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善是弱者基于怨恨的构造
对价值本身的价值
进行质疑
《论道德的谱系》是尼采最系统的、最具哲学论证色彩的著作。书中的三个篇章分别论述了怨恨、内疚和禁欲主义的主题。尼采认为，正是在这三者的基础上，构建起人类的整个道德大厦。可惜的是，这座道德大厦本身却是不道德的，是人类败坏堕落的见证。怨恨、内疚和禁欲主义对道德领域的统治，标志着反动力对能动力的获胜，并导致人类堕入虚无主义。
所以，尼采要通过谱系学的考察，揭示人类道德的真正起源以及道德成见的根源所在。在“序言”中，他问道：人类是在何种条件下为自己发明那些善恶价值判断的？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呢？它们迄今为止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类的繁荣？它们是生命困窘、贫乏和退化的标志吗？或者相反，这些价值透露出生命之饱满、力量和意志，生之勇气、生之笃信、生之未来？
长久以来，人们把这些价值当作给定的事实，超然于一切质问之外，并设定善人比恶人对人类的未来有促进裨益的更高价值。可是，如果真相是颠倒的呢？如果在善中也有某种退化、诱惑、毒害呢？如果我们崇尚的善的生活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呢？也许在这种善的粉饰下，我们会活得更惬意，更安全，却也变得更小器，以至于道德本身才是人类的大危险，因为它的那些价值观，比如利他主义、同情、自我奉献等等，都是对生命权利也就是对自己说不，是意志转而反对生命、否定生命。
应该说，尼采的质问和警告是振聋发聩的，道德要成为生命的活力和提升的动力，就必须对道德价值进行批判，对这些价值本身的价值进行质疑，由此深入到支撑它们生长、发展、延续的那些条件和形势当中，以看清道德的真相，从而真正发挥权力意志赋予意义、创造价值、提升人类的功能。
善恶的道德评价取代了
好坏的自然标准
《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以批判英国功利主义道德家开篇。功利主义道德家虽然很现实地看到道德来源于特定环境下积累的习性，但是他们却把道德的动因和目的设定为其有用性，比如有利于生存，有利于幸福等等。尼采发现这其中潜藏着人类自我渺小化的本能。在他看来，善恶之分是后来才派生出来的，最初的区分是好与坏。那些地位高贵、识见高远并且强有力的人，把自身和自身之所作所为感受并定义为好的，亦即第一等的，以对立于一切低等者、见识低陋者、平庸者和群氓之辈。从这样一种距离之激昂出发，他们才占有创设价值、铸造价值之名称的权力，有用性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一个统治性的高等品种在一个低等品种的衬托之下所产生的那种持续性和主宰性的总体感觉和基本感觉，这才是好与坏对立的起源。
作为古典语言学家，尼采从词根上发现，“好”这个词，以及最开始的“善”，都跟战士的勇敢有关联，指一个人作为真诚者的真实者，他是强健的、自由的，其情绪表达是直接的、即时的。没有什么压抑和曲里歪拐的心思。“好”因而成为贵族的标志性和提示性用语，并完完全全转化为高贵的意思。与之相对，平庸的、群氓的、低等的最终转化为坏的概念。这里没有什么嫌弃和鄙视，只是表明与高尚相对而已。就像纯洁和不纯洁最初是作为等级标记而相互对立那样。纯洁者一开始仅仅是一个清洗自己、禁用会落下皮肤病的特定食品、不跟低贱的脏女人睡觉、对血有某种厌恶的人。仅此而已。
随着贵族阶层中分立出一个教士阶层，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通过教士阶层，原先作为表示社会优劣地位的、纯粹快乐痛苦感受的好与坏概念，逐渐融汇到一种表示灵魂等级次序的概念之中。好坏的伦理意味变强了，身体的高贵发展为灵魂的高尚，外在的特权转化为内在的品格，好的优势转变为善的崇高。但还不止于此。随后，某种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坏善恶标准从中滋生出来。平等的道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善好这类语词不再是与纯粹自我的行为必然联系在一起了，道德应该是非利己的、不计利害的。自利与利他的对立，取代高贵与低贱的对立，被强加于人类的良心之上。
