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的“存古”“创新”与我们的态度

这个小文章原本是我评论区想讲的话，但是一时兴起写太多了，所以索性发动态里。内容不成体系，完全是随手写的。 这里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这个古汉语是什么古汉语，比如说粤语（特别是广府片）与晚唐五代的中原汉语对应得比较整齐，但是对在其前后的其他中原汉语就没什么对应关系。而闽语的这个系统里有多个时代的中原共同汉语的遗存，秦汉、南朝、唐宋等等，那么我们是想要说哪一个层次？这是一个问题。 二是这个方言与历史上的中原共同汉语的对应是什么意义上的对应。我们说各地方言都是共同汉语分化的结果，但是方言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会有自己的变迁，这种变化不属于直接继承自华夏文明中心的成分。广府话和晚唐五代的层次对应比较整齐，但是广府话自身的演变非常自由，介音系统基本崩溃掉了，主元音a也消失得很多。而一般说闽语更为古老，实际上闽语自身的变化也很剧烈，福州话在明清发生的音变使它与官话迅速拉远了距离。故而如果说音系的结构上考虑继承，则广府话与晚唐五代音有一些不错的继承，但是从具体语音上看，已经面目大变。广府话的三等字介韵合并“香”io→ø，变得飞快，但是三等字在音系结构上还是独立的，只是音值上放飞自我。同时广州音也有音值上比较保守的，南方汉语大多存在咍韵字和泰韵字的对立，“三阳开泰”的开和泰韵母是不一样的，官话则合并的居多（也就是官话在音系上的变动），但是各家的对立音值不同。广府话是oi和ai，上海话是ɛ和ɑ，也就是说结构上这两支汉语是同样形式的，而音值上完全不一样的，广州音更接近构拟的中古形式。音系音位的对应与语音音值的对应是两回事。又如效摄一等字“保”和二等字“饱”的分韵就更好笑了，温州、福州、广州这两个字都是分开的，但是他们具体的分法都是不一样的。唐代汉语传播到越南以后形成的汉语越南借字音（汉越音）与中古汉语的结构对应更充分，但是它这些字的具体发音完全大变样，一个越南人以汉字音给九世纪的长安人读书，他不可能听得懂。 第三个问题延续第二个问题。第二点讲“方言对某一时期古汉语”可能有结构上的对应但具体读音的不同，那么，也就应该存在结构上都大变的情况。我们常常说闽语的非组声母还读作帮组，是存古的（当然这个现象在南方汉语里不少，不止闽语一家，只不过闽语保留的轻唇读重唇是最多最完整的），但是闽语马上给你表演一三等同读，比如补斧两字，古田/puo/～/puo/，厦门/po/～/po/。按理说这两个字是对立的，应当是能够区分的状态才是古老的性质，但是它们在闽语里并掉了。同样的知组读端的同时，堂长两字也读同音了，一等和三等韵母的对立性崩溃掉了。而粤语还有些很自由的演化，它不仅把h声母，还把很多k声母字都读进f声母里，这是很剧烈的前化音变，完全打乱了这几个声母与古代读音的对应。 第四个方面，如果我们用很科学的办法把各支汉语都做一个变化与继承的归一化，拿去和某个时代的古汉语比较，那么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大家都与那个古代的祖语有接近的地方，那当然也有远离的地方。总的来说，南方的非官话汉语和北方的晋语会古老的特征会多一点。因为人群密集，交流频繁，是语言快速演化的基础，而相对封闭的地方会稍慢一些。晋语不是因为它异军突起发生了什么快速演变所以被从官话里切出去，而是因为晋语被认为是北方汉语里演变相对最慢的那个，所以晋语以其一部分保守特征，从一群有共同创新演变的官话里被分出去了。原始官话大概在宋元形成，它们有一系列共同特征，所以被整体拿出来划为官话区，但这不意味着官话没有保存古代特征的地方。 其实再退一步讲，保留了古代特征又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吗？其实也没有，因为这些零散的保留远远不足以让人们吹嘘“方言就是古语”，这些性质最大的作用只是搞学术研究。如果说中古汉语是战线所在，那么大家无非是50步笑60步，想要一步不跑，那是不可能的。况且战线真的是一条吗？闽语可能一只脚在秦汉、南朝的战线上徘徊，另一只脚已经跨入到唐宋和近代的创新层去了，吴语几根脚拇指在秦汉，半只脚在南朝，另一只半脚也跑到唐宋和近代去了，上海市区话更是在近现代狂奔不止。那它应该算几步呢？因此为了地域自豪强行争执这种问题便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