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章 最高检察官（d）

莫斯科也注意到了哈瓦那局势的发展。对苏联来说，切·格瓦拉也已经成为他们特别关注的人物。

1959年1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一名秘密特工到哈瓦那探听消息，寻找与古巴新政权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他第一个要接触的将是切·格瓦拉。

这个特工名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谢耶夫45岁，身材高大、戴着眼镜、喜欢交友，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他是一名克格勃特工，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的外交人员，1958年8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在他早年的情报生涯中，他曾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和1941-1945年的苏联卫国战争，在那以后，他开始专门负责拉丁美洲事务。

1957年，阿列克谢耶夫开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消息，那时他还在阿根廷。“他们是革命人士，”他回忆说，“总是骄傲地谈论着切……因为他们的同胞在和卡斯特罗一同战斗。”不过，阿列克谢耶夫对卡斯特罗的政治倾向表示怀疑，这也反映了当时苏联的官方态度，阿列克谢耶夫后来承认，他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古巴。“我以为古巴革命会和其他拉丁美洲(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我不认为这个革命是件多大的事。”

阿列克谢耶夫一回到莫斯科就被任命为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拉丁美洲部的部长，直接接受苏联领导层的领导。1958年12月他接受了新职务，几周后就传来了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莫斯科立刻承认了古巴的新政权。阿列克谢耶夫的上司尤里·朱可夫是和总理赫鲁晓夫直接联系的，不久后朱可夫告诉阿列克谢耶夫：
“阿列克谢耶夫，我认为你应该去看看那属于哪种革命。它看起来像是一场反美革命，似乎值得你跑一趟。你是最佳人选，懂西班牙语，曾经在阿根廷呆过，切是阿根廷人，可以建立联系。”

尤里·帕波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一年前他从墨西哥被召回莫斯科。他在回忆阿列克谢耶夫当时的反应时说：“他不想去，说他‘不想和那些资产阶级革命者说话。”帕波洛夫建议阿列克谢耶夫把这些想法先放在一边，到古巴去，因为这“对他的事业有好处”，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

虽然莫斯科承认了卡斯特罗的政府，可是两个国家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将以记者的身份去古巴，通过古巴驻墨西哥城大使馆申请签证。

到了1月底，仍然疑心重重的阿列克谢耶夫正在为他的任务做准备，几名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高层官员抵达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由胡安·马里内略和赛维罗·阿吉尔带领，他们是来参加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不过他们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说服克里姆林宫、让他们相信古巴革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他们说人民社会党决定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而且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认为卡斯特罗会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府。事实上，他们的赞颂之词过于夸张，这主要是由于在被巴蒂斯塔镇压多年后，人民社会党终于重获自由，可是也因为如此，阿列克谢耶夫没有被他们的话打动。

在等待签证的同时，阿列克谢耶夫也在关注古巴的新闻报道，他听到越来越多发生在这个加勒比岛国的事情，他的怀疑开始消散了。他觉得20年前身处被围困的西班牙共和国时的那种热情复活了。几个月过去了，古巴签证还是没有到，阿列克谢耶夫只能继续等待。

当时在中央委员会情报部工作的苏联高层官员格奥尔基·科尔尼扬科同意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他们认为苏联是在卡斯特罗的起义胜利后才开始关注古巴事务的。

“我记得在1959年1月，卡斯特罗宣布新政府成立的时候，赫鲁晓夫问情报部：‘这些家伙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谁？’可是没人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这些在哈瓦那的家伙是什么人。我们发了一份电报给驻外办事处，后来又给情报局和其他部门也发了电报。几天后，我们收到某个拉丁美洲国家首都办事处的回电，我记得是墨西哥，这封回电里包括了部分关于卡斯特罗和他手下的消息。而且消息的大意是就算不是卡斯特罗自己，也许是劳尔……很可能是切……或者其他卡斯特罗身边的人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当这个情报送到赫鲁晓夫手上时，我刚好在场。‘如果真像这样，’他说，‘如果这些古巴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要在古巴掀起某种社会主义运动，那真是太好了！这将是西半球第一个拥有社会主义政府或者亲社会主义政府的国家。这很有利，对社会主义事业十分有利！”

