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孙浩洋｜从《隐秘》到《小孩》，温柔地去理解苦难
我们采访了《亲爱的小孩》与《隐秘的角落》两部口碑佳作的编剧，孙浩洋。
本来约好在春末的一个下午见面，但采访的前一天因为疫情防控，我们只能改为了线上。这让我多少有些担心，怕交流感会因无法见面而打折扣。但采访一开始，我很快安心下来。她的声音很温柔，她的表达很真诚，这场采访得以像是带着好奇的围炉夜话。
我们聊了很多，包括生活，包括创作，包括性别议题，也包括未来。
但我想先谈一谈她自己。
我们问她，如果必须要选择《亲爱的小孩》里的一个人做朋友她会选谁？哪个角色是更接近她的。
前者，她给出的答案是雷雯和董帆。这并不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谁不想有一个她们那样的朋友呢？
而后者，孙浩洋给出的答案是董帆。
当我整理整场采访，我愈发理解了这个回答。
如果说雷雯是“用一生治愈童年”，那么董帆就是那种“用童年治愈一生”的人。她的原生家庭幸福而睿智，所以她天生自带足够的安全感，而不必假于外人；她还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她有同理心，有人文理想。
从这一点上来看，孙浩洋和董帆确实很像，出生在幸福的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有着理解苦难的勇气。
董帆的“懂事温柔”，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讨好谁”，反而是充满自信与主见的“我乐意”；她有选择的自由，而她选择报之以歌。
在爱意中长大的人，爱会成为他们的本能，近乎悲悯。
《亲爱的小孩》两重争议
在现代剧作学中有一种说法：作品一经发表即具有公共性；对作品的解读，与作者无关。孙浩洋显然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在创作之初，编剧团队就确认了“人性的流动感”这一方向，用她自己的说法是，“我觉得好的角色应该有一种人性的流动感，没有什么完美的人设，一个人身上肯定会有好的和不好的地方，也会是不断成长和变化的。”
而这种“人性的流动”也让这部戏在播出的后半部分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争论，其中不乏对“方一诺”这一角色的讨论，有人说她太自私，也有人说她是生育机器。
但在孙浩洋看来，方一诺并不是一个卑微的人，“她是一个强势的人，但也在成长。她在第二段婚姻里会去摸索如何去和老谢相处，这不一定是卑微，也是对来之不易的幸福的珍惜。”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她随后笑着补充，“观众的感受并不和创作者一样，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存在争议很正常。”
对于这种争议，孙浩洋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接受它，让它成为下一次创作的积累。她会很认真的看观众的评论，然后进行总结和分析：“这对创作很有帮助，可以帮你看到观众在意什么，或者哪些东西需要你去赋予更强烈的表达。”
她在自己的创作手记里披露，她自己也在备孕的阶段，希望可以迎来自己亲爱的小孩。
生育焦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痛点，也是许多观众对《亲爱的小孩》大呼“真实”的一个切面。《亲爱的小孩》开播之后，围绕这一点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在创作这样“焦虑”的作品过后，为什么反而让她更期待一个小孩了呢？
孙浩洋其实在写《亲爱的小孩》之前，对生育也是有些恐惧的，但写完了反而不怕了。“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恐惧的根本原因是不够了解。”
在孙浩洋看来，生育并不仅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议题”，而是生活中需要切实去面对的事情。
一方面，对于女性而言，要对生育进行祛魅，不必把它美化成一种世界奇迹，也别把它视作一种抽象的苦难。“你需要充分地去认识它，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然后你才能做出选择、做好准备——如果你要生孩子，那么你就可能会面对这些东西，这是世界的真实。”
另一方面，生育又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女性议题”，而是通行于两性、乃至社会的公共议题：“你的老公必须得清楚你要面对什么，他之后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陪伴。不然的话男生跟女生永远都有时差，你感受到东西他都不了解，这是不好的。”
“生育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她总结，“一起去了解，一起做好准备，再去迎接这个事情，这是对男性女性都很好的一件事儿。”
许多人会说《亲爱的小孩》是一部女性视角的作品，但经过刚刚的对话，我感觉到，孙浩洋想要在作品中讨论的，应该不止性别议题。
“与其说大家不习惯女性表达，倒不如说大家不习惯苦难的表达。”孙浩洋对此有一定感触，“人对苦难的恐惧是本能性的，趋利避害、想要逃离是人之常情。”
然而，直面苦难，是人文关怀的第一步。
