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目录
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0、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
11、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12、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
13、给黄炎培的信
14、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15、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6、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7、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18、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19、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
20、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21、给达姆巴的信
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2]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3]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3]。
[2]整风运动，见本卷第59页注[13]。
[3]见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又见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6页）
10、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的情况很接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2]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国更其如此。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村事物、农民心理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那么恰当。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认为农民一下子就会相信我们。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我看，亚洲有些国家的党，农村工作也没有搞好。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3]，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4]，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5]，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6]。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7]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走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你们的国家有没有这两种资产阶级?大概都有的。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 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为此，要调查双方面的情况，要调查工人的情况，也要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只了解工人，不了解资本家，我们就没有法子同资本家开谈判。在这方面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也要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个方法。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你们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3]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见本卷第56页注[3]。
[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先后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
[5]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见本卷第58页注[9]。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见本卷第58页注[10]。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见本卷第47页注[18]。
[6]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7]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1、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
申特尤尔茨[1]：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
毛：宪法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同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不知在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的权利是否同男子一样?
波波维奇[2]: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有些国家，例如瑞士，妇女就没有被选举权。
毛：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是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
申：毛主席讲得很对。例如在南斯拉夫解放初期，国民议会候选人的联合名单上有一半是妇女，那是因为联合名单是南斯拉夫共产党[3]提出来的，名单上的那些妇女一般都能当选。后来实行了个别提名，当选的妇女就减少了。那是因为在某些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也就是人民政治觉悟不高的地区，人们不愿意提名妇女为候选人。目前，南斯拉夫妇女在人民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和工人自治管理机关内，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毛：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申：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4]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六。在各个联邦共和国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例如在斯洛文尼亚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些基层的立法机构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三十。
毛：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地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以后，妇女们参加了生产，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但是合作化后，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以后，才能根本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
申：在南斯拉夫也有同样的问题。在一些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男工占多数，因此他们结婚就成了问题。目前，我们也开始在重工业地区设立一些轻工业，使女工人数有所增加。
毛：在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
波：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多，因此南斯拉夫政府一直很重视人口的增加。
申：我们已经开始设立一些儿童福利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在母亲们工作的时候，照顾她们的孩子。最初这种组织只是设立在工厂或大的地区，现在也开始努力在一般的居民区设立这种组织。此外，我们还有服务站，主要是帮助工作太多的母亲们兼管家务。由于服务站的工作，使主妇们减轻了很多家务负担，使她们能更积极地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有一些女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工作很繁忙，但是又要照料家务，因此过度疲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通过服务站的帮助，可以减轻她们家务的负担。
毛：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知服务站的工作项目是哪一些?
申：服务站的工作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而有不同的项目。主要的项目有洗衣服、熨衣服，打扫房间，照料小孩，缝纫，代做饭菜，送牛奶、面包、水果，等等。服务站主要是南斯拉夫妇联创办的。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就主要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联盟来进行。
毛：在南斯拉夫，有没有因为孩子太多而父母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的情况?
申：没有这种困难，因为每生一个孩子国家就发给补贴金。但是有些父母不把补贴金用于孩子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组织、工会和党的组织就要指导孩子的父母如何来使用这笔补贴金。在南斯拉夫，我们也为节育提供便利，我们设立了一些节育指导站，人们在节育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他们研究。
毛：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5]，他就提倡节育。
波：请问在中国究竟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比较赞成节育?
毛：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申：在南斯拉夫我们也宣传避孕的知识，这种宣传主要是妇联来做的，我们也研究和制造避孕的药品。此外，还用一些办法来限制生育，那就是对孩子多的父母，多收孩子的托儿费，不知在中国是否也可采取这种办法?
