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深渊 笔译练习（4 - 驱力及其循环运动（完成））

驱力（DRIVES）与其循环运动

        那么，谢林是如何得以成功阐释了这一绝对者的内在倒置呢？恐怕最恰当的方法即是通过聚焦于起源的问题（the problem of Beginning），这一德国观念论的重要问题——回顾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和在其《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当中的延伸就足够了。谢林最根本的观点是，直白地说，真正的起源恰恰不在起点（not at the beginning）：有先于起源本身之物——一种循环运动，其恶之循环（vicious cycle）是被彻底的起源（the Beginning proper）以相似于那戈尔迪之结的切断的姿态破坏的（broken），也就是，最原初的决断（decision）行为。理所当然的是，所有起源之起源是圣约翰的福音中所说的“在起始处是语词世界（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在此之前，什么也没有，即神圣永恒（eternity）之虚空。但按照谢林的说法，“永恒”不是毫无特征的一块整体（bulk）——众多事物发生在其中。先于语词世界的是盲目驱力的那混沌的精神病理化的世界、其循环运动的世界、其无差别的节律运动（pulsating）的世界，而当语词世界被道出（pronounced）时，起源发生了，而这驱力自我封闭的循环便被“压抑”、排斥进了永恒的过去。简而言之，在彻底的起源处一种决心（resolution）坚持着，即一种决断行为，其经由区分过去和现在，将驱力的循环运动中那先行的、无法忍受的张力化解了：真正的起源是从“封闭的”循环运动到“开放的”进步之转变，即从驱力到欲望，或者用拉康的术语说，从实在界（the Real）到象征界（the Symbolic）。起源发生于当同一者“找到了那语词”，其挣脱了空泛迷惑的反思之困局、之邪恶循环。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起源问题是“现象化（phenomenalization）”的问题：上帝道出语词世界而显露了祂自己，向其自身显现，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忽视了这一重要观点：在黑格尔那里，问题不在于如何超现象地获得本体的本质（noumenal In-itself）；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本质如何且为何要将自身从其自身中分离出来，它是如何拉开与其自身的距离的，并由此请出了一片其能够（向自己）现身的空间。

        那么，这上帝的现象化，这驱散了驱力之不可穿透的黑暗的语词在上帝之中的道出，是如何以一种深不可测的方式发生的呢？它仅可能在下述条件中发生，即先于起源本身的驱力之循环运动本身并不是那原初而不可超越的事实。也就是说，作为终极基础、“事物起源”的驱力之旋涡的概念使得自由的事实变得无法被设想：一个语词世界是如何能够从此旋涡中生发出来而又主宰了它，赋予了它其外形，“规训”了它？结果是，这现实（reality）的终极根据、这驱力的原初旋涡、这迟早包围与摧毁一切既定客体的命运之轮（Wheel of Fate）必须被以一种未被解释之方式“收缩”着驱力的一个深不可测的X所超越（preceded）。然而，难道那驱力的原初旋涡不是无可超越的终极根据吗？谢林是会完全同意这个事实的，但要补充道---处于疑问中的观点正是这“无”的确切状态：先于根据（Grund），只能有一个深渊（非根据）；即远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之空对象（nihil privativum）”，这先于根据的“无”意味着作为纯粹自由之深渊的“绝对无差别（absolute Indifference）”，这深渊尚不是某一主体的谓词特质（predicate-property），而是指称（designate）了一个纯的、无人称的意志，该意志希望着无（wills nothing）。在上帝的“史前”开端之处，在起源本身之前，出于刻画了命运的作用方式的盲目的必然性（根据《世界时代》的第一稿），即一个坚实的、不可穿透的根据，祂无可避免地“收缩”存在（当然，谢林在此玩了一个“contraction”这一术语的双关：收紧-压缩-凝结和得-受折磨于-染上【疾病】；原初自由将存在“收缩”为一个限制着它的痛苦的负担）。在这个原初收缩之前，产生-排出同一者之根据的这一行为之前，正如谢林在其《世界时代》的第二手稿之中以一种卓越的方式描述的，上帝是一个“在其非存在之中享乐（Rejoices in its nonbeing，也可以翻译为“享有其非存在”）”的纯粹的无（Nothingness）。

