有法可据，不可任意地仗势欺人。法律严峻，却值得信赖，台湾居民真正认识公权力的权威。这许多建设都是在后藤新平以及他的继任者以及几个文人总督和文官在日本据有台湾后逐步开展，他们要在台湾建设一个模范殖民地，尽快同化于日本。相对于日属朝鲜的军事统治时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采取完全不同的两条途径，在这基础上日本带来的现代文化的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形态更是难能可贵。

（七）对比清代的台湾时本地文化近于空白，为了更好的把台湾同化于日本，日本人铺设一层从西方经过日本来移植到所谓的现代文明，大力推广日文和日语，极力压制中文使用。台湾的文化发展就是经由这一途径在文学、艺术、和音乐各方面都从日本直接引进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间接引进西方的现代文化，无可讳言由于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文化边陲，在各方面文化资源取自于日本本土。台湾文化能达到的水平不免先天不足，而且很难有开拓创新的空间，凡有的一些成就遂更是难能可贵。因此台湾经历长时间的日本统治后台民的同化虽然说是同化于日本受影响极深，也有相当的成份可以解释为同化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若不能理解这种现象时突然地责备台湾人“媚日”、“哈日”，那是不公平的。日本据台50年，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供给粮食的基地，台湾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皆有相当进步。但日本治台终究还是将台湾当作殖民地，为的只是同化台湾居民为日本人，台湾人民终究只是日本帝国第二等人民。日本的百姓在本土有选举权，日本却始终没有给台湾人一个“民主的制度”。不仅台湾的官员都是从外面派进来的，台湾也没有真正民间选举的议会。基层行政单位的一些代表也并不都是选举产生，有一大半是由官方指定。有些台湾的分子是日本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台湾地区曾经有“绅章制度”，由殖民地当局颁给地方领袖们配戴的徽章，表扬他们的社会地位，用这方法让日本赢取许多地方领导阶层拥护。

（八）日本在台湾训练当地人才也有一定的限制，日本并不鼓励台湾人进入真正的社会领导阶层。台北帝大主要是为在台的日本人而设，台湾本地的优秀青年反而必须到内地去就学。台湾人的职业选择最多是律师和医生，文官、法官、高级技师和管理人员都是由日本人担任。三段警备制指总督府在统治初期采取的一种警备制度，总督府依治安情况将全岛划分为危险、不稳、平静三种区块：危险区块派遣军队驻守，不稳区块由宪兵守备，平静区块由警察负责。但是此制度并未对日据时期初期的武装游击抗日发挥太大效果，总督府随即改采镇抚兼施的策略，而宪兵主要职务改为讨伐“土匪”（指抗日民众）。保甲制度是源自清朝时协助政府维护地方安宁的保甲制，虽然名字为“保甲制”，但是日据时期与清朝时期的保甲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在日据时期保甲制度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总督府订定《保甲条例》，规定：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每个“甲”都设置“甲长”作为领导者，而“保”则设置“保正”，任期皆为两年，为无给职。《保甲条例》中规定所谓的连保连坐制度，意思就是如果某个保甲中的某个人犯罪，则该保/甲中的所有人必须要付连带责任，藉以达到使人民互相监视的功效。例如：1901年朴仔脚（今嘉义县朴子市）支厅遭到攻击，相关的保甲成员皆被处以一千四百日圆的罚金，保正及甲长也必须要协助日本当局维持秩序、宣传政策、检查环境卫生等内政。在此基础之上日本人又成立“壮丁团”，用来协助警察或防治天灾。日人据台以后为协助统治政策的实施，在台湾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在当时的台湾中警察的职责很广，除了维持治安等警察原有的职务外还包括卫生及协助施政等工作。

（九）警察详细的工作内容大体包括：执行法律与维护公共秩序，例如监视公共集会、审理小刑案、取缔吸食鸦片、管理当铺等；协助地方政府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例如协助宣传禁令、收税、管理户籍、普查户口等；管理原住民部落等。台湾人当时习惯称警察为“大人”，也会拿警察来吓唬不乖的儿童，这是由于当时警察的执掌完全涵盖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且动辄干预人民的日常生活，引而造成人民心中的恐惧。当时台湾一个警察平均管理547人，但同期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中一个警察却需要管理919人。虽然严苛的警察制度对社会治安大有帮助，但是过于严苛的干涉使人民私下称警察为“狗”或“四脚仔”以暗讽警察。为了镇压顽强的武装反抗势力，总督府制定许多法令来抵制这些活动，其中《匪徒刑罚令》是指后藤新平上任后所制定的一项法令。此法令强化警察及宪兵的权力，并且将所谓“土匪”、“匪徒”（指抗日民众）的刑责加重。在后藤上任并严格推行此法令的头五年被依此法令处死刑的民众高达3.2万人，超过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一。此外总督府还制定《匪徒招降策》，以达诱使抗日民众归顺的目的。此法令规定：对于欲投降的“匪徒”（指抗日民众）时举行“归顺仪式”，免除其刑责并提供创业基金（称为“更生基金”）。但总督府有时也会利用招降仪式的场合射杀抗日分子。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在后半段发动“皇民化运动”，对于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时要求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皇民家庭的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