毛：这种办法在我们这里恐怕行不通。孩子多的父母，本来就有经济上的困难，如果再增收他们的托儿费，那末经济上就会更困难了。我们的干部过去是享受供给制待遇，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家包了。现在实行了薪金制，孩子的托儿费要干部自己负担，这在客观上也是对多生孩子的一个限制。
申：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我们同中国妇联的同志们进行了座谈，交流了经验。我们也会见了一些革命经历很长的女同志，在一起交流了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我们有着这些坚固的联系，这将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我们要感谢中国妇联的领导同志们，她们促成了这次访问，并且把访问日程安排得很好，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每一样希望看到的东西。
波：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毛：我们今天谈得很好，特别是接触到了人类生活本身的一些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申特尤尔茨，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团长，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
[2]波波维奇，当时任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
[3]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4]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通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将联邦国民议会改称联邦议会。
[5]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12、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一九五六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2])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四)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3]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2]指一九五五年的价格。
[3]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对一九五七年建设的规模作适当的调整，对原定在一九五七年开工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今年和明年都有可能和有必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对去年已经施工的项目，也应当进行排队，把那些在今年还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各种浪费现象。大量节减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13、给黄炎培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3]，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江苏川沙（一九九三年并入上海浦东新区）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一九五六年十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同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3]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一九五四年；《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这一年夏天填的。《水调歌头·长江》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填的，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发表时，改题为《水调歌头·游泳》。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同年十二月五日将这首词抄录给周世钊时，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4、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九千人，十期就有九万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我们有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去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将来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了以后，也还会有许多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经济性质的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文化性质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今天你们提的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调，摆得不平衡。
我现在谈谈时局。你们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们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吧?社会主义阵营要崩溃吧?我看就是崩溃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他们要夺走?万隆会议[1]为什么能够团结这么许多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是侵略压迫人家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工、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在我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中，甚至在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也还有人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这是不会的。
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增产的。今年灾荒比去年大，但粮食比去年可以增产二百三十亿斤，其他好几种经济作物也是增产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合作化是采取逐步渐进的办法，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分三步走。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这一点工人是不大了解的，因为他们在厂里从前是跟资本家作斗争的，我们应该对工人说清楚。工商界的学习高潮以来，你们愿意学习，工人是会对你们改变观感的。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在农村里过去曾提过“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对，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这就把家和国联系起来了。你们也要把家和国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们也是有份的。
你们这个会[2]的中心是要讨论你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回去宣传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发生像有的国家那样一种反苏潮流，工商界当中也没有，青年大学生当中也没有。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他们是你们的子弟，解决你们的问题对他们也会产生影响。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带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如果成绩不够的，就是工农子弟也不能录取，资本家子女成绩够的就应该录取。助学金应该看学习成绩和家境情况来决定，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就不要补助了，中小资本家出身而家境寒微的就应该补助。入团、入党都应该以是否具备条件作为标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这是合乎事实的。因此，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说都是好的，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也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了。一个人不要满足，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要加紧学习。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有好处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任务，要学习。
匈牙利事件[3]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我们提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但我们从来没有提过学习他们落后经验的口号。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上是好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是好的，匈牙利事件也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世界上还会出乱子的，中国也会出乱子的。但不要以为出了一个高岗[4]，出了一个贝利亚[5]，斯大林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就睡不着觉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专门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
我再来谈谈经济问题。你们关心的是大中小资本家的问题如何解决，定息[6]问题如何解决。大、中、小应该分阶层。我现在提一点意见，是否对，请你们考虑。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过去我们也这样搞过，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地主，就叫他小土地出租者，不叫他地主。资方代理人或拿定息很少的资本家，如果一定不愿意干，要劳保，可以把他们划出来，但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以免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那百分之十拿定息的人过不去。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政府也要考虑。中小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就放弃，不愿意放弃的就让他拿下去。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是大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还是中小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中小资本家人数多，占资本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生活的作用不大，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你们会说我照顾大资本家，不照顾中小资本家，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不照顾中小资本家，中小资本家人数很多，不注意安排是错误的，要替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党内有过中小路线，应当承认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对中小资本家必须照顾，现在我们把他们放在小资产阶级范围内来解决。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城市也有小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中小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所谓大也是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中小资本家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中小资本家，没有手工业，我们就不能生活。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饭吃。不对大资本家很好地照顾，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都摘掉了帽子，剩下的占百分之十的大资本家就会感到面子上不光彩，说别人都是红色的，我们还是白色的，不好看。我们不能这样做。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七年。八大文件里已经有这个意思，现在和你们商量。工人可能会反对，中小资本家也可能会反对。工人会说太便宜了资本家，照工人的想法最好马上就取消定息。中小资本家认为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要那样长。所以有两个抵触，第一个是工人，第二个是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这就需要说服。要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本钱也不大，工业私股资金只有十七亿元，折合美金七亿元不到，只有那么一点。我们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主义欺侮我们是有理由的，民族资本只有这么一点嘛。要赎买就全部赎买，不要省这几个钱，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中小资本家人数多，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要向他们说明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损害他们的利益，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不见得有利。中小资本家的利益是尽早摘掉帽子，大资本家的利益则是定息时间拖长一些。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掉帽子的就早摘，虎头虎身七年，愿意拿定息的还可以继续拿。这样做可以不可以?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再拖一个尾巴也可以。