        因此，尚未收缩存在而作为纯粹自由的上帝在严格意义上（stricto sensu）不存在。这自发的、自我生成的“对称之打破”（我们更倾向于说：原初的“真空波动”，这一说法将绝对者的发展运动地把握（sets in motion））是上帝通过此方式获得存在的原初收缩。这存在之收缩/向存在的收缩必须伴随着一个扩张的反击（counterstroke of expansion）------为何呢？让我们暂时后退一步而换种方法表达这一原初收缩，就其作为从一个自我满足的而想要无的意志到一个实在的而实际上想要某物的意志的过程。这原初自由的纯粹潜在性，这无忧无虑的宁静，这个不坚称的、中立的、想要着无的意志的纯粹享乐，要以一个活跃地、实际地想要着这个“无”的意志之形式来实现自己，即一切实证（positive）而既定的内容之毁灭。通过这一潜在性向实在性的纯形式的转变，这原初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平和因此就变味了纯的收缩，向着威胁着要侵吞一切的“神圣疯狂”之旋涡，向着那在其外容忍无的上帝之自我中心的最高确证。换言之，那原初自由之无忧无虑的平和与那扫去一切既定内容而摧毁一切的神圣怒火是同一的且是同种事物，只不过以不同的样态呈现：起初以潜在性的模式，然后以实在性的模式：“同一个原则以其将会在其实际性中耗损并摧毁我们的非实际性裹挟并支撑着我们。”一旦这意志将其自身把握为否定性的、破坏性的，它就以其自己内在的对立极，即想要某物的意志，即扩张的实证意志之形式将自身与自身对立起来。然而，这个实证意志要冲破其自我施加的收缩之牢笼的努力是注定失败的（doomed），因为这两个意志，收缩之意志和扩张之意志之敌对在此是在收缩的统治之下的、在收缩的权力范围内的。上帝可以说是在不断重复地冲向其自己树立的墙壁：无法待在其中，祂便跟从其冲出之冲动，然而祂越努力挣脱，祂就越落入祂自己的陷阱。恐怕对这个循环运动的最佳比喻便是一只在绝望中努力将其自身解脱于兽笼的受困的动物：尽管每一次挣扎（spring）只会收紧捕兽笼，一种盲目的重读却引着这只动物不断冲了再冲，就此它便陷入了同一姿态的无尽重复之诅咒中。我们在这能见到谢林对于处于无尽“痛苦中的享受”状态的上帝的一个浮夸的、“瓦格纳式的”构想（vision），其中上帝痛苦着，与其自己争斗着，受着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的影响；一种“精神病理化的”、疯狂的上帝之构想，其中上帝绝对地孤单着，一个由于其在其自身之外包容无而为“全”的同一者------“一种狂野的、瓦解自身的疯狂”。这个循环运动是恐怖的，因为它不再是非人称化的：上帝已经作为同一者存在，作为一个遭受着、忍受着驱力之对立的主体。谢林在此提供一个对焦虑极精确的定义：焦虑生发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当主体同时体验到封闭自身的不可能性和敞开自己的不可能性，即承认一个他者性的不可能性，因而便被节律运动的恶之循环捕获------每一个旨在创造-扩张-外化的意图都将崩溃而再次堕落回自身。这个上帝还不是造物主（the Creator），因为在创造过程中，一个他者性的存在（收缩了的现实）具备着一个最低限度的持存而外在于其造物主存在------而这，在上帝自我中心之怒火中是不大能容忍的。