教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是懦弱者、无力者。教士种姓嫉妒战士种姓的优越地位。骑士-贵族阶层的价值判断前提的是强大的体格，蓬勃、饱满，甚至是沸腾冒泡的健康，以及维持它们所需的条件——战争、冒险、狩猎、舞蹈、竞技，归根到底就是所有令人强健、自由和快意的东西。教士-贵族阶层则一反这种勇猛精进的评价方式，在他们的无力中，仇恨长成为一种庞大森然之物，长成一种最具精神性和最具毒性的东西。针对骑士贵族阶层的“善等于高贵”，教士阶层的代表犹太人以深渊般的、虚弱无力的愤恨说，只有悲惨者、柔弱者、受难者才是善者，只有穷人、低贱的人、匮乏的人才是虔诚者，只有病人、丑陋的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才是上帝所赐福者。犹太人进行了价值重估，他们首倡道德的奴隶起义。道德中的奴隶起义开始于怨恨本身变得有创造力并表现出价值之时。他们通过某种想象的复仇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且，正是犹太式的仇恨，那个最深沉亦最精巧的能创作理想和改造价值的仇恨，在这个树干上，长出了前所未有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千万不要以为爱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不，恰恰相反，爱就是从那种仇恨中生长出来的。
主人道德从一声欢呼胜利的“肯定”中成长为自身，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某个外面说“不”，对着某个别处或者某个非自身说“不”，这一声“不”是他们的创造行动。这种价值颠倒，这样一种不是回到自身却根据外部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指向，恰恰就是怨恨。奴隶道德，总是首先需要一个对立和外部的世界，才得以产生。从生理学上，它需要外面的刺激才能有所动作，它的动作从根本上是反应而已。高贵道德的评价方式则是另一种情况：它自发地动作和生长，它找出其对立面只是为了更得力地而快活地说“是的”。出身良好者感觉自己就是幸运儿，他们用不着通过瞥一眼他们的敌人，才做作地构造出他们的幸运。作为饱满的，洋溢着力量从而必然能动的人，他们知道，行为与幸运不可分离。他们是健忘的。而那些无力者、被压迫者、怨恨者和敌意者，他们的幸运本质上是作为麻醉、迷醉、宁静、和平、安息日，放松心情和舒展肢体而被动地体现的。当高尚之人自信开朗地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怨恨之人却既不率直，也不天真，自己对自己也不开诚布公。他是记仇的，他的灵魂是歪的，他的精神喜爱蛰藏在暗礁。一切阴暗藏匿之处都让他满心感到，这是他的世界，他的安全，他的乐土所在。他擅长沉默，等待，将自己渺小化。
话语掩盖的真相：
作为就是一切
主人被干掉了，平庸者的道德胜利了。无力者为何打败了有力者？这其中有玄妙的语言转换机制。高尚者从自身出发去构想出“好”这个基本概念，由此才为自己造出一个关于坏的表象。这样一种起源很高尚的坏，和那种从未喂饱的仇恨的锅炉中酿出来的恶，是多么的不同啊。强者在界定好坏时使用的是艺术语言，弱者在界定善恶时使用的是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的使用，自然的特性（力量或软弱）向道德的品质（邪恶或忍耐）转化。实现这种转换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对“主体”的无中生有的语言构造，它构成了善的另一种起源。这个与语言制造有关的起源可以描述如下：
羊羔们对大型食肉猛禽怀恨在心，这并不奇怪，没有道理的却是去责怪大型食肉猛禽叼走了小羊羔。指望强势不把自己表现为强势，指望它不是一个制服意愿，一个压倒意愿，一个成为主人的意愿，一个寻求敌手、抵抗和凯旋的渴望，这恰恰跟指望弱势表现为强势那样，是悖谬的。一个分量的力就是一个这般分量的冲动、意志、作用。只是在语言的诱导下，才显得好像不是这样。“语言的诱导把一切作用理解和误解为受着某一个作用者或某个主体的制约。正如民众把闪电和它的照耀分开而把照耀当作作为，当作一个叫作闪电的主体的作用，与此完全相同的是，民众道德也把强势和强势之表现区分开来，仿佛在强势后面还有一个置身局外的基底，任由它随意表现出或不表现出强势。可是并没有这样一个基底。在作为、作用、生成后面没有存在；作为者仅仅是因为那个作为才被追加撰述数来的——作为是一切。”
