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转折点

          （公元180——182年）

                       PART 1

        现年19岁的康茂德已是，而且是帝国唯一的奥古斯都，并已获得控制帝国所需的一切权力。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元老院正式投票通过了他的统治权。然而，如果康茂德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开始他作为唯一皇帝的统治，军队的拥护是至关重要的。执政官们精心策划和编排了康茂德对军队的介绍：正式的训视。新皇帝的亲信则被评为“元老院的精英”。

        这些人是元老院的精英，他们的家族因其远祖曾多次担任执政官而被封为贵族。正是这群精英将像佩蒂纳克斯这样的人视为社会下层，因为他最近才获得这个职位。

        在北方前线的皇帝的伙友中有维特拉西乌斯·波利奥（马可·奥勒留的堂妹芬达尼亚·法乌斯蒂娜的丈夫）、昆提利乌斯两个堂兄弟，康茂德的岳父布鲁提乌斯-普拉森斯。所有这些人都是元老贵族。此外，还有两位新近通过为马可·奥勒留效力而获得这一地位的人： 

        克劳迪·庞培努斯和马库斯·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前者正是因此而遭到了曾经的维鲁斯共治皇帝的奥古斯塔，妻子露西拉的鄙视。因为在她的眼里，庞培努斯的血统“不够高贵”不够高贵"，因为他娶的是奥古斯塔的女儿。

        除此之外，新皇帝的顾问委员会中还包括当时已经前往了叙利亚的佩蒂纳克斯，而贵族盖乌斯·奥菲迪乌斯·维克托里努斯正在履行他作为罗马执政长官的职责。两位禁卫军长官：帕特努斯和佩伦尼斯自然也就进入了多瑙河畔的新皇帝的顾问执政委员会。

        赫罗提安提到元老贵族大多出席了多瑙河畔的总部，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奥勒留的女婿们也在场。

        赫罗提安对马可·奥勒留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称赞已故皇帝将女儿嫁给了主要的元老，而这些元老并不是“有古老血统的贵族，也不是以积累财富著称的人”。他的评价并不正确。除了克劳迪·庞培努斯和安提斯提乌斯·布鲁斯，其余的女婿都是元老院的精英。

        卢修斯·安提斯蒂乌斯·布鲁斯（L Antistius Burrus ）与庞培努斯一样，并非贵族出身。他是一位来自阿非利加的蒂比利斯的元老的儿子，这位参议员没有当上执政官，但担任过公使、行政长官和阿拉伯佩特拉行省总督。他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前与康茂德的妹妹萨宾娜成婚。而布鲁斯之所以能获得这一荣誉，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亲戚昆图斯·安提斯提乌斯·安东尼奥斯曾在帕提亚战争、在北部边境应对马科曼尼入侵阿尔卑斯山地区，以及不列颠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克劳狄斯-塞维鲁娶了康茂德的妹妹姐姐·法乌斯蒂娜为妻，他是马可·奥勒留的朋友和同名哲学家的儿子，在康茂德得知卡西乌斯叛乱的消息赶往多瑙河畔父亲那里之前，他曾在罗马指导过康茂德，并陪同他进行过东征。他是一个希腊家族的后裔，可能在图拉真统治时期被封为贵族，塞维鲁本人曾在167年和173年担任过普通执政官，并被选为大祭司，这是一个备受追捧的神职。塞维鲁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被167年的执政官、马可·奥勒留的侄子马库斯·乌米迪乌斯·夸德拉图斯·阿尼亚努斯（Marcus Ummidius Quadratus Annianus）收养。

        克劳狄·塞维鲁与安妮亚·法乌斯蒂娜斯结婚，并收养了他的儿子马库斯·克劳狄乌斯·乌米迪乌斯夸·德拉图斯，这是一种奇特的荣誉，克劳狄斯·塞维鲁通过多年的忠诚服务报答了这种荣誉。