不过众多证据显示克里姆林宫不是在读到关于古巴革命的新闻报道后，转动地球仪，才突然间“发现”古巴的。1月份，一名苏联记者和一个工会代表团曾经访问过哈瓦那。流亡的人民社会党领导层和克里姆林宫在两年的内战期间一直保持联系。莫斯科迅速决定承认古巴新政权，巴蒂斯塔垮台后不久人民社会党高层官员就抵达莫斯科，古巴共产党官员和身处山区的卡斯特罗、劳尔以及切取得联系，更不要提之前在墨西哥的时候他们和尼古拉·列奥诺夫等苏联官员的联系——这一切都说明苏联在1959年1月古巴起义胜利之前就关注到古巴革命了。表面上，克里姆林宫对古巴的这根政治发条是在1958年年中的某个时刻上紧的，那时起义军击败了政府军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进攻，起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

不过克里姆林宫内对卡斯特罗的革命也一直持有怀疑，因为古巴发生的一切并不是苏联导演的。这场革命并非人民社会党的战略成果，人民社会党没有掌权，他们仍然不清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深浅。虽然卡斯特罗允许人民社会党占有一席之地，和卡斯特罗最荣近的人(切和他的弟弟劳尔)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都是好的迹象，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未见分晓。

哈瓦那拖延阿列克谢耶夫的签证是有理由的。此时给一个众所周知的苏联情报官员颁发“记者”签证并不是恰当的时机。而且古巴外交部长、人民党的罗伯托·阿格拉蒙特是个反共分子，他很难若无其事地看待这个签证申请。同盟者对卡斯特罗的政治立场突然失去信任，可能引起无法控制的暴力分裂。

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需要喘息的空间，远离最危险的潜在敌人——美国。为了让美国不要干涉古巴事务，不让革命开始前就流产，卡斯特罗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与华盛顿达成暂时性的妥协，此时不宜与苏联人走得太近。实际上，切不想和美国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开始为跟华盛顿摊牌做准备了，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劳尔支持切。他们俩都赞成激进彻底的革命政策，赞成巩固政权，和西方决裂。

4月15日，卡斯特罗飞往华盛顿，陪同他的有一大群人，包括持有最保守思想的亲美国政府的经济部长和他的财政顾问。切和劳尔这样的激进分子没有去。卡斯特罗的陪同人员们表现得十分积极，尽管卡斯特罗反复表示他不会向华盛顿要求经济援助，但他们仍然相信这是此次华盛顿之行的首要目的之一。“让他们提出来吧，”他对顾问们说，“到时候我们看情况。”

卡斯特罗身着游击队军装，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演讲很受欢迎。他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一起在友好的气氛下共进了午餐。卡斯特罗还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演说，在电视节目《面对面》中露面，并向林肯和杰斐逊纪念堂致敬。

卡斯特罗拿出最出色的表现，放低姿态，设法解除美国人对革命的恐惧感，重申他对外国人在古巴投资的承诺，而且坚持说土地改革法案只会影响无人照管或者未被使用的土地。他劝说更多的美国人到古巴旅游，并希望美国这个古巴最大的蔗糖买家能够提高从古巴进口蔗糖的配额。当然，古巴也会尊重两国间的双边防卫协定，继续允许美国海军使用关塔那摩海湾，他还支持新闻自由，反对共产主义。

卡斯特罗不论到哪里，媒体都跟在他身后。他留着大胡子，穿着军装，和当时西装革履的政治家形象相去甚远，他还习惯走到群众当中，认识普通市民，这些都给他的个人魅力加了分。

卡斯特罗喜欢受到公众的关注，不过在私下会晤中，他的自负受到了严重打击。和他会晤的强权人物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满肚子卡斯特罗不想要的建议和严厉的警告，好像卡斯特罗是个十几岁的缺乏管制的孩子，碰运气地坐上了掌权的位子，而这个位子本该属于更年长、更英明的人。卡斯特罗发现自己一再被批评的质疑声包围，他们质疑“清洗审判”和死刑处决，而且追问大选时间表。卡斯特罗说，是“人民”要求对战犯进行审判和惩罚的。至于选举，他认为古巴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好准备，也许是4年时间。