（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皇民化运动加速进行。1945年台湾光复，真正是皇民的台湾同胞人数还不过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已，但日本同化的工作还是非常成功的：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在中国作战，如果有台湾兵时也只是分散在各个日本的作战单位之中。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地征用台湾人民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台湾军夫和军人在南洋的表现居然和日本人完全一样，同化程度之深可想而知。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在台湾的日本人民获得的一份配粮，台湾同胞能获得的大概只有一半的数量，皇民化的日本人可以得到日本人和台湾人中间的一半。这一粮食供应的差别，当然也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至少可以吃得饱一点。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更日本。皇民化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强行推行的意在消灭台湾人民民族意识、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殖民奴化运动，1937年9月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巩固台湾战略地位，彻底奴役台湾人民，根据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强迫全体台湾人民“皇民化”的方针：禁止台胞使用汉文，停开各级学校的汉语课程，废止报刊中文版，强迫使用、学习日语；封闭中国式寺庙，毁除各种神像，勒令更改祖先的神主和墓牌，改奉日本天照大神；禁用中国纪年，改用日本正朔；禁穿中式服装，改着日本服或 “国民服”；禁演中国戏剧、音乐和武术等。

（十一）1940年又规定改用日本姓名者可提高政治地位，不肯改用的公教人员要受到撤职处分，一般居民不许登记户籍，因而也领不到战时的配给品。1941年又成立皇民奉公会，由长谷川总督亲任总裁。在临战体制“热汗奉公”为圣战而劳动等反动口号下大力推行所谓“皇民奉公运动”、“贮藏报国运动”、“增产挺身青年运动”，其目的是榨取台湾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以供侵略战争的消耗。1942年在台湾实行陆海军 “志愿制度”，1944年9月进一步实行征兵制度，通过警察与保甲组织进行胁迫把30万余台湾青年强征到中国和东南亚战场去充当炮灰，该殖民奴化运动始终遭到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1937年8月近卫内阁于8月阁议，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其中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就“皇民化”发表声明，要将“皇民化”渗透至岛民（即台湾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作为实现“台日一体”的转籍，并利用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台湾全岛更接近皇民化。日本殖民当局认为废除当时台湾发行报纸的汉文栏有助于日语之普及，于是于1937年4月1日正式废止汉文栏。其中《台湾新闻》、《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自是年4月1日起废止报纸中的汉文栏，而《台湾新民报》（后来改名为《台湾民报》）则从4月1日起将原先四页的汉文栏缩半，两个月后的6月1日起则开始彻底废止汉文栏。自台湾总督府废除报纸汉文栏后又乘机令全台公衙职员：“不论何时何地都需使用日语。”同时指示各州厅动员各教化团体致力于家庭部落及市街庄日语化，以期开启彻底常用日语之局面，于是各州厅开始相继制定有关表扬日语常用者、认定日语家庭、建设日语模范部落等具体方案。

（十二）如若被认定为日语常用家庭者则加以表扬并享受日本人小学校、中学校，担任官厅及街道役场官员等的优先权。其中1942年4月时台湾有日语常用家庭有9604户（共7.8万人），占全台湾的1.3％。同时日本殖民者也大力推广日语讲习所，在1937年全台湾日语讲习所仅仅4367所，至1939年却跃升至15126所，学生则由1937年的26.3万人跃升至1939年的92.4万人。而战争末期日本殖民当局更以奉公班为单位，设日语讲习所，遍布全台湾各个角落。1943年起皇民奉公会展开常用日语强化运动，在各市支会及街庄分会设立日语推进员并组成“日语推进队”，以督导全台各地民众彻底过上日语家庭的生活。台湾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从未停止抗争，数十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鲜血和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台湾同胞的抵抗力争身份和权力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在达半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当中武装抗日的政治运动大抵上发生在日本据台的前20年。这20年的武装抗日运动根据学者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台湾民主国”抗拒日军接收的乙未战争；第二期是紧接着“台湾民主国”之后的前期抗日游击战，几乎每年都有武装抗日行动；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到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哖之战”），但都以失败告终。

