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大林：我们的意见分歧（1921.1.5）

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在对工会的原则性的估价方面。

托洛茨基经常援引的我们党纲中关于工会作用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条文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现在有效，将来仍然有效。工会和经济机关应当而且一定要融合起来（“结合”），这是没有人争论的。我国现今的经济恢复时期要求目前还只是口头上的产业工会逐渐变成能振兴我国各基本工业部门的真正的产业工会，这是没有人争论的。简单地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也很少涉及在工会和整个工人阶级中建立劳动纪律的必要性问题。有人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放松了缰绳”，因而使群众受自发势力的玩弄，这是一种未加思考的说法。党员在工会中和工会在工人阶级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我们的意见分歧更少涉及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成员的质量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机构的成员远不够理想，工会已经被一连串军事动员和其他动员弄得空虚不堪，应当把工会旧的工作人员交还工会并增添新的工作人员，必须供给它们设备等等。

 不，我们的意见分歧不在这方面。

一 对待工人群众的两种方法

我们的意见分歧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律的方式问题；对待被吸引来参加恢复工业事业的工人群众的方法问题；把目前薄弱的工会变成能够恢复我国工业的强有力的真正的产业工会的途径问题。

 有两种方法：强迫方法（军事方法）和说服方法（工会方法）。

第一种方法决不排斥说服的因素，而说服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强迫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辅助手段。第二种方法也不排斥强迫的因素，而强迫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说服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辅助手段。把这两种方法混淆起来是不能容许的，正像不容许把军队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一样。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员醉心于军队中军事方法的成就，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方法搬到工人中间来，搬到工会中来，以便在巩固工会和恢复工业方面获得同样的成就。可是这批人忘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对军队适用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和有害的。

 军队并不是单一的整体，它是由两个基本社会集团即农民和工人组成的，而前者比后者多好几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论证军队中主要采用强迫方法的必要性时所持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而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由此就产生了像政委制度和政治部、革命法庭、纪律处分、全面委任制等等纯粹军事性的工作方法。

 与军队相反，工人阶级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集团，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鼓动，自愿地组织工会，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和精华。因此，主要采用说服方法是我们产业工会的实际工作基础，这是毫不足怪的。由此就产生了像解释、群众性的宣传、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自动精神、选举制等等纯粹工会的工作方法。

 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低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把军事组织和工会混为一谈，企图（大概是由于惰性）把军事方法从军队中搬到工会中来，搬到工人阶级中来。

托洛茨基在一个文件中说道：

“把军事方法（命令、惩罚）和工会方法（解释、宣传、自动精神）单纯地对立起来就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在工人国家中把劳动组织和军事组织对立起来就是可耻地向考茨基主义投降。”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把“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等废话撇开不谈，很明显，托洛茨基不了解工人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的差别，不了解在消除了战争和恢复工业的时期把军事方法同民主方法（工会方法）对立起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中来是错误的、有害的。

 这种不了解就是不久前出版的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一些论战性小册子的基础。

 这种不了解就是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根源。

二 自觉的民主和被迫的“民主”

有些人认为，谈论工会内的民主是放空炮，是党内生活的某些现象所引起的时髦风气，认为关于民主的“空谈”将被厌弃，而一切将“照旧”进行。

 另外一些人认为，工会内的民主在实质上是一种让步，是对工人的要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认为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在严肃认真地办事，不如说是在耍外交手腕。

 不用说，这些同志大错特错了。工会内的民主，即通常称为“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所固有的自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以认识到对组织在工会内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经常采用说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一点为前提的。不认识到这一点，民主就会变成空谈。

