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逻辑实证主义雏形和阴阳五行理论

试析中国政治中的哲学思想以墨子“三表法”和董仲舒天道秩序为例

墨家“三表法”。

三表法，即“言必立仪”“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仪”就是“表”，就是标准，“言必立仪”就是说话要讲标准，而墨子提出三个标准，“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有追问其本源的，也就是“知何以知其然”，有追问其原因的，也就是“知其所以然”，有用之而检验的，也就是“证其确然”。如果纯粹用看待知识论的视角看待这段文本，这确实体现了部分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但后面的部分就与哲学看起来不那么相关了，或者说墨子的追问到这里就停下了。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说，一个知识的本源必须是古代的圣王的历史，一个知识的原因必须来源于审查百姓所见所闻，一个知识的检验必须要通过把它用作行政法令，来看看对百姓实际的效用如何。

回顾上下文来看这段文本，墨子的针对性是很强的，他所提出的三表法是为了针对“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进行批判，当时民间的一种接近于宿命论的“命”的理论并无真凭实据，且大行其道，因此墨子为了批判这样一种贴近于社会现实、影响着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理论，指出了知识应当“本之古人”“原之百姓”“用之刑令”。但显然不是任何知识一定都是要从古人那里得知、从百姓那里找原因、从刑罚实践上得到检验的，墨子这里应当特指的是那种类似于“命”的知识。我们放在今天来看墨家逻辑虽然作为“三大逻辑起源”，但墨子本人对于宿命、鬼神和超自然现象却是异常的感兴趣的。因此三表法的这两段话的上半段是墨子认识论的阐述，而下半段却是墨子对如何去研究“命”这样的超自然现象的阐述，是一种方法论。

不得不说，墨子所处的年代是被独断论所充斥，所包围的年代，人们尚未有对知识本身的反思和审查，当然也因此，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和文学作品，但是墨子是首个反思知识本身的人，可惜的是，一方面他本人并停下了继续追问的脚步，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他的这种反思精神并没有融入到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去。我认为墨子逻辑并不足以称为“三大逻辑起源之一”，因为它的传承从汉武帝之后到晚晴几乎没有延续，只能说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认识论思想的一个胎死腹中的雏形。

董仲舒天道秩序

作为对比分析，首先举出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西齐论证木星不可能有卫星的论述：“头有七窍：鼻孔二、耳孔二、目二、口一。是以诸天有吉星二、煞星二、发光星二，唯水星无所决而无所偏袒。由此其他种种相类之自然现象，如七金等等其例不可胜举……卫星云云为目所不能见，故亦不能有所为于大地；是以知其必为无用之物，是以知无此物。”——亨佩尔对它的评价是：“这一论证的根本缺陷十分明显：它所引证的‘事实’，即使全部加以接受，那也是和所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的……用‘是以知’‘由此’‘必矣’等等词汇的堆砌所暗示的引证与结论之间的相关，其实完全是一种假象。”

再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段论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这和西齐的论述模式极为相似，并不去论证论据之间、论据和结论之间有何关系，仅仅陈述一些事实和一些独断论，加入一些关联词语使其看上去像是“论证”，实际上不过是一整个大型的独断论罢了。

“董仲舒对《公羊传》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天人感应、五德终始思想在《公羊传》里并非主流，董仲舒却将阴阳五行学说融贯于整个理论，班固说他“始推阴阳”，盖非虚言，由于汉统治者把《春秋》法典化,董仲舒遂成为权威理论家。”——引自《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由此可见，董仲舒使用这种论证方法建立的一整套天道秩序的理论是开创性的，并且影响甚远，当代很多医学理论家仍把阴阳五行思想看作指导现代中医发展的科学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尚且不论阴阳五行对于政治实践的好处和裨益，我认为阴阳五行理论仅仅是一个失败的科学理论。大多数为之辩护的人会说阴阳五行理论是一套哲学理论，因此无需受现代科学标准的严格检验。但是首先，阴阳五行发源于阴阳家的独断论和董仲舒的“假论证”