        马尔库斯·佩杜卡乌斯·普劳提乌斯·昆提利乌斯（Marcus Peducaeus Plautius Quintillus）娶了康茂德的另一个妹妹法迪拉。他是维鲁斯通过其妹妹塞奥娜-法比亚所生的侄子，曾在177年与康茂德共同担任执政官。

        马库斯·彼得罗尼乌斯·苏拉·马默蒂努斯（M Petronius Sura Mammertinus ）的祖父是安东尼·庇护皇帝的禁卫军长官，同时他的父亲还曾经在150年担任执政官，而且还是马可·奥勒留的导师和阿米库斯-弗朗托的亲戚，此人娶了安妮娅·科妮菲西亚为妻。康茂德让他担任182年的普通执政官。

        从阿非利加的班萨发现的碑文中保存的177年执政会议成员中，我们可以推测有三人年老体弱，无法前往多瑙河，分别是150年执政官马库斯·加维乌斯·斯奎拉·加里尼库斯；152年执政官马尼乌斯·阿西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154年执政官提图斯·塞克斯提乌斯·拉特兰特努斯（Titus Sextius Lateranus）。

        盖·克劳迪斯·塞维鲁在177年之后就没有记录了，普布利乌斯·尤利乌斯·斯卡普拉·特尔图卢斯也没有记录，他的儿子倒是在195年成为执政官，大概是通过康茂德的各种荣誉官职晋升的。碑文上记录的另一位助理马库斯·巴塞乌斯·鲁弗斯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就是已经退休了，而佩伦尼斯和帕特努斯仍是帝国执政团的成员。

        昆图斯·塞维迪乌斯·斯卡沃拉当时应该在罗马执行公务，而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皮索和提图斯·瓦里乌斯·克莱门斯当时可能也在罗马，但资料中省略了他们的名字，就像省略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一样。皮索很快就被提升为埃及行省长官，这是骑士职业生涯中最负盛名的职位之一，地位仅次于禁卫军长官。而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后的几天里，他一直在筹划葬礼和军团的效忠敬礼。

        马可·奥勒留的遗体被运回罗马，安放在哈德良陵墓中，与维鲁斯和他的养父安东尼·庇护的遗体安放在一起。在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上，元老院和议会联合举行会议，授予这位死去的皇帝无数荣誉： 马可·奥勒留被神化，被冠以“可敬的”和“天赐者”的称号，元老院内还树立了一尊金像。

        人们发行了纪念这一事件的硬币。此外，他的儿子还下令建造了一座供奉神灵马可·奥勒留的神庙，但是这座神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康茂德留并没有随父亲的遗体返程，而是选择了留在在多瑙河战区，这表明他希望完成父亲的设计，并实施前一个冬天计划的战役。

        随后，康茂德的顾问们为康茂德向军队发表正式讲话做准备。在军团堡垒外的阅兵场上建造了一个法庭。皇帝身着帝王礼服，独自走向祭坛，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以获得神灵的眷顾。皇帝已经进入祭司院，因此控制着所有宗教和神圣事务，被视为神意的守门人和解释者。

        吉兆被宣布为有利，于是皇帝登上了法大台紧随其后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们，军队中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他们曾亲自率领集结的部队取得胜利： 他们是帕特努斯、克劳狄·庞培努斯、昆提利乌斯的两个堂兄弟和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努斯。在康茂德向军队发表讲话时，他们围绕在康茂德周围，宣传他们的升迁和对皇帝的支持，同时也形成了父子之间统治和指挥的连续性的视觉提醒。

        赫罗提安记录的康茂德的演说中包含了许多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在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不过，这些关于共同经历、忠诚和危险的陈词滥调无疑是根据执政官的建议而加入的，以吸引他面前的老兵。对自己高贵祖先的提及会强化他的统治权，所有资料都提到他的祖先是独一无二的，他既是人又是皇帝，现在还是神子。演讲中没有提到结束战争；康茂德期待着更多的胜利，甚至是将罗马的疆域扩展到大洋。