艾森豪威尔在卡斯特罗停留期间离开了华盛顿，前往乔治亚度假，留下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他的代表。卡斯特罗和尼克松在国会大厦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私人会谈，两个人在公众场合都很客气，不过事情并不顺利，两个人给对方留下的印象都不太好。后来尼克松对艾森豪威尔说，卡斯特罗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要么就是被人利用了，他对政府里的共产主义影响过分天真，这个评价将给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卡斯特罗曾经希望美国政策能出现一些有利于古巴的迹象，他不得不失望了。卡斯特罗曾经希望能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尼克松彻底打碎了这些希望，他宣布不会有任何援助。尼克松甚至不明智地建议卡斯特罗仿效波多黎各执政者的政策：鼓励在该国领土上进行私人投资，以此改善那里的经济环境。波多黎各是个严重依靠美国补贴的小国，古巴从波多黎各的经验中获益，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卡斯特罗对此的回应是，他告诉尼克松，《普拉特修正案》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美国不再有权干涉古巴的事务了。卡斯特罗在会谈后一定在想，只有他遵循美国人的意思，美国人才会满意，而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古巴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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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拉特修正案》是1901年美国陆军拨款案的附加条款，旨在把古巴变成美国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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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华盛顿后，卡斯特罗去了纽约。4月21日，在普林斯顿做了演讲之后，通过洛佩兹·弗莱斯科特牵线，卡斯特罗同意与一名中情局官员见面。他们秘密交谈了3个多小时。这名中情局官员是加里·德雷切尔，他后来告诉洛佩兹·弗莱斯科特，他相信卡斯特罗是个“反共产主义者”，他们同意交换古巴国内共产党人活动的信息。洛佩兹·弗莱斯科特将作为他们的联络员。

卡斯特罗很有可能是利用这次见面让中情局和与他一同到美国的古巴同伴相信，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目前只是在拖延时间，只要共产党人脖子伸得足够长，他就会砍掉他们的脑袋。的确，他曾对一个副官说过，需要停止死刑处决，并且要阻止共产党对政府的渗透，还计划让切长期出国，其实这就是变相的流放。

在波士顿，在与加里·德雷切尔见面几天后，洛佩兹·弗莱斯科特又出现了，那时卡斯特罗接到了劳尔打来的电话，劳尔对他说古巴国内正在谈论卡斯特罗把自己“出卖”给了美国佬。卡斯特罗愤怒不已。

几天后，兄弟俩在休斯敦见了一面。卡斯特罗决定接受邀请，拜访巴西总统库比契克，然后参加美洲国家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办的经济会议。4月27日，在去巴西的路上，卡斯特罗的飞机在休斯教暂停加油，劳尔和一些副官飞来见他。在机场，他们进行了简短的秘密会谈，随后劳尔飞回哈瓦那，而卡斯特罗也继续向南的旅程。

这次见面有很多可能的理由。历史学家休·汤姆斯写道：“据说，年轻的军队总司令劳尔恳请他的哥哥保持革命忠诚。不过看上去这次见面很可能主要讨论的是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5月1日在古巴演讲的主题。”而卡斯特罗的传记作者塔德·肖尔茨则认为他们的见面和当时发生的一些令人为难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似乎证实了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先的警告，他们警告说古巴参与了对几个邻国的武装阴谋。

大部分外国革命者在皮纳尔德尔里奥接受培训。4月18日，皮纳尔德尔里奥的军事司令官公开将100多名尼加拉瓜游击队受训者聚集起来，没收了他们的武器，然后他声明卡斯特罗禁止这样的远征军从古巴的土地上出发。

同一天在哈瓦那，一个名叫鲁本·米罗的巴拿马人公开宣称他的队伍计划在1个月内入侵巴拿马。几天后，巴拿马当局在海滩上逮捕了3名武装起义者，其中两人是古巴人，那时卡斯特罗还在波士顿。据曼努埃尔·皮内罗所说，这是一次擅自行动，事先并未得到政府的批准。

