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 1683 年，人类历史的转捩点────────

➤ 西欧：奉行重商主义，光荣革命前夕，欧洲霸权转移至英国

➤ 东欧：鄂图曼帝国围攻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失败，东西霸权象征性转换

➤ 东南亚：阿瑜陀耶王国逐步收紧对欧海上贸易，港都国家的转型

➤ 东亚：明郑势力正式投降，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

➤ 中美洲：西班牙人、印地安人、海盗三方势力竞逐，殖民地社会的确立

近世后期的一大转变：贸易庶民化

白银大流通是近世「前期」的重要特征，当时白银用来贸易奢侈品，但到了 17 世纪后期，亦即近世「后期」，白银流通逐渐庶民化，渗入世界各地区庶民的生活中。但 1668 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日本决定停止出口白银。此举使得荷兰人在东亚以白银为媒介的贸易，遭遇严重挑战。为此，荷兰人转而以较便宜的「庶民金属」铜与锡维持贸易。

1683 年郑氏降清，使得清廷的海禁政策稍弛，国内也进入相对和平的状态，经济状况改善，市场交易频繁后，作为庶民生活、一般交易之用的铜钱需求逐渐上升。前往日本的中国商人也开始购买铜，以供应铸造铜钱所需。庶民化的现象也反映在贸易物品上。

17 世纪前半，整体亚洲地区的贸易物品，以胡椒、香料、丝织品等奢侈品为主。到了 17 世纪后半，胡椒、香料的比例减少，丝绸也渐渐被棉织品取代，茶叶、咖啡占比提高。可见贸易商品单价下降了，并以更多日常生活用品为大宗，形成作者书中所言，世界从 16 世纪的华丽耀眼的白银时代，走向质朴、缺少华丽感的铜锡时代。 

17 世纪时，整个东亚海域的动荡、商贸物品的竞争，也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带来改变。本书第四章〈中国福建省的社会空间〉就提到，虽然自从美洲作物输入后，东南沿海山多田少、粮食生产不足的窘况暂时得以舒缓，但是烟草等经济作物的输入，却也导致米谷生产面积下降。 透过本书，我们能够一面了解 17 世纪的亚洲海域之间，藉由贸易、人群移动互相连结的样貌，又一面看见整体历史的变迁趋势。这正是全球史写作的特色之一。

受到全球史牵动，西班牙在犹加敦半岛上展开「二次征服」

在地球另一端，海上贸易的动荡，同样冲击着17世纪的中美洲。 

16 世纪初时，西班牙人已征服了犹加敦的马雅王国与村落，但是控制力不及今日瓜地马拉内陆的丛林地带，甚至连犹加敦海滨的泻湖与乡村都未能完全控制。因此当 17 世纪私掠海盗肆虐时，英国、法国便趁机利用他们，与未被西班牙人控制的原住民结盟，挑战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的殖民霸权。私掠海盗所引发的一连串威胁，迫使西班牙将商业枢纽港坎培切要塞化，并且在犹加敦半岛上展开「二次征服」，积极地扩大其统治基础，以至于连泻湖也有了侯爵。

面对不断上升的统治成本，西班牙殖民者向马雅人征收更重赋税，不堪西班牙统治剥削的马雅人则逃入丛林，加入在佩腾伊察湖（Lago Petén Itzá）周遭的伊察马雅人小王国。其实，逃离与迁徙始终是伊察马雅人历史记载的基调──回顾伊察马雅人的历史，9 世纪到 11 世纪时，伊察马雅人抛弃了他们在佩腾丛林的城市，移居到犹加敦半岛上，建立著名的奇琴伊察城（Chichen Itza’）。

直到 15 世纪中叶，奇琴伊察受到其他犹加敦地区马雅人的挑战，部分的伊察人只好再度抛弃他们的城市，从奇琴伊扎回到他们的祖居之地──佩腾伊察湖畔，建立诺赫佩腾城（Nojpetén）。17 世纪，在西班牙二次征服的苛捐杂税下，部分的伊察马雅人又一次地从坎培切与犹加敦逃入佩腾伊察湖周围。

伊察马雅人的历史循环论观点，或许便来自这反覆迁徙的过去──马雅人在《契兰巴伦书》中，以时间循环与预言的方式来书写历史，但它不仅是一本预言书，更是承袭古代马雅先祖历史意识的「历史载记」。

根据研究，查坎普屯就是坎培切一带，而马雅历法的8阿浩卡吞循环正是 1697 年，即佩腾伊察马雅人的离散之时。西班牙远征队攻陷最后一个马雅王国诺赫佩腾，象征古代马雅文明完全衰亡。

不过，本书的全球史论述跳脱了过去孤立地讨论诺赫佩腾被攻陷的视角──西班牙人并非是在殖民统治百年之后，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块未征服的异教徒之地，而是在其他欧陆国家竞争、私掠海盗攻击等压力下，西班牙人为了扩张其统治与征税范围，防止珍贵的劳动力丧失，才决定解决伊察佩腾湖畔的马雅王国。

从旧殖民体制，转向自由贸易时代

本书谈及的另一个变化，在于重商主义思想的转变。16 至 17 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主张掠夺殖民地，并干预与控制贸易。1687 年，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柯尔贝过世，则标志着西欧殖民贸易体制的转折。 

本书第五章〈近世西欧各国美洲殖民地体制的法律与经济〉作者川分圭子相当敏锐地指出，「重商主义时期西欧的殖民地，几乎都是美洲殖民地」。故观察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体制与法律的发展，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贸易发展的脉动，至关重要。

17 世纪，英国陆续制定五大航海法令，使母国成为殖民地贸易的转运站，构成相对封闭、非自由的贸易环境，川分圭子称之为「旧殖民体制」。然而在旧殖民体制于 17 世纪走向成熟之际，英国、法国与西班牙不约而同地在 18 世纪改革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体制，使其走向自由化。川分圭子将此延伸到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强调经历了18世纪的两场建国革命后，英国与美国真正建立了自由贸易市场，「并且将两国带往自由贸易的时代，成为胜利者」。

宗教信仰同一化

最后，17 世纪不同宗教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转变。本书第二章〈从亚美尼亚改宗者的经历透视宗教与近世社会〉，作者守川知子从一名亚美尼亚改宗商人阿布加尔的人生历程，揭示欧亚大陆自 16 世纪宗教战争以来，出现宗教固定化的情形──国家对于宗教的选择与支持，使得宗教被「地域与领土固定化」，各国国内出现「固有宗教」。阿布加尔居住在穆斯林环顾的伊朗伊斯法罕城（Esfahān）新朱法区。新朱法区是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地，他们是一群以经商为业的基督教徒。阿布加尔就是居住在这样的「异教飞地」中。

不过，这样的宗教飞地在国家信仰同一化的政策，受到国家力量的压迫。国家推行固有宗教，使得「异教飞地」逐渐消失。本书利用阿布加尔的日记、书信，重建他的旅行过程以及内心的转折，描绘阿布加尔在国家推行宗教同一化政策、改宗的利益、经商的需求等问题，如何使阿布加尔对于亚美尼亚人信仰产生怀疑，进而改宗伊斯兰教。阿布加尔的改宗，不是单一的偶发事件，而是整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典型案例。正是从这些改宗案例，带出作者试图描绘的「17 世纪西亚到地中海北部的各个社会，是如何丧失了宗教宽容之心」的历史转折。

《1683 年近世世界的变貌》相当完美地呈现即将进入近世后期的17 世纪变迁。编者与作者群并不拘泥于 1683 年，而是更加广泛的论述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时承先启后的揭示这些转变的源头，如何成为「漫长的 18 世纪」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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