        然后，集结起来的军队会向他致敬，称他为英布拉多，并一起宣誓效忠。按照新统治开始时的传统，康茂德下令向军队分发捐款，然后他就回到了宫殿。分发的钱币表明康茂德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位辅政皇帝年轻时的大胡子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苍老的大胡子面孔，这代表了他的成熟，同时也强调了他与帝国宝座上的前辈们的相似之处。安敦尼王朝将继续延续下去。

        此时的康茂德并不像史料中指控的那样，打算从被占领的省份撤军或放弃战争。根据《奥古斯都列传》的记载，如果马可·奥勒留能够再征战一年，马科曼尼、夸迪和布里就会被击溃，多瑙河以外的被占领地区也会成为行省。

        然而，这些部落远未到被完全征服的绝境。

        奥勒留的儿子1已经在新的征战季节对他们打响了战事，使用着父亲为他留下的与父亲相军队和将领，毫无疑问，他自然也还会使用的是父亲在世时在冬季制定的商定战略。

        然而，蛮族迟迟的无法被征服，该地区也没有准备好建立行省。正如赫罗提安所描述的那样，马可·奥勒留临终前的担忧之一就是日耳曼人还没有被完全征服，有些人已经撤退到了两个拟议行省的边界之外，等待着再次发动侵略的机会。

        可以肯定的是，从180年3月17日父亲去世到10月22日返回罗马，康茂德一直留在多瑙河畔的战区；换句话说，康茂德在180年的整个征战季节都在呆在多瑙河畔。

        后来的历史学家保留了康茂德在这段时间里与日耳曼人作战的传统： 康茂德“本人成功地与日耳曼人作战”，而基督教作家似乎对他的统治持更积极的看法，他们记载“他成功地与日耳曼人作战”。而了为纪念康茂德的胜利，吕底亚的西兰杜斯发行了纪念币，上面象征性地刻画了宙斯向日耳曼战士投掷雷电的形象。

        记录骑士军官特雷博尼乌斯·普劳提乌斯·提比略·菲利乌斯·帕皮里亚·费利克斯·费伦提努斯职业生涯的碑文记载，他曾在马可·奥勒留领导下的马科曼尼战争中担任第三“奥古斯塔”军团的指挥官，后被提拔为Prosecurator ad solaminia et horrea，即后勤办公室检察官但当战争再次爆发时，他又被召回服役，担任驻扎于下潘诺尼亚的第一色雷斯狩猎弓手翼军分队（ala I Thracum veteranorum sagittariorum）的长官。根据碑文记载，后来的这个职位是在一位名字被抹去的皇帝手下担任的，而这位皇帝只可能是唯一的皇帝康茂德，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伟大的马可 奥勒留是不会遭受记忆的诅咒。在北方的战争中，这位官员在作为唯一皇帝的康茂德的指挥下服役，而且显然服役了很长一段时间。

        仔细研读卡西乌斯·迪奥的著作，就会发现这一点。康茂德在180年发动的战役是针对布里人的，这可能是因为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在其领地上的持续消耗战中已经难掩颓势。布里人的使者来到帝国军队的统帅部，要求给予议和条件，但康茂德拒绝了，因为布里人的实力依然强大，仍然会对帝国的安全构成有力威胁。随后，他就对布里人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一定非常成功，因为布里人再次提出议和，但再次遭到拒绝。

        在征战季节即将结束时，认为布里人已经精疲力竭的康茂德终于接见了他们的使节，提出了和平条件。布里人的主要部落首领或其子女被扣为人质，他们被禁止进入达契亚省边界五英里长的地带。数以千计的罗马俘虏以及15000名不明“其他人”（可能是阿拉尼人）的俘虏被进行了交换。

        在攻打布里人的同时，康茂德也收到了来自不列颠的令人担忧的消息。哈德良长城以北的部落向罗马行省发动了入侵，“为非作歹，甚至斩杀了一名罗马将军和歼灭了他的部队……康茂德大为震惊，于是派出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对付他们”。