这里的问题是：弱者为了攫取对善恶的定义权，为什么非要构造一个不存在的“主体”呢？那是因为只有通过主体意识，才能把那些卑微的、自保自是的本能神圣化。借此，面对食肉猛禽，被践踏者被强暴者从无力却渴望复仇的狡计出发，劝自己说：“让我们不同于那些恶人吧，也就是说，成为善的！而善人即每个不施强暴、不伤害任何人、不去攻击的人，每个不报复而将报复托付给上帝的人，每个像我们一样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一切恶让开道路，对生命所望至微的人，每个跟我们这些有耐心者、谦卑者和公正者相像的人。”
弱者的这种酸涩的、最低等级的聪明，借助无力状态下的那种造假和迷失，把自己包裹在那种自暴自弃的、猥琐观望的美德衣饰之中，仿佛弱者的弱势本身，亦即他的本质，他的作用，他整个唯一的、不可避免和无法去除的现实性，竟然是一项自愿的成就，是某种由他的主体所意愿、所选择的东西，是一次作为，一番功业。主体或灵魂如今之所以成为大地上最好的心跳，是因为他使一切种类的终有一死者、弱者和被镇压者中的绝大多数，可以玩那种微妙的自欺，把弱势本身解读为自由，把他们如此这般的存在解读为他们的尊严。他们寻求主体，也就是在寻求原因和本质，寻求背后的行为方式和外在的品质。
人们就这样在大地上制作理想。把无能报复的无力谎称为好意，把胆怯的卑微谎称为谦恭，把在所憎恨者面前的屈服谎称为顺从，把他的忍受屈辱谎称为耐心，把不能复仇叫不愿复仇并美其名曰为宽容（“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多么巧妙的托词），还有高尚得无以复加的“对敌人的爱”。最终，他们把渴望的报复称为正义的凯旋，并把这一切寄托在正义的上帝那里，好对不信者做出末日审判。为了未来的至福——上帝国的到来，他们就暂且生活在信望爱中。为了矫治不公，他们提供的药剂比所要治疗的病情还要危险百倍，他们唤起了对虚幻的神圣合一的向往。就这样，这片价值颠倒的土壤使人类灵魂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获得深度的同时，也变得更邪恶了。人类无疑将会变得越来越“好”，也就是更单薄、更和善、更中庸、更惬意，更无所谓，可是，人类的大危险就在这里，虚无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对人类厌倦了；人类的前进是令人疲倦的。
无论好歹，
随处建立不朽的碑石
面对怨恨所发出那句古老的谎言口号——大多数优先；面对要降低、贬低、求取平衡的意愿；面对着让人类下落、落向黄昏的意图，高贵的强者要比以往更强健、更单纯、更迫切地奏响那句可怕的、令人痴狂的反对口号——最少数人优先。尼采认为拿破仑就是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谱系学研究的意义，就是要发掘、恢复、强化属于高贵者的那种肯定的意志。
人类社会的根基是恐怖的罪行，要无所遮掩地道出这个真相并同时接受它，肯定它。尼采的这种现实眼光，跟修昔底德在关于米洛斯人和雅典人之间的对话中所表明的眼光是一样的。雅典的使者明确宣告：“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忍受是被动的，肯定却是主动的。强者可能被毁灭，却无法被打败。这是强者和弱者的根本区别。强者始终关注的是如何出于肯定自己而肯定外在的一切。尼采与修昔底德一样不称道暴力——如果暴力仅仅是泄愤、否定而不是充分肯定自我的价值的话。以无情的残忍灭绝了米洛斯人的，跟伯里克利在他的阵亡将士墓前演讲中称赞为希腊的教育者、美和智慧之友的，是相同的希腊人，同一代雅典人。对于尼采来说，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么彻底全面摈弃生命，要么对生命的原则胡说八道。
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伯里克利强调，“我们的果敢开出了通向一切邦国和海洋的道路，无论好歹，随处立起了不朽的碑石。”高尚种族的这样一种果敢，如狂如痴，突如其来，这种对他们的功业不可预测、未必可成的东西，被伯里克利表彰为雅典人的轻松，他们对安全、身体、生命、舒适表现出漠然和不屑，他们追求更高的自我肯定的价值。在他们被弱者和受苦难者刻划为野蛮和恶魔的形象背后，在他们的为了自我克服和自我升华（而不是自我否定或对外征服）而实施的所有残忍、毁灭和淫乐背后，显现出某种令人骇然的明朗和深湛。这是弱者的否定性思维所无法理解的。这其中包含着争夺解释权的权力意志的斗争。
本文首发于知无知公众号：igw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