不管是否获得批准，这一系列的事情让卡斯特罗的努力受到严重影响，他本想在美国建立新的公众形象。离开休斯顿后，卡斯特罗在飞越古巴领空的时候用无线电广播发表了讲话，谴责古巴人牵涉进了“不负责任”的事件，并重申他的政府“不会输出革命”。

卡斯特罗此时不在古巴，他可以公开否认这样的行动，而且将古巴人参与这些行动归咎于“革命胜利后的兴奋”。他并不否认为暴政政府的流亡者们提供了避难所和工作机会，不过，他坚持说自己的政府不支持革命输出。实际上，尼加拉瓜人更像是故意造成一种假象，让别人以为古巴非但没有支持这些行动，反而采取措施阻止这些行动的发生。

仅仅一个月后，一支尼加拉瓜游击队小心翼翼地乘船离开古巴，开始发起对索摩萨的战斗。切的老朋友罗德尔弗·罗梅罗也在这支队伍之中。罗梅罗和其他战友一起从新建的古巴军队那里得到培训、武器和资金。与此同时，一支反特鲁希略统治的多米尼加起义军队伍正在接受培训，同时接受培训的还有海地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队伍。

为了平息这场风暴，切甚至也到电视上否认和这些事情有联系。4月28日晚，切在电视上说：“无论如何，革命一定要诚实，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古巴人参与到了这件事中。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那些古巴人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和授权。……我们输出革命思想，但我们不想输出革命。革命是不受欢迎的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斗争。我们只起到范例的作用，剩下的要那里的人民自己做。”

和以往一样，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仔细地审查了切的话。尽管切想要把话说得圆滑些，可是在闪躲比较强硬的问题时，还是暴露出了他的诚实，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刺探他的政治信仰的。第一个问题，他是共产主义者吗？切的回答是他认为一个公众人物“不必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我们的思路是清晰的，行为是透明的。事实是我不是隶属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我们是谁或者我们说了什么。……如果你认为我们所作的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就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你问我，我是否属于共产党，在这里它被叫做人民社会党，那么我只能说我不属于。”

不出所料，美国大使馆在5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密电中总结道：“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电视上的发言显示出共产主义倾向和反美倾向。”

在接受电视采访后，切立刻与劳尔见面，劳尔刚到休斯敦和卡斯特罗见过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卡斯特罗兄弟在休斯敦见面的主要议题是卡斯特罗决定中止行刑队。

从1月份起，在古巴，总计约处决了550人，这件事已经在古巴国内引起了争议。卡斯特罗认为需要摆出缓和的姿态，以此赢得美国人的一些信任。切强烈反对这个决定，但是他还是服从了卡斯特罗的命令。

停止死刑处决没能让卡斯特罗在华盛顿赢得多少信任。现在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卡斯特罗政府中的“共产主义渗透”、他即将宣布的土地改革法案的范围以及越来越多的古巴试图推翻邻国政府的证据。在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怀廷·威劳尔看来，古巴声称与巴拿马事件无关只不过是在放烟雾弹。

威劳尔曾任洪都拉斯大使，是1954年反对阿本斯政府军事行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威劳尔认为当前的形势越来越证明共产党人在古巴军队中掌握了要职，有很大权力，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权。

威劳尔是对的。1954 年危地马拉的教训对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一个重大教训。埃内斯托·格瓦拉目睹了危地马拉社会主义“革命”犯下的错误，他从中汲取了经验，所以5年后，切在华盛顿采取行动之前就打好预防针了。

古巴革命已经提前美国人一步了。切多次提醒卡斯特罗阿本斯失败的根源，现在他的提醒得到了回报：旧军队得到了彻底清洗，“新军队”是由值得信赖的人组成的，他们的忠诚和政治倾向都毫无问题。而对于普通士兵，他们已经接受过政治上的“再教育”了。“人民”将得到武器和培训，将组建一支由全国性市民民兵队伍作为常规部队的后备力量。切知道华盛顿终有一天会集结其部队，当华盛顿这么做的时候，古巴已经武装起来严阵以待了。

对华盛顿而言，切甚至超过了卡斯特罗，正在成为他们在拉丁美洲的头号敌人。5月4日，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政治事务官员J.L.托平给华盛顿发了一份密电，详细讲述了4月29日他听取的古巴烟草业专家拿破仑·帕迪拉博士的报告。