“我一开始并不能相信那些苦难，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自己的生活也很幸福，那不是我的生活。但是我在创作采风的时候才发现是我以前狭隘了。甚至我也怀疑过自己是否能写这样的戏。我去看了很多书，想要找到方法和答案，直到我在书中读到，‘幸福是没有任何戏剧性可言的’，突然豁然开朗。对于创作者来说，你要把自己拉到地下，注意到你生活之外的其他人的生活，注意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爱恨，注意到生活本身。”她坦言，“我不能粉饰太平，也没办法粉饰太平，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本能的就要去面对真实生活里不好的那一面。”
“其实我写的时候也很痛苦，但在完稿的那一刻，我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生活还在继续，不管剧里还是剧外——或者说，剧作本就是生活的镜子。
我想到一句法国的国民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法国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点儿玩世不恭，但孙浩洋的阐释多了点认真的意味：“我并不是为了苦难才写这个故事，苦难里也有爱意在流动，这是这个剧给我的思考。”
从《隐秘的角落》到《亲爱的小孩》
当我们聊到幕后的剧组和制作时，孙浩洋的声音突然欢快起来。
“这个请你们好好的帮我写一下，就是我们的主创老师们！”虽然电话会议看不到脸，但我直觉她的眼睛里闪着光，随后，她开启了点名模式：摄影于小忱老师、美术于浩然老师、造型指导田壮壮老师，剪辑指导路迪老师、录音指导张楠老师、选角导演李俊霆老师，还有制片人卢静老师和宋存松老师......
《隐秘的角落》之后，她在采访中曾说，编剧和制作是相互滋养的。在《亲爱的小孩》这部戏里，她的想法再次得到了验证。她依然想要再次表达这一观点：编剧和制作团队只有形成良性的配合，才能做出好剧。“这就像接力赛，我尽力完成文本的工作，然后把接力棒交出去了。制作团队是要带着这个接力棒继续向前跑的，这中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弃创作和创作的初心。这也是这两部戏的创作过程中，让我觉得特别安心，特别有幸福感的地方。”
“我除了在现场看过一些素材，基本是跟观众同时看，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一场戏的时候，我就会去回忆我当时是怎么写的。你就会发现老师们的创造真的给我加了不止一点分。”
孙浩洋不无欣喜的给我们讲剪辑老师在“悲喜”中蒙太奇的演绎，李勤勤老师对“告别”这一场戏的诠释，还有美术老师“灵机一动”构造的花房场景（这是老谢和方一诺重要的互动场景）。
不过，孙浩洋在创作中也并非全无烦恼，她谈到了创作工作中的一些困境：“每个编剧都会遇到一些刻板印象。我写完《隐秘的角落》之后，有好多悬疑剧来找我，似乎我只能写悬疑剧。所以写《亲爱的小孩》的时候我很兴奋，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让大家看到我也能写别的。但是写完《亲爱的小孩》，现在又会有很多生活剧来找我。”
她坦言，业界对编剧的刻板印象是真实存在的。除了过往的作品题材，年龄、阅历或者性别有时也会是刻板印象的来源之一。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带着一种豁达：“这个模式确实会让很多优秀编剧们失掉一些机会，但我还比较能理解。大家只能通过你的作品，或者你外在的年纪、阅历、性别、谈吐等来了解你。”
对此，孙浩洋开出了两个“药方”。
其一是创作者要了解自己，不断地反思自己在写作上的长处和不足，知道自己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二是创作者要不断地积累作品，不断尝试，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她还把这一点放进了自己的五年规划：“我之前的规划，有一个是，我想写一部我的家人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剧，让我的姥姥、姥爷知道我这份工作是做什么的，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笑）。”
当然，她也有还未达成，仍在努力的愿望。她希望能创作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古装。她希望能把自己的编剧团队做得更好，她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在一起，写一些字。”
孙浩洋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创作一部“小丧剧”，国外这种剧并不少，《去他妈的世界》、《我的大叔》……孙浩洋和她的编剧团队（也许应该说，她的编剧朋友们）也希望能在国产剧集中做这样的探索。
作 者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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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栗子
排版：央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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