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这个利他们一时还可能不了解。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是不要继承权的，但是对政府这样对待资本家他们是会满意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上层领袖、宗教界也都会满意的。很快地取消定息，他们会不满意的。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7]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实际上定息没有几个钱，一年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人还说只有一亿一千万，七年总计不到八个亿。这个钱没有送给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给中国人的。总之肥水没有落入外人田，是“楚弓楚得”[8]，是国家的购买力，也是公债推销的对象，还可以用来开工厂，可以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9]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我们发展了一些，还很少。现在我们只有四百多万吨钢，明年有五百万吨，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钢。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同日本、法国比可以超过它们，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过去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为的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钢，我们还要别的东西，还要办学校，全国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的人、大厨师以及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大学毕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万隆会议，见本卷第148页注[2]。
[2]指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3]匈牙利事件，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4]高岗，参见本卷第45页注[7]。
[5]贝利亚（一八九九——一九五三），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等职。一九五三年七月，苏共中央全会认定他犯有“反党叛国”罪，决定将他开除出党。十二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并发布了《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理贝利亚等人叛国案件的通告》。贝利亚被判处死刑。
[6]定息，见本卷第172页注[6]。
[7]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8]典出《说苑·至公》：“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9]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8页）。
15、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3]。一个人，叫纳赛尔[4]，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5]，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6]，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7]上台，美国是罗斯福[8]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9]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10]，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11]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1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14]、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15]和黑格尔[16]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17]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18]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9]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20]，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21]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22]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23]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这个讲话共七点，本书收入第一、二、三、四、六、七点。
[2]柯庆施（一九○二—— 一九六五），安徽歙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 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 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 ，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4]纳赛尔（一九一八——一九七○），当时任埃及总统。
[5]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五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辞职。
[6]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7]希特勒，见本卷第75页注[3]。
[8]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9]指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10]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和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11]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的文艺思想和对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又将他们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2] 见列宁《辩证法的要素》。新的译文是：“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页）
[13]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14]孔子，见本卷第84页注[12]。老子，相传即老聃，姓李名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
[15]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 断力批判》等。
[16]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大师。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
[17]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德国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18]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19]见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克劳塞维茨这句话的原文是：“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4页）
[20]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决定将《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党内外干部”。
[21]《说“难免”》一文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2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
[23]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6、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1]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2]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3]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4]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
助学金现在是多少?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农村合作社要搞好，还得三年到五年，现在大多数地区合作化只有一年的历史，去年副业搞得很少，农民收入增加不多，生活还是苦的，子女入学不容易解决吃饭问题。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当前，助学金应按照学生困难情况发给，不能作为奖学金的性质。
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学生。社办和民办的问题，有条件的都可以办，但不好下命令。现在的困难情况，主要是由于去年有大灾荒，今年收入不能有很大的增加。去年挖了节余，挖了老本，物资储备用空了，钢材、木材、竹材用空了。轻工业生产，主要是棉纱和布，今年不能同去年相比，税收也没有去年那么多。应当对学生讲清楚，让他们了解国家的经济全局。国家只有这些钱、这些东西，就只能办这么些学校。
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我们不都是经历过困难的人吗?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给学生泼点冷水，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
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董纯才[5]可少做点行政工作，多抽出点时间编教科书，还可请张际春、胡乔木[6]协助，共同编好教科书。
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最近中央要发指示把这件事情讲一讲。这件事情，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一管，书记不管，宣传部长就很难管。上半年管三四天，下半年管三四天，一年管七八天就够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关关雎鸠”这几句诗[7]一点诗味也没有，《楚辞》、《离骚》没有人懂。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8]的作品。现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戴帽中学，指小学增设的初中班。
[2]孔夫子，即孔子，见本卷第84页注[12]。
[3]草台班子，指演员较少、设备简陋、经常在乡村或小城市流动演出的戏班子。
[4]萧楚女（一八九三——一九二七），湖北汉阳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蜀报》主笔、《中国青年》主编。
[5]董纯才（一九○五——一九九○），湖北大冶人，教育家。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6]张际春（一九○○一——一九六八），湖南宜章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7]见《诗经·周南·关雎》。全诗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8]唐宋八大家，指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17、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2]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
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好几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3]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新华社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4]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但是我们报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指上海《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批评。这次讨论开始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持续近三个月，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指导思想、电影工作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电影审查制度、演员的使用和积压、电影艺术传统的继承及电影与观众等方面的问题。
[3]指上海《大公报》。
[4]“三反”，参见本卷第172页注[3]。
18、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五七年三月)
一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2]的时候，土地改革[3]的时候，镇压反革命[4]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5]，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三月十八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拚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6]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7]同志在“三反”[8]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三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南 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抗美援朝，见本卷第45页注[2]。
[3]土地改革，见本卷第3页注[2]。
[4]镇压反革命，见本卷第46页注[11]。
[5]《林冲夜奔》，原名《夜奔》，是明代传奇《宝剑记》中的一折。
[6]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一九八八年七月又恢复实行。
[7]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三反”运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
[8]“三反”，参见本卷第172页注[3]。
19、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20、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21、给达姆巴的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八百七十万人，其中七百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一百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 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达姆巴，即德·达姆巴（一九○八——一九八九），今译达希·丹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