“烟草论坛”是一个探索提高烟草生产和就业可能性的委员会，帕迪拉作为“烟草论坛”的成员最近与切多次见面。托平形容帕迪拉是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徒，过去曾支持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托平也提道：“我觉得他很忧虑，他的话很真诚。”

帕迪拉说格瓦拉是一个“愚蠢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劳尔·卡斯特罗更糟糕。他说格瓦拉的反美思想激烈而且盲目，格瓦拉强烈反对销售美国产品，即使是古巴制造的美国产品，如可口可乐、凯兹鞋和美国香烟。他认为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想要在古巴建立“苏维埃”体制，他们很快就会摊牌的。格瓦拉常常谈论他是如何控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格瓦拉把新军队形容成“人民军队”、“无产阶级的卫士”、“人民革命”的“主要政治武器”。他还说新军队将成为“教化”古巴人民的主要源头，这支军队将从事“有用的工作”——显然指建设、收割等工作，不过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革命，革命一定会遭受美国的攻击。……

帕迪拉说格瓦拉常常谈论“危地马拉事件”。格瓦拉说新闻自由是很危险的。他指出阿本斯政权统治下的危地马拉的新闻自由是导致阿本斯政权倒台的原因之一，在古巴应该限制这种自由。

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偏好一直没变。至于切夸口说能“控制卡斯特罗”，这有点像是帕迪拉一厢情愿的想象，因为除了最亲近的朋友，切在和其他人交谈过程中提到卡斯特罗时都是很尊重的。

显然，在卡斯特罗出国期间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切丧失了按部就班的耐心。人们根据传言估计切将在近期领导一支远征游击队，抗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如果说切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那么他后来显然是改了主意。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判断，切决定留下来，是因为卡斯特罗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准备在古巴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卡斯特罗不再敷衍妥协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济会议上，他制造了新的头条新闻，呼吁华盛顿筹资开展一个“麦克阿瑟式的计划”，医治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弊病。他给华盛顿开出的价码是在未来十年提供300亿美元帮助拉丁美洲发展经济。

美国人明确提出没有支持此类计划的意愿，拉丁美洲的部长们很快站到了华盛顿一边。讽刺的是，两年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一项计划将卡斯特罗的想法付诸实践——这项200亿美元的计划被称为“进步联盟”。当然，肯尼迪的计划不是响应这位古巴新领袖，而是要防止西半球再次发生古巴式的革命。

5月7日，卡斯特罗返回哈瓦那，几天后，他签署了土地改革法案，国家土地改革所正式成立。一直被排除在改革法案讨论之外的农业部长阿姆伯托·索里·马丁立刻辞职。接着，在将切派出国进行“善意”之旅之前，卡斯特罗再次正式确认切作为革命军队司令官的地位。

官方层面上，切的出访任务是增加古巴和像日本这样的新型工业化国家以及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不结盟国家(最重要的是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和商业联系。非官方层面上，切暂时离开哈瓦那也帮助卡斯特罗让美国觉得他“摆脱”了这个美国人和“7·26”组织成员认为十分棘手的阿根廷共产主义者。
临行前，切把自己的家事料理好。5月22日，他拿到了与伊尔达的离婚协议书。6月2日，他和阿莱伊达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然后在拉卡巴纳举行宴会。新任哈瓦那警察局长菲吉尼奥·阿尔梅西拉斯参加了宴会，哈里·比利加斯、塞莉亚·桑切斯、劳尔和他的新婚妻子维尔玛·艾斯平也到场了。卡米洛大声叫嚷着闯了进来，手里挥着几瓶朗姆酒，说是要“活跃”宴会气氛。阿莱伊达穿着白色的新裙子，看上去很漂亮，而切和往常一样，穿着橄榄绿军装，戴着黑色贝雷帽。

两周前，他写信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友胡里奥·卡斯特罗，邀请他来古巴：“有我们这样的经历，挨上两发子弹实在值得。(如果你来了，)不要想回去，革命不等人。拥抱你，来自一个被召唤而且将被历史记住的人。……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