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施蒂利亚的福劳福音书(上)

原作者：Peter Wind

原载: „ Die Entstehung des Vorauer Evangeliars in der Steiermark“,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es für Steiermark Jahrgang 86 (1995) , pp. 45-61.

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方所有

 

翻译：Teutonius

编者按：本文为1995年P. Wind撰写关于施蒂利亚的福劳福音书对于作者与笔迹风格的考证，由纵横史学社翻译组Teutonius翻译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将关于注释部分作者使用的德语单词简写于文后附录处进行了梳理与解释。

诞生于施蒂利亚的福劳福音书

Peter Wind

中世纪以来施蒂利亚的福劳-科亚赫伦修道院图书馆（die Stiftsbibliothek des Chorherrenstiftes Vorau）中便藏有两份著名的手稿，数个世纪以来乃至今天仍旧不断地勾起科学界的兴趣，他们就是福劳福音书（Vorauer Evangeliar）与所谓的“福劳抄本”（die sogenannte „Vorauer Handschrift“），同时也是中世纪高地德语文本集成的汇编。这两份手稿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诞生于福劳-科亚赫伦修道院——1163年时建成于大主教埃伯哈德一世（Eberhard I.）的任期内（1147-1164）[1]，不过这种说法在外界看来极其值得怀疑，而对其进行考证的学者也微乎其微。

决定这本福音书类别的首要因素为：图书的装饰艺术史被纳入了萨尔茨堡（Salzburg）的艺术圈之内，所以本世纪初时斯瓦辛斯基（Schwarzenski）认为，福劳福音书的诞生在其时间与所展现的艺术风格上与萨尔兹堡圣彼得大修道院的交替圣歌集有着紧密联系[2]，斯瓦辛斯基还对此提出了假设：1163年福劳修道院建立时这本福音书就已经存在于福劳[3]。布贝尔（Buberl）也坚持福劳福音书的萨尔茨堡起源说，不过他认为此书应产生于12世纪末[4]。德穆斯（Demus）与之后的其他学者最终也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观点，即：这份手稿在12世纪的最后一个季度出现[5]。

对于艺术史学者来说这些有关手稿的观点已经相当充实，这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不过为找到这份手稿确切的起源地，仍然需要对基本的抄本以及分别对文本首字母的花体字风格进行考据，而首页的装帧与布道者之图的彩饰是同步设计的，这使得后一项工作更加有必要[6]，确认手稿笔迹与首字母的工作难度在高质量传真技术出现后大大降低。除了布道者之图（Evangelistenbilder）外，传真技术也提供了宗教教规板、文本首页与文稿主要作者（Haupthand）的插图[7]，此外胡兹（Hutz）还将对作者们（Haupthände）的介绍写在其随附的引言之中[8]。

 

福劳大主教贝恩哈德（Bernhard）时期的福音书编写

（1185-1202）

胡兹在传真版本有关参与编写者的介绍中就已经指出，教规板中所汇集的字母源于一位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的编纂者[9]，这个对教规板的说明作出的时间框架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这也说明贝恩哈德大主教任期末这份福音书的编写已经接近尾声，通过当时的一些知识可以佐证这一说法——文本中所用更窄与更加倾斜的字体也出现在同一时期[10]。此外范克（Fank）也在其第一篇关于“福劳抄本”的文章中提出：在教规板中所整合的字母让他想起了贝恩哈德大主教的风格[11]。事实上范克的这一猜想或许是正确的，但贝恩哈德之后的写作习惯与其早期并不相同，他会交替使用u和v、长型字体与圆形字体，亦或是伸展至与下一行相交的圆形字体s[12]，贝恩哈德的小写体字母相较以前也有了更多棱角（Berechung）（开始哥特化  哥特字体见图0）。除了字母表汇编外，还可以在25r、73v、 78r、 114v、 115r与177r顶部编辑的说明中找到贝恩哈德的蛛丝马迹，不过这一现象也有些令人诧异：因为无论在窄度还是倾斜程度上这些字体都更甚于贝恩哈德。

实际上它也是合理的，假如人们可以回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贝恩哈德与同时代其他受过训练的作者们一样都会让自己的字体风格适应于不同的写作材料[13]。同时人们也应当考虑到贝恩哈德作为一位经验老道的契约撰写者[14]，在这些情况下他会尽可能让附录、校对、对所有权与作者的说明中的字体风格相互接近起来[15]。