当战争正在进行和危险迫近的时候，我们组织发出的“支援前线”的号召得到了工人热烈的响应，因为灭亡的危险在当时很容易觉察，因为这种危险十分具体，大家一目了然，这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毕苏斯基、弗兰格尔的军队在向前推进并在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当时发动群众是不困难的。但是现在，当军事危险已经消除，而群众对于新的危险即经济危险（经济破坏）还远不那么容易觉察的时候，单靠号召来发动广大群众就不行了。当然，粮食和布匹的缺乏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但是，第一、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寻找粮食和布匹，因此粮食不足和商品缺乏的危险远没有像军事危险那样鞭打群众；第二、谁也不会断言群众一定认识到经济危险（缺乏机车、农业机器、纺织工厂和冶金工厂，缺乏电站的设备等等）和不久以前的军事危险同样现实。为了推动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同经济破坏作斗争，就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动精神，必须用具体事实来说服他们，使他们确信经济破坏也和昨天的军事危险一样是现实的致命的危险，必须通过按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工会吸引千百万工人参加恢复生产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机关同经济破坏的斗争变成整个工人阶级的切身事业。否则就不可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

 简单地说，自觉的民主，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是产业工会唯一正确的方法。

 被迫的“民主”同这种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读了托洛茨基的“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本小册子后，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在实质上“也”赞成“民主”方法。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工会的工作方法问题不是我们的分歧点。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托洛茨基的“民主”是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则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能补充对工会不适用的军事官僚主义方法。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一九二○年十一月初中央做了决定，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根据中央的决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必须最坚决最有计划地反对由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官场习气和对工会的琐碎监督……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人中央委员会）来说，因特殊条件而实行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铁道总政治部）的时期也开始结束”，因此，代表会议的共产党党团“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大力推行和广泛使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责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积极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并以与其他工会组织同等的资格加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见“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但是，托洛茨基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竟不顾这项决议，在整个十一月份内继续实行半官僚主义半军事的老路线，照旧依靠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企图“整刷”和破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捍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对其他工会组织的特权地位。此外，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三十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又“突然”声明说：“水运总政治部……在最近两三个月内无论如何还不能解散。”结果怎样呢？在这封信发出六天以后（十二月七日），同一个托洛茨基又在中央委员会“突然”赞成“立即撤销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原则将这两个机关的全部人员和资产移交给工会组织”。他是赞成这一点而反对七个中央委员的八个中央委员之一，当时有七个中央委员认为撤销这些机关还不够，他们要求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为了挽救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托洛茨基赞同撤销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总政治部。

 这六天内有什么变化呢？也许铁路员工和水运员工在这六天内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了吧？或者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国内或国外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了吧？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水运员工坚决要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撤销总政治部，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托洛茨基集团怕自己垮台，希望至少能保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旧有的成员，于是不得不退却，做了一些谁也不能满足的局部的让步。

事实就是这样。

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被迫的、不彻底的、无原则的“民主”同“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党中央还在十一月初就提出了“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它对振兴我们的产业工会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讨论会上，托洛茨基在他的结束语中反对把政治因素加进关于工会的争论中去，断言这和政治毫不相干。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未必用得着证明，在工农国家里，没有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决议，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决议，可以不在一定方面反映国家的政治状况而被通过。

并且一般说来，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正因为如此，对每一项这样的决议必须预先也从政治方面来评价。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现在可以认为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已经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实践推翻了。托洛茨基领导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去影响其他工会，本想活跃和振兴工会，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他得到了什么呢？

他得到的是：同工会内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冲突，大多数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分裂，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下层”痛恨“专员”。换句话说，不但没有使工会振兴起来，而且连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开始瓦解了。毫无疑问，如果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会里去，那末那里也会出现同样一幅冲突、分裂和瓦解的图画。结果工人阶级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分裂。

 工人阶级政党能不顾这些事实吗？能不能断定说，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在统一的工会中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互相敌对的集团，这对我国的政治情况来说都是一样呢？能不能说，在估计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政治因素不应当起任何作用，说这同政治毫不相干呢？

 显然不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现在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要管理这样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牢固的信任，因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领导这样的国家。但是要保持和巩固大多数工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

 用强迫和从上面“整刷”工会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任务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些方法会分裂工人阶级(请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此外，不难理解，采用强迫的方法一般说来既不能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显然，只有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只有用说服的方法，才能完成团结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自动精神和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的任务，为了发动全国去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这种信任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可见，政治也是赞成用说服方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ПРАВДА”第十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