        正如谢林强调了一遍又一遍的那样，这势要摧毁一切的神圣旋涡直到今天也是所有现实实践之内在根基（innermost base）：“如果我们真能穿透事物的外在，我们将会看到真正填充着所有生命与存在之物是恐怖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现实都包含一个基本的敌对状态而因此注定要承受神圣怒火之折磨，注定要消失在“诸力量的高潮（orgasm of forces）”中、“现实”，即一个随时可能爆发而进入任意一极的收缩与扩张之平衡的结果，内在地就是脆弱的。霍格勒布（Hogrebe）在此诉诸了一个来自电影工业的类比：如果说一部电影的投映是要在观众中引起一种“对现实的印象（impression of reality）”，其胶卷滚轴就必须以一个恰当的速度运转------如果运转过快，荧幕上的动像便模糊而使得我们无法再辨析出不同的客体；而如果过慢了，我们就只能接收到一张张独立的画面于是那种提供了我们正在看着“现实生活”之印象的连续性就消失了。在此我们得见谢林原教旨的主旨：我们所体验到为“现实”的事物是通过对两敌对的力量之平衡所构建且维持其自身的，且伴随着两边之一随时会“崩溃”、失控而由此摧毁“对现实之印象”的这一始终存在的危险，难道这一推断不正是被这一当代场域论之前提所证实了么？根据此前提我们世界之“现实”在这平衡中被悬置起来，也就是，取决于扩张力和万有引力之间脆弱的平衡。哪怕这一扩张力变得稍微更强一些，宇宙便会“爆炸”、消散，而没有任何坚实的、稳定的客体生成；反而言之，一旦万有引力变得稍强一些，世界便早就“崩溃”，坍缩（fallen in）。

        谢林以其敌对力量之脆弱平衡的概念所瞄准的目标恐怕可以用克马尔（Komar）和米拉米德（Melamid），两位现居美国的俄国画家，所做的有趣实验作为最好的例证。最近，他们作了两幅画，“最好的”和“最烂的”；画作的依据是他们对全美国人口中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问卷。最烂的画作毫无疑问地就是一幅康定斯基式的抽象画作，画的是浅红色和黄色的一堆锐边三角形与方形的组合；而最好的画作则展现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画面，场景全部布满蓝绿色调，画的是一幅林中空地，乔治·华盛顿在画作中漫步于一条贯穿整个画面的小河旁，而在林中一只斑比似的小鹿羞怯地观察着他。这次绘画的结果是令人反胃且奇异难解的，原因是它过于接近了构成我们日常美之观念的幻想------那“字面意义上的”、过于忠实的对这一幻想的给出（rendering）让其变得奇怪。讽刺地是，谢林式的对于这一实验的观点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体验到作为“现实”之部分的某物，其必须包含着这两极恰到好处的混合。谢林因此是十分清楚每一个“现实”，包括我们的伦理理念，都包含着“最好的”和“最烂的”的一个混合：就如一个构筑在我们心灵（psychic）生活之外的风铃一般，即便最高等的社会理念也必须隐秘地（secretly）被“最低等的”动机所延续。让我们回看一个出人意料的例子：戴安娜·菲斯（Diana Fuss）在弗洛伊德中察觉到了同性恋身份认同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来说，同性恋身份认同有其令人恐惧的方面（前俄狄浦斯期的口腔肛门内化，将对象（母亲）完全吞没）；另一方面，也有作为一种社会联系性力量的潜在同性恋身份认同，其区别于异性恋这种引入了骚动、个体间拉开距离且将他/她自排除在同辈的聚集之外的联结。与矛盾相去甚远，这一同性恋自我认同之概念的模糊性是至关重要的：往往在这对立的奇异性、悖论性、那“推断性的同一”之观念的情形下，有着这么一个事实，即社会联结（cohesion）只能发生在这一情况下，即其被其彻底的对立面所支撑，即那“前俄狄浦斯的”内化的食人性逻辑——天主教会的世界是由吃耶稣血肉之信众（圣餐主义者）之共同体来维持的。于是悖论在于一对正常父欲（即异性恋的）的恋人/夫妻，远非清晰直接地支持着社会联结，而是也可能瓦解它而因此必然归附与同辈集体身份认同的同性恋式逻辑。