这一判断则引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贝恩哈德大主教在1200年左右自己编写了这本福音书，书本边缘大量的笔记坐实了这一点[16]。福音书最后的编辑日期除了可以通过贝恩哈德字迹中的过渡字符推断出来，也体现在如同藤蔓须一般弯曲的首字母之上（见图2）[17]，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注重一些其他如触手或螺旋状藤蔓般的字体在立体与平面上的延展，在观察中会发现螺旋状的部分越来越窄而字体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大，这也是其晚年字体的一种发展趋势。

 

福音书的字迹

上文所述贝恩哈德在1200年亲自撰写福音书的观点也阐明了其笔迹的源头，同时也说明了福音书以及之后的文章都出自其手下。这一联系由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贝恩哈德在担任福劳大主教（1185年）前曾于写作学校中负责领导与组织者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以自己办公所用的字字体撰写了两份塞考修女院的法典[18]——这与福音书文本与所属的照会（Capitulatio）（以更小的字体书写）[19]是相同的（见图3）。虽然一方面这些字迹会让人们联想萨尔茨堡的同时期文字风格[20]，但是另一方面根据上文对手稿的探讨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论断：格拉茨大学图书馆（UB Graz）（译者注：格拉茨图书馆同样位于施蒂利亚）的832号法典部分内容为贝恩哈德所重新分类并用1185年前出现在塞考的字体，即福劳的原始字体对其进行了修改[21]。第二位撰写照会的作者[22]，其笔直、富有十足冲击感而强调中心的字体很容易便让人们与塞考或福劳的字体特征联系起来[23]，因此他很可能也出身于这一地区。同一地区的一位校对员[24]也拥有相同的手笔，因为他的风格与同一时期格拉茨图书馆的479号与769号手稿（礼拜月历）类似[25]。在福劳弥撒先前的装订页（尤其是1v-2r的手笔）以及在弥撒手稿的后文[26]中也证明了这类抄本笔迹所采用的风格是类似的。在13世纪初，在这本弥撒书之后所编订的章节中又出现[27]了福劳弥撒的续篇，不过那位福劳福音书校对者的字迹样式与风格受到了修改与发展。人们可以合理地对此进行大胆的猜测：福音书的校对者将弥撒文续篇在同时期福劳修道院的写作学校中完成[28]，起止时间大约为列奥波尔德（Leopold）教皇的任期（1185年前）[29]至贝恩哈德教皇（1202年）的任期，同时其又与塞考修道院有着深刻的渊源[30]。

 

福音书装饰的特点

一直以来图书装饰便是确定福劳抄本诞生之处与时间的重要出发点，而布道者之图则更是重中之重。如果在既定的框架内对其分别进行探讨，那么便不是为评定其在艺术史上的价值，而是阐明上述发现所蕴含的信息。当然这项工作首先让我们移步至萨尔茨堡与巴伐利亚地区，在此的图像中挂着带有传道者符号的卷轴（见插图1），在路加（Lukas）的膝盖上方有写作所用的丝带以及教规板下有着传道者符号的纸张，这些让人能直接联想到萨尔茨堡与巴伐利亚修道学校的图书插图[31]。虽然对于鉴赏家来说，他们能从这一角度能提出更多的观点，但这些例子对于本文所述的情况下来说已经足够了。

 

 

  

  

另一方面，福劳福音书的书籍装饰却有着与同时期萨尔茨堡的书籍艺术难以协调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它还使用了昂贵、纯正而强烈的色彩[32]、作者对于构图的生理结构关系基本没有兴趣[33]、一种在萨尔茨堡使用但还没有被证实的、刻有以龙主题的墨角（见图1.5），马可福音首页用于装饰的、曲折样式的花纹[34]以及风格独特、龙飞凤舞的花体字母（见图2）[35]。对上述的大多数现象我们很难给出一个解释，不过人们若是对类似的事物感兴趣，也可以在周边区域的范围内找到它们，比如我们所找到曲折样式的花纹和刻有以龙为主题的墨角与圣弗洛里安（St. Florian）的福音书非常相似（Cod.III/1）[36]，而这种富有空间感的叶形装饰花体字母则与福劳抄本21号（见图4）[37]与276号（2.Teil;见图5）[38]首字母的结构上有着联系，福劳福音书纸张上的涡形装饰又与抄本内首字母的卷须风格有关，此外之前所提到的圣弗洛里安也使用一种类似的首字母风格[39]。不过在对21号与276号两份文件的说明上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份手稿于贝恩哈德主教的影响下写成并被他整合进了福劳抄本集（Vorauer Handschriftensammlung）[40]。其实圣弗洛里安福音书与福劳福音书彩饰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圣弗洛里安福音书产生于恩格尔贝特修道院长（Abt Engelbert）的任期内，而他与贝恩哈德主教又都出身于塞考修道院[41]。