（十三）日本正规军镇压游击队，实行集体大屠杀。之后台湾反日运动转为维护汉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过在1930年期间原居民部落还是发生“雾社事件”，引发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居民。北埔事件是1907年11月发生于台湾新竹北埔的反日事件，领导人为客家人蔡清琳。蔡清琳本为基层警员，后因理念不合离职。1907年11月他对新竹北埔山区的汉人与赛夏族人自称为“联合复中兴总裁”，谎称清廷大军即将登陆新竹，并利诱赛夏族大隘社头目大打禄（汉名赵明政）加入，开出高额猎杀奖金（如“夺一把日本巡查配剑赏二十元”）。之后他并于11月14日煽动群众杀害北埔地区的日警与平民共57名，但蔡清琳方面却毫无动静。后来附和的赛夏族人知道受骗，将蔡清琳杀害。不久台湾总督府警方前往北埔支援日方警力，并就此事逮捕百余人。经审判后该事件的首从共有9人被台湾总督府判处死刑，有期徒刑或行政处分者则为97人，并且秘密处死许多客家人。但由于当时对台湾少数民族采怀柔政策，对于赛夏族人仅没收其枪械，而赵明政则佯死隐居避祸。此反日事件的起事者多为镇守隘勇线的汉人兵勇或隘勇线外的台湾少数民族，台湾总督府以此为借镜多加整顿该组织，另外也重新调整与加强理蕃政策。改采不借汉人之手直接管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不过之后却因此引起更大的雾社事件。苗栗事件是罗福星事件、台南关帝庙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新竹事件、南投事件等五个事件的合称，这五个事件相继发生于1912、1913年间，日本人将这五次抗日事件镇压后合并处理，称为苗栗事件。日本人认定罗福星是这些抗日事件的真正领导者，1914年2月16日在罗福星建立的革命中心苗栗设立临时法庭，对五次抗日事件进行审判。

（十四）苗栗事件这次审判对象以罗福星为首，包括日本警察逮捕的抗日分子921人，其中20人被判处死刑，2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人被判处行政处分，无罪的34人，不予起诉处分的578人。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不仅经由武装起义，还有从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希望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获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19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十五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不会赋予台湾同胞合理的国民地位。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北管来怀念原乡的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的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古诗，尽量保持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和学校教育可以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五十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命脉相连。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台湾同胞也曾经参与，例如罗福星就曾经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党员，而且参与广州起义。

（十五）中国大陆上的“五四运动”也引起台湾的共鸣，像张我军就曾经在台湾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用中国的白话书写。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实不绝如缕、常有来往，中国的著名人物例如改革和革命的领袖梁启超和孙中山都访问过台湾，受到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的一些精英也有人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来往居住，如板桥林家在厦门有住宅，亦即著名的菽庄花园。林尔嘉投资福建的许多事业，是闽南有名的企业家。也有些人回到中国大陆发展事业，如张我军、黄朝琴、洪炎秋等等不胜枚举。连横则将独子连震东送回中国大陆托人照顾，要儿子还是中国人。回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常以闽南或客家祖籍作为籍贯在中国大陆工作，这些人在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后被称为“半山仔”。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从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可是当年争取台湾人权的运动留下种子，林献堂、蒋渭水他们一线相承，坚持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民主权利，直到爆发“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起义，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6名查缉员及4名警察在台北市法主公庙对面发现一名40岁女子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其所有香烟以及钱财。

（十六）林江迈跪地哀求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引起民众围观。查缉员情急之下用枪托击伤林江迈头部，林江迈顿时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围观群众目睹此景，愤而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开枪示警，击伤围观的市民陈文溪（20岁，送医次日死亡）。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2月28日民众沿街打锣通告，愤怒的市民包围专卖局分局抗议，要求局长下台负责，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搬出焚毁。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事态迅速扩大，游行请愿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巡逻。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运动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而兵力不足，运动群众很快控制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岛的形势逐渐失去控制。

（十七）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3月6日处委会起草“32条要求”，并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3月7日下午处委会召开全体大会，将32条扩大为42条，增加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撤销警备总司令部等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傍晚处委会全体常务委员同赴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提出“42条要求”，但被拒绝。3月8日该会派省市参议员代表到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谢罪，并发表声明推翻前一日通过的决议案，呼吁自次日起复学、复工。中午驻守上海的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群众阻拦后部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运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后“二二八”事件最终被当局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做非法组织取缔。许多台湾同胞（尤其医生）被征调到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服务，1930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在东北的台湾同胞在地位上比日本人低，可是比中国大陆人高，这些奇怪的现象使台湾同胞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种人。

（十八）《亚细亚孤儿》这本书正是说明这种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在台湾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国防的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中做工，补充日本不够的劳动力。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各种工厂设施都蒙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食粮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食粮的半份，许多台湾的耆老还能记得当年半饥饿的生活。台湾被无辜地拉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台湾人民蒙受的灾害，和日本人相比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没有被“原爆”的蕈状云笼罩以外台湾人民在战时身受苦难全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拖累的。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二战结束。台湾确定结束日据时期，并由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光复。同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于9月1日于重庆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警备总部'，同时命陈仪兼任“台湾警备司令”。经过多日准备后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于台北成立，接收人员分别在10月5日－10月24日分别由上海或重庆飞抵台湾。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於上午十点于台北公会堂举行，降方为日本国所属台湾总督府，而福建省主席陈仪则以台湾省行政长官的身份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从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手中接过降书。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机关处所设于原台北市役所（即当今台当局行政部门院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