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代曹氏墓及出土的狮形香熏
西安唐代曹氏墓及出土的狮形香熏
《文物》 2002年12期 王自力（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馆员）
1995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东郊纺织城的基建工程，清理了几座唐墓。其中3号墓为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曹氏墓，其墓室结构独特，有11个小龛，岀土了铜镜、双系瓷瓶、石砚等。随葬品中有一件狮形香熏，造型精巧别致。本文在介绍该墓的基础上,兼论这件香熏的结构、造型及用途等问题。
一 墓葬形制
M3坐北朝南，方向178度。墓道位于墓室的南部正中，竖穴式，平面呈梯形，长3.6、宽1.48-1.76米。墓道北端为砖砌拱形顶的短甬道，长1、宽1.44米，顶已塌，东西两壁高1.2米。甬道北端以砖封门。墓室为方形土洞式，南北长3.72、东西宽3.62米，顶已坍塌。
墓室四壁设有11个小龛，除南壁因正中为墓门，只在两侧各设1个小龛外,其余三壁均设3个小龛，小龛为拱形顶土洞式，宽0.18~0.2、高0.45-0.5,进深0.16米。墓室及小龛内壁皆涂白灰，灰层厚0.25厘米，多已脱落。墓室用条砖铺地，中部有方砖铺设的棺床。棺床长3.5、宽1.84、高0.24米，周边雕刻壶门'该墓已被盗扰，墓主尸骨已朽，棺床上有铁棺钉及木棺痕迹（图一）。
值得注意的是，该墓棺床设于墓室正中，与一般唐墓棺床多在墓室西部的设置不同。另外，在西壁和北壁中央的龛中，有较小的泥塑佛像。塑像虽然十分酥散，面目不清，但从其大致形象仍可辨出当为佛像。
二 出土器物
铜镜1件（M3：l）。圆形龙纹镜，桥形纽已残。镜背铸一盘曲状张牙舞爪的龙。直径8.9厘米（图九）。
双系瓷瓶2件。侈口，平沿，细颈，圆肩，直筒形深腹，饼形足略内凹，肩部饰三道凹弦纹，有双系。M3:5,除足部外，器表通体施黑釉。高34.9、口径10.8、腹径21.6、底径15.6厘米（图二、五：1）°M3：6,除足部外，器表通体施茶叶末釉，釉色泛绿。高36.8、口径9.6、腹径22.8、底径16.8厘米（图三、五：2）。
陶塔式罐1件。残甚，已不可复原。
石砚1件（M3:3）。为“风”字形砚。有盖，子母口，稍残。石质为浅灰色细砂岩，内外皆打磨光滑。长8、宽3.6~5.9、通高2.8厘米（图四、五：4）。
铁香炉1件（M3：7）0外形为矮筒形，是用铁皮箍成圆筒，再钥焊底部而成。口沿及足的边缘则用圆形扁铁条加固,用例钉例合。外腹部有两个半环形把手。内壁涂有一层较厚的白灰，锈蚀严重。口径17、底径16.2、高9.2厘米（图五：3）。
铁牛、铁猪各1件。出土于墓门东西两侧，锈蚀严重，长约18厘米。
琉璃器出土于墓室西南角，已残为碎片,有桥形、碗形、管状等残片。
滑石狮形香熏（M3:2） 1件。由盖、座两部分组成，通高12.8厘米（图七）。
墓志1合。青石质，出土于棺床西侧正中，没有被扰动，摆放位置与绝大多数唐墓志置于甬道或墓门附近的作法不同。志盖盈顶,阴刻篆书“唐故杨公曹氏墓志铭”9字。志石方形，边长69、高13厘米，周边以细阴线雕十二生肖。志文共34行，满行34字。刻字较浅，又因石质风化，有多处文字海漫不清。首题“唐故振武监军使赠内侍杨公夫人谯郡曹氏墓志铭并序”，志文称夫人字延美，乾符二年（875年）九月廿九日卒于胜业里第，享年五十三岁，于乾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万年县崇道乡上傅村其夫旧至（图六）。
三 关于狮形香熏
狮形香熏出土于棺床西侧、墓志旁边,滑石质，白色，光洁细腻，纯净微透明，温润如玉，由熏盖和熏座两部分扣合而成。通高12.8、盖高9.2、熏座口径4.8、底边长7、高3.7厘米（封三）。
熏盖圆形，盖面凸起，其上雕一蹲踞的雄狮，前腿直立，利爪紧扒着熏盖，后腿弯曲作蹲踞状。狮头高昂，口大张，露出上下两排利齿'瞪眼注视前方。前胸直挺，尾巴上翘，威风凛凛,头及颈部有长而密的鬣毛，双耳竖立一盖的中心有一深孔，贯通狮腹直达狮口:.