于哥特威格修道院[42]（Stift Göttweig）（见图5.5-译者注）所作的弥撒抄本与福劳福音书的融合，也证实了福劳与帕绍教区（Bistum Passau）的关系并不仅限于与圣弗洛里安修道院的联系，而萨尔茨堡反而不能作为福劳福音书的花体首字母结构的比较对象，因为那儿同时期手稿中的花体首字母除了简单或复合状的叶形体（Blattform）外，还存在另一种花形体（Blütenform）风格。

[1] 有关福劳修道院请参阅 Dopsch. S.1046以及Hutz, Klöster, S.59,在此我对F.Hutz博士在我于图书馆搜集资料期间对我的友好招待以及对我工作的慷慨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2] Swarzenski, S.120f.

[3] Swarzenski, S.121.

[4] Buberl, Nr.237.

[5] Vgl. Demus, S.292, Mazal, S.211, 以及 Hutz, S.30.

[6] 通过相同的色彩以及相同的框架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出布道者之图的彩饰与首页装饰具有统一特征。

[7] Vgl. Hutz. Die Faksimile-Wiedergaben (Verzeichnis der Abfolce auf S. 31).

[8] Hutz. S. 22f.

[9] Hutz. S. 22.

[10] 在Bl. 25r, 73v, 78r, 114v, 115r 或 177r的上部边缘处（Bl. 25r, 73v, 78r, 114v, 115r oder 177r.）

[11] Fank. S. 34.相比塞考修道士（Sekauer）的固定字体，贝恩哈德略微斜椭圆式的笔迹显得更加精致而动人（参见其：字母a的s型弯曲的曲线，字母g下部的弯曲部分稍稍向右偏移，或字母s与f的曲线部分向斜上方延展）由此可以假定，贝恩哈德曾在萨尔茨堡大教堂的教士会受过教育。

[12] Vgl.etwa B1. 11v. 12v und 15v；此外见胡兹Faksimile-Wiedergaben的相应部分

[13] 另见Cod. 159. lr (Fank. Abb. 69), Cod. 276. 102va (Fank, Abb. 75) 或 Cod. 303, 173r (Fank. Abb. 17) 上的笔记或是贝恩哈德于 1185年7月24日（24.Juli.1185）起草的契约： (Fank. Abb. 14) oder der Besitz-. Stifter- und Schreibervermerke der Codd. 21. lr. und 276, 136r (Fank. Abb. 49 und 38)

[14] 参见范克：贝恩哈德撰写的证书Abb：1, 9, 10, 11 und 14.（Vlg.etwa die von Bernhard geschriebenen Urkunden bei Fank. Abb：1, 9, 10, 11 und 14.）

[15] Vgl.Fank, Abb. 22-25, 29-34.,38, 40, 49, 51, 53

[16] Z. B. Bl. 35v. 38r. 192v oder 213v.

[17] Vgl. auch Hutz. Faksimile-Wiedergaben zu 24r, 115r oder 176r.

[18] 类似对小写体的猜想参见Codd.20r-258v. und 1202. 99r-106r, 来源于萨尔茨堡图书馆(aus der UB in Graz)。

[19] Vgl auch Hutz, Faksimile-Wiedergaben zu 115 und 182v.

[20] 另外在这方面那些平直的笔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如：字母a在弯曲部分略微有所停顿，字母g的顶端为椭圆状，在下部的弯曲处向右偏移，参见Skriptorien des Cod. a VII 14 aus St. Peter in Salzburg und des Cod. 953 aus der ÖNB in Wien。

[21]参见例如 Bl. 203r, 246v und 247v. 格拉茨大学的832号抄本（der Codex 832 der UB Graz）最早出现于约12世纪80年代，大约在贝恩哈德任职之前（1185年前），有关这部分的叙述参见Kern-Mairold II. S. 65。

[22] Bl. 230r-240r

[23]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字母a的顶端弯曲部分，字母g略不成型、部分开放且体型较大的下弯，字母f与s陡峭的弯柄，字母s与d存在不同的写法。格拉茨大学图书馆的770号抄本（Cod. 770 der UB Graz）（来源于塞考的修女院）也有一份类似风格的笔迹，而这份撰写时采用了更大号的字体。

[24] Vgl. etwa die Korrekturen von Bl. 48v, 55v,102v与141r的校对（die Korrekturen von Bl. 48v, 55v. 102v und 141 r.）

[25] 此外，在同时期作者们平坦展开的笔迹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字母a的上端分叉、在弯曲部分呈凸肚状；形状近乎圆形的d自上而下的笔画显得简短、向左倾斜而往往略有弯曲；字母g的下摆僵硬地向右偏移，部分向后弯曲、弯柄部分与下一行相交的f与s。

[26] Vgl. etwa Bl. 72r. 75v oder auch 89v-90v.

