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勭”与“反智”

前段时间偶然发现，马老师在他的视频号“马保国船统武术”视频号上开始讲起《道德经》了，这样“文有继承”与“武有保国”之间又有了一个共通点。为什么这个共通点是《道德经》呢？这大概可以从“反勭”与“反智”两个词的角度来进行诠释。

“反勭”本来是个中性词，出自《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意思是“事物发展到了极致，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巧合的是，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相信《道德经》的作者是曾经指教过孔子，后来西出函谷的那位柱下吏太史聃，那么《道德经》也是中国思想史中反智主义思想之滥觞，如：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民多智慧，奇物滋起。”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恐怕正是因为《道德经》的这些话语，使继承、保国之流就有了这一反智论的武器。当有人质疑他们的招法或理论不对的时候，他们便以所谓“中华传统文化”自居，说他们那套理论或招式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而你们，这些质疑他的人，不过是只学了一点小聪明，看不见他们美丽的新装，不懂他们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不懂那个“道”。这样一套立体防御的话术，无懈可击，还能反过来给你扣上一个“喝了点洋墨水就看不起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帽子，着实高明！他们就差说出那句经典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勭”了。

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的反智传统》一书中，把“知识分子在学术层面上对自身群体的自我批判”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这是因为在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对自身群体的反思或“反动”，不足以形成一种“美国的传统”，而他要讨论的这种反智传统，其根源也并不在形而上的学术，而在于宗教改革以来，与美国郑智密不可分的新教福音派、奋兴派传统，以及郑智上出于对红色的恐惧，滋生出的麦卡锡主义等等，这些才是反智能在美国社会中扎根，并生长为一种传统的原因。

任剑涛对以上现象作了一段精辟的概括：“如果说他们对自然科学家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家便嗤之以鼻。人们自以为不理睬专家的意见，既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免于被摆布的必须，又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的体现。他们为此嘲笑甚至是仇恨专家。在一种对一无所知不以为耻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便成为让人出气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先知角色与公共角色交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对象。”

余英时试图论述反智论与中国郑智传统时，也先对“反智”作了一个区分，即“反智性论者”与“反知识分子”。前者更多侧重于形而上的思考，即“道”的层面，认为智性或理性，这两个抽象概念本身对人类社会的运转小利而大害；后者则更多是“术”的层面，认为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毒虫，是治理郭嘉需要消灭或规训的事物。

由此观之，《道德经》，以及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论述，在以上两个层面似乎兼而有之，这样的现象也是余英时在论述时将二者并称为“反智论”的原因。但《道德经》更多还是侧重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即使谈及“术”，也更多是在强调领导者自身不能“以智治国”，否则上行下效，才会导致“民多智慧，奇物滋起”的结果，也并没有把“术”的矛头直接对准作为下位者的“民”或“百姓”。

侧重“术”的是法家，他们强调“民智不可用”，手把手地教会了君主们如何设立具体的法令，以权术压制下位者的言行。这里可以发现一个讽刺的现象，虽然《道德经》与《韩非子》都可以被看作“反智论”，但此二者的理念确实相反的。法家教会君主操纵权力的“愚民之术”，在《道德经》看来，恰恰是在“以智治国，国之贼”的失道行径。而《道德经》文本中“民多智慧，奇物滋起”的后一句，正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吊诡的是，所谓“儒家”诞生之初，其理念不可不谓是积极进取、尊崇智识的；然而，当智识与权力结合之后，或者说所谓“儒法合流”（当然辛德勇认为所谓儒、法最开始本来就是一类人，无所谓合流）之后，也遵循“反者道之动”的原理，走向了智识的反面：孔孟的贬天子、民贵君轻等等微言大义，经过权力对经典的任意裁剪解释，如毛细血管的作用一般，被改造成了“道光皇帝一定不会错，所以只要任用了林则徐就一定能赢”“我天朝一定不比蛮夷弱，所以战败的原因一定是任用小人”的“正确的集体（潜）意识”，于是不再有人关心“什么是真正决定胜负关键”的具体问题，不可不谓“殊途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