熏座大致呈半球形的盒状，敛口，平底，中空，其内腔便为燃香室。熏座腹部偏上处有一小孔，径0.8厘米，当为通气孔，作用在于流入空气助燃。底为圆角方形的平底，四角雕出四条凸出的扉棱，每条由四个呈三角形的叶状片层层叠压而成，以象征山峦，当是汉以来博山炉雕塑山峦的遗风（图七）。
与此相似的狮形香熏在河南偃师杏园村唐李郁夫妇墓（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中也出土了2件，其中1件缺盖。亦为白色滑石质,由器盖、器身、器座三部分组成，完整的一件通高24厘米（图八）。二者相比,李郁夫妇墓中的狮形香熏器盖和器座与曹氏墓中的相同，但其中间多了一个刻有三条盘龙的圆筒形器身。
上述的狮形香熏，皆以洁白的滑石制作,整体抛光，将香料置入其中，焚烧时香气便可从狮口中飘逸而出，设计巧妙，别具匠心。再从器表看，皆有长期使用而磨损的痕迹，不应是冥器，而是实用器:其内部结构的设计，也正符含了实用的要求。孙机先生曾指出：早期的豆形熏炉，炉身较浅，盖较平，往往在炉身下部；或底部镂有进气孔，而在炉盖上镂有出烟孔这是因为早期的香料为草本植物的茅香之类，干燥后本身可点燃。这种镂有许多孔的熏炉结构便于香草充分燃烧。后来一种来自外域的香味更力浓郁的香料逐渐取代了茅香，进口香主要为龙脑、苏合等树脂类香料,与茅香比，其燃熏方法也不同，需置于其他燃料（如木炭）上熏烧。不同的香料要求熏炉的形状也不同，熏烧树脂类香料的熏炉,炉身要做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顶上,使之徐徐发烟。汉代一些香炉的设计已将炉身下部的进气孔缩成很窄的缝隙，甚至往往做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镂出稀疏的小孔，以适合这类香料的需要叫唐代滑石质狮形香熏则可以说把这种结构发挥到了极致:其底座上部只留一个小孔作为进气孔,这样就使炉腹下部的炭火层通风不畅,只能保持着缓慢的阴燃状态，同时避免了炭火太旺，炭味太浓的弊端;盖子做成狮形，增加了高度，气流需通过较长的狮子腹内的孔道，最后从狮子口流出。这样，由燃烧产生的上升气流便会挟带熏炉上层的香烟集中从狮子口中散发，使香气经过了过滤，更为纯正和浓郁。可见狮形香熏的这种结构正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要，真正达到了内部结构和外表造型的完美的结合。
狮子，古称狡猊，又称师子原产于非洲和亚洲西部等地。佛教将狮子当作“护法神”之一，在各地的寺庙和石窟中，狮子的形象随处可见。
狮子和香炉出现在一起，见于大量的佛教造像中，如北齐天宝二年（551年）的坐佛九尊碑像，释迦佛下置一莲花香炉,两旁一对狮子，各抬一前爪举向香炉叫唐显庆五年（660年）比丘尼行儒造阿弥陀三尊像，其下层中间雕一力士手托香炉，两旁各一狮子，相对而蹲叫这类组合不胜枚举，其布局基本为中间一香炉两旁为狮子。唐代还有一种长柄狮子镇金属香炉，也算是将狮子和香炉合为一体的实例。唐代名僧神会和尚塔基，出土了一件铜长柄狮子镇香炉，由炉身、炉座及长柄组成。长柄的末端，有一蹲坐于莲花宝座上的鎏金狮子。神会卒于乾元元年（758年），永泰元年（765年）入塔葬叫神会墓出土的香炉与同时出土的铜净瓶及陶钵为一套实用器，系神会生前使用，死后随葬的佛具，香炉显然用于礼佛。
既然狮子和香炉都与佛有关，那么，由狮子和香炉合为一体的狮形香熏多少也应带有一点佛教色彩，至少可以认为,这种造型的岀现是受到了佛教艺术的影响或启发。
这件狮形香熏做工精致,应是日常生活熏香的用具。熏香习俗，汉代已盛，三国两晋时士族“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唐亦如此，大至宫廷朝会,小至家居生活都要熏香。有身份地位的人还讲究用熏炉焚香熏衣。皇帝的御衣，每天都由宫女熨烫、香熏，熏衣时，于熏炉上再套放一个镂空的笼子即熏笼，然后将衣物放在上面熏之。“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微微”，为此，宫女“斜依熏笼坐到明”。达官显贵家中也如此，唐人苏芻在《杜阳杂编》中讲，宰相元载家晾晒罗纫绮绣，下面放置二十枚金银炉熏香，而且“皆焚异香”。可见用来熏衣的香熏多为金属类，而且有配套的熏笼。
曹氏墓出土的狮形香熏为滑石质，且共出的器物中并不见熏笼等熏衣所用的配套用具，从其结构看也不宜用来熏衣。其具体的用途当是燃香使室内空气清香宜人，同时也有驱赶蚊虫、辟秽祛邪、灭菌消毒的功用。
唐代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香熏，至少有置于香案上的香熏、放于卧褥中的香毬和用于佩身的挂熏等等。从其形制看，这件狮形香熏当是摆放在室内的香案上，使用木炭等燃料,放置龙脑、苏合等树脂类香料熏烧发烟的日用器具。
唐宋以来的文献中称狮形香熏为“金猊”、“香猊”、“宝猊”等。猊,即狡猊，是“狮子”古时的别称,“金猊”本意为涂金的狡猊，借指涂金为狡猊形象的香熏。晁采《寄文茂》答采赠发诗云:“几上金猊静不焚，匡床愁卧对斜噫。犀梳金镜人何处，半枕兰香空绿云。”（《全唐诗》卷八百，名媛二）即点明了狮形香熏的摆放位置。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离别》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人未梳头，任宝奁闭掩，日上帘钩”的描述。从唐宋诗词中不难看出，狮形香熏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中，还往往是女子闺房的用品，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出土狮形香熏的两座墓葬，墓主人即为女性。
需要注意的是，一种物品往往有多种用途，因而不排除狮形香熏也用于家中的拜佛求神等宗教活动中。
这件滑石质狮形香熏岀土于杨公夫人曹氏墓中，从墓葬的现象看，墓主人与佛教不无关系。该墓小龛中有供奉的泥塑佛像,墓中出土的铁香炉也许与礼佛有关。此外，墓志中记载杨公死后，“夫人旷朗孤居”，为解愁化悲而“搂心释老”，墓中出土的狮形香熏或许也作为礼佛用具，但它却不应属于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佛具之类。
摄影:王磊 王保平
绘图:寇小石
拓片:张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