[27] Bl. 176r

[28] 除了所提到的续篇以外还可以将：Cod. 159 (1r-111v)的第一部分福劳手稿的小写体、盖斯塔·弗里德里希（Gesta Friderici）的手笔（当时的Cod.276）与Cod.277第二部分的字迹（从Bl.142r开始），以上这些也归入这种抄本的风格之内。

[29] 由此可见同时期福劳抄本由塞考写作学校的字迹风格所著（参见Anm.30）并于列奥波尔德教皇（1185年）以及贝恩哈德教皇时期的修道集会中产生。由已知的线索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富有特色、冲击力十足以及对比鲜明的抄本，譬如我们于贝恩哈德时期发现的抄本，实际上在列奥波尔德教皇任下就已经开始编写。

[30] 根据已有的探究这些被纳入考虑范围的抄本撰写者反映了与塞考修道院各种意义上的联系。（参考Anm.28）例如在笔迹加重之后的变化趋势、在弯曲处的重压以及形成对比的部分。（Vgl. dazu etwa die Hss. 65. 68, 187, 208, 417 und 770 der UB Graz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der Vorauer Handschriften 159 und 276 auf der anderen Seite).

[31] 参考诺恩贝格福音书（Nonnberger Evangeliar）（Clm 15904）、米歇尔贝尔福音书（Michaelbeuer Evangeliar）（Clm 8272）、Clm 6204、Clm 12201 a或蒙德湖的卢伊托德福音书（Luitold-Evangeliar von Mondsee）（Wien. ÖNB. Cod. 1244)

[32] 此外还使用了砖红、祖母绿、中蓝或深蓝的色彩。

[33] 马库斯的象征以熊头的形象展现（Bl.76v），这种反生理规律的手法是深受拜占庭和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而产生的。

[34] Bl. 77r.

[35] 此外可以参考 Hutz. Faksimile-Wiedergaben zu 24r, 115r und 176r，在此应分别注意扇形向外的叶端和内构复杂、呈立体状展开的叶帽

[36] 参考马克福音的缩图（Bl.5v; Holter., Abb. 47）

[37] 关于手稿艺术史和文学分类的介绍参见Buberl,  Nr. 228,  Köck. S. 78 f., und Fank, Catalogus, S. 13f

[38] Vgl. auch Buberl. Fig. 170, 171: Fank, Catalogus. S. 155f.: Mairold Abb 39: Wind, S. 191, Anm. 34.

[39] Vgl. Bl. 61r (Z-Initiale: Holter. Abb. 75).

[40] Vgl. Anm. 44-51 und Anm. 61-70. 福劳弥撒虽然是在塞考所撰写的，但是他很有可能是由于福劳的需要而特意编写并赠送给了福劳。（此外从同时期在福劳补入的附录和校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41] Vgl. Wien, ÖNB, Cod. 511, 19r.

[42] 呈线条型的绘画风格，垂直状的、有规律的与朴素的字体风格，其中还提及了帕绍主教阿尔特曼辞职（8.August）与圣徒约瑟夫之节（19.März）的日历。所提及的后者：约瑟夫之节（Josephsfest）、撒迦利亚之节（Zachariasfest）、隆基努斯之节（Longinusfest）（分别都在三月）都与和圣布拉西恩（St. Blasien）相联系的修道院有关。[参考格拉茨图书馆的395号抄本（Cod.395 aus der UB Graz），他在14世纪为施蒂利亚的圣兰布雷希特修道院（St. Lambrecht）所作]303号抄本（Cod.303）在贝恩哈德任期（1185-1202）时就存在于福劳，在Bl.1r的所有权说明与Bl.173r的固定增编都出自贝恩哈德本人之手。（Vgl. dazu Buberl. Nr. 233: Fank. S. 32 und Abb. 17: Fank. Catalocus. S. 169f.: Mairold. Nr. 266 und Abb. 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