        被斩杀的可能是驻扎在约克的第六“胜利”军团的军团长，因为碑文记载了第二“意大利”军团被命令前往增援之。

        更有可能的是，这位指挥官是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作为前总督的替补，他的保镖是入侵的不幸受害者，因此马塞拉斯必须紧急返回。考古在哈尔顿、切斯特斯、鲁德切斯特和科布里奇堡垒发现的被烧毁的木料遗迹可以证明，这些堡垒的损坏都是这次入侵造成的。乌尔皮乌斯·马塞勒斯几年前曾接替安提斯提乌斯·安东尼奥斯担任不列颠行省总督，对该省有一定的经验，但他本人已被调离，可能是在接到帝国的回国指示时返回罗马的。

        赫罗提安提到了康茂德召集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皇帝就继续战争的问题征求了意见，据说“一些皇室成员”在此前曾劝说皇帝回到罗马享乐。康茂德自178年8月以来一直在多瑙河畔操劳军务，因此他返回首都享乐的愿望似乎值得怀疑。赫罗提安和卡西乌斯·迪奥能接触到会议讨论的内容吗？赫罗提安和卡西乌斯·迪奥似乎都故意不知道皇帝和他的朋友们所关心的更为紧迫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在赫罗提安笔下，康茂德倒是表达了对罗马富裕贵族成员在他缺席时发动政变的担忧。

        康茂德还记得175年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叛乱造成的不稳定，他的父亲需要确保首都的维稳，以防富有的贵族起来支持篡位者。182年，当皇室成员和一些最著名的元老贵族密谋谋杀康茂德时，皇帝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然而康茂德的行动表明，这并不是执政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因为皇帝仍“暂时”留在前线，这段时间是10月份战役季节的尾声。皇帝更关心的可能是不列颠发生的事件。

        卡西乌斯·迪奥曾将马可·奥勒留的统治与他儿子的统治进行了著名的比较： 我们的历史现在从一个黄金王国沦落到一个铁锈王国。

        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的这种理想化观点在所有资料中都有所反映，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日耳曼部落仍然威胁着罗马的边境，两个拟议中的行省也远未平定，帝国财政捉襟见肘，国库空虚，导致自169年以来钱币贬值。东部最近发生了起义，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与罗马的主要元老有牵连，甚至于皇帝的妻子本人都受到了牵连。叙利亚的忠诚度仍然值得怀疑。而康茂德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他父亲对安条克的惩罚，以减少叛乱再起的风险。但非常不幸的是，瘟疫依然在到处肆虐着，对于财政收入以及军队补充新兵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利影响。178年，“埃及的纳税人在两个月内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在多瑙河上作战的士兵来自帝国各地，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一直在战斗，许多人抛妻弃子。由于许多军队被抽调到战区，远离内地，帝国的一些地区也开始遭受逃兵和奴隶逃跑造成的盗匪活动的影响。最后，不列颠尼亚行省现在又开始遭受着大规模的入侵。中父亲去世后，康茂德需要处理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因此，比起提前返回罗马，康茂德留在多瑙河试图实现他对马可·奥勒留的承诺更令人惊讶。

        卡西乌斯·迪奥的叙述压缩了180年发生的事件，给人一种康茂德为了返回罗马而突然结束战争的印象：“在与蛮族休战后，他匆忙返回罗马”。康茂德确实与蛮族停战了，但最初只是与布里人停战，而不是与马科曼尼人或夸迪人停战。卡西乌斯·迪奥提到了马科曼尼的一个单独使节团，他们在皇帝返回罗马之前只向他派出了两名首领和两名下级。

        卡西乌斯·迪奥似乎认为这是对皇帝的侮辱；然而，这实际上表明了部落精英之间的分裂，一些人希望与罗马和平相处，另一些人则希望继续战争。康茂德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与“和平派”达成协议，但会继续与那些仍然敌视罗马的人作战。这些好战者很可能加入了夸迪人，而罗马对他们的战争则一直持续到181年。后来，作为和平条款的一部分，夸迪人不得不向罗马军队提供1.3万名士兵，而不是来自马科曼尼的“少量士兵”，这表明他们因为在大多数蛮族部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继续战争而受到了惩罚。