        这前符号学的敌对之逻辑，驱力之循环运动之逻辑，不应与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中那“非理性”驱力的前逻辑生命实体（life substance）的有问题的体系混淆：先于起源的循环运动之状态是完全逻辑的，因为我们在这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逻辑，这逻辑伴随着一个试图起始的无尽循环的努力，即，要确定在（逻辑的）主体与其谓项（Predicate）之间的同一与差异。在起源之前，某种意义上只有一个失败的起源，起源的失败企图，即，落入其邪恶循环的一个无果的重复，不断反复崩溃回其自身而无法成功地“起航（take off）”的一种踌躇的努力。正如霍格勒布总结性阐发的那样，收缩与扩张的无尽钟摆运动是由形成一个命题判断结构的主词与谓词之间的“稳定”关系之不可能性来推动的：那个主词（也且首先就此术语的逻辑意义）“收缩”了自身而摧毁了其谓词内容，而在随后扩张的态势中，它又越进了谓词，并因此丢弃了其自身持存的坚实根据。

        在这里应当回避的另一个混淆是其与通常意义上厄洛斯（Eros）和塔纳托斯（Thanatos）的概念（时不时地，所有关于此敌对的伟大理论家都会屈服于这种通常意义上的概念，举例来说，不仅是谢林，还有弗洛伊德在其《文明与其不满足（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也是如此），或者说作为陷入一场为争夺统治权而无休止的争斗的两对立性力量的收缩与扩张。两敌对力量的相互依存并不体现于一种力量需要另一种力量作为通过抨击其来强调自身的根据（没有离了黑暗的光明，没有离了仇恨的爱......）；更贴切的是马克思所谓能够导致反击性效果的“倾向”这一关键概念：比如，利润率降低的长期“倾向”会激发资本的“防御机制”，这一机制至少在短期将会提高利润率。由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对心灵生活的前符号学敌对之描述包含了一个相似的机制：同一而相同的缘由可以带来相反的结果，即，它启发了一个结果是彻底无法决定的过程：过度的攻击性可能会被一种对攻击性的压抑反制，或者它也可能触发攻击性不断增多的一次加速的上升。同性恋性可能正出于那过度强大的异性恋幻想所制造的焦虑而产生；焦虑和愧疚有时抑制爱欲的（libidinal，力比多的）发展，而其他时候强化其发展（因为，作为对焦虑和愧疚的反动，主体被推向补偿机制（restitution）的综合作用）。我们不应忽视此处的至关要点：同性恋性并不发生为一种排斥着异性恋式的阳具经济的那被压抑着的“多态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ty）”之反抗，而是发生为对异性恋幻想过度强大的力量之反动。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的关系》中已经暗示了这一悖论性的逻辑，他强调了文化的“进步”是建基于一种力比多的“回退”或者说回退性的痴迷（fixation）。同一者是无法通过回退至臭名昭著的两“方面”或“层级”之区分就摆脱这一悖论的：重点不在于在文化的层面说，象征着一种“过程”的形式的是在生物学成熟化的层面说是一种回退性的痴迷；问题在于力比多的“进步”本身只能作为对一个过度“回退性的”力比多之痴迷的反动而发生，对于一个高度发达的道德体察（moral sensitivity）也是一样的情况，其也只能作为对过度对恶的倾向的反动而产生。或者，我们从克莱因进一步的一个例子来看：正是那过度发育自我的早熟过程将会作用为其后续发展的一个阻碍，且反之亦然。这一悖论性因果关系的两个特征应当被保留：一个因是内在不可决定的------它可能增强其所代表的特征，也有可能增强其反面；而且，首要的是，在一个原因和其结果的关系中是不存在“恰当的度量”的------结果是永远超越了其原因的，要么以上升之加速增长的形式，要么以反制（counteraction）（对进攻性的觉知将会带回一种对“过激反应”的恐惧，这将会使得主体失去对进攻性自我坚称的“惯常”度量）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