        从提供给马科曼尼和夸迪两个部落的酋长的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康茂德放弃了在多瑙河以外建立两个新行省的计划。

        赫罗提安的记录可以用来补充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载。康茂德在征战季节结束时致信了所有指挥官，向他们发布了关于在新的征战季节开始时继续与夸迪人作战的详细指示，并将指挥权分配给了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指挥官。

        181年，马可·奥勒留试图阻止夸迪人离开占领区，但夸迪人躲过了这一努力，成为战争的焦点，赫罗提安，提到指挥官们的命令是“遏制蛮族的入侵”。这些指挥官“很快就通过武力消灭了大部分蛮族，或者通过提供大量补贴轻松说服他们签订同盟条约”。

        这里的明确推论是，战斗一直持续到181年。部落国王需要黄金来分配给手底下的那些小领主，以保持他们对高层的忠诚，否则对手可能会带领战队进入帝国进行掠夺。在赫罗提安的笔下，他称赞康茂德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180年9月下旬，康茂德返回了罗马，多瑙河畔的军队随即开始动荡不安，士兵们要求返回罗马参加预期的凯旋式，并在首都享受一段时间的度假与快乐，或者获准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但是这些士兵在181年期间仍在征战，这不得不归咎于他们的指挥官对他们实施的纪律约束，但康茂德可能已经收到了关于这种骚乱的报告，并意识到如果战争持续到181年之后，军团可能会起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夸迪人达成了和平协议，他们得到了比马科曼尼酋长更严格但类似的条件。

        强加给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的条约遵循了马可·奥勒留早先于175年强加给他们的条约中的原则——

        罗马军队将离开多瑙河以北的占领区，但禁止蛮族进入北岸纵深十英里的领地。因此，他们无法在多瑙河上使用可以用来入侵的船只。他们还必须交出武器，不过对于相信刀剑被赋予神秘力量、甚至被赋予名字的日耳曼战士来说，这是对他们战士肃反的侮辱。所有罗马逃兵和177年以来的俘虏都要交换回来。等175年缔结和约时，居然有十万俘虏被送回了罗马，从其中就可以看到多瑙河沿岸省份遭受到了多么严重的破坏。

        一万三千名夸迪人和更少的马科曼尼人将被征召入伍。每月只允许在指定地点举行一次有罗马百夫长在场的部落集会。这两个部落都被禁止向雅济吉斯人、布里人或汪达尔人开战。这样做的原因是，战败的通常后果是，衰弱的部落往往会被邻近的部落强迫离开占领的领土，从而引发更多的战争，因为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会对接壤的部落造成压力，引发更多的冲突。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而导致更多的入侵者侵入罗马边境。

        而且雅济吉斯人现在已经是罗马的盟友了，他们结盟的条件是罗马将支持他们抵御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未来的侵略。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谷物；但后来康茂德免除了他们的这一要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土被罗马人的三光战术破坏殆尽，也可能是为了奖励他们的良好表现。

        康茂德还安排改善了多瑙河和莱茵河沿岸的防御工事。下潘诺尼亚河岸的一系列碑文证明，下潘诺尼亚修建了长方形瞭望塔和岗哨，以防止“强盗”（即野蛮人）偷渡。这项工程从182年一直持续到185年之后。甚至还有一个军团被分配到该地区，帮助维持该地区的治安，阻止这些小规模的袭击。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条新的人工边境线，建在之前的边境线以东30公里处，有沟渠和堤岸，堤岸顶端又修建起了一道墙和木制栅栏，全长382公里。在雷蒂亚（Raetia），石墙也取代了原来的木墙。据推测，这一大型工程的建造时间为180年代，很可能是为了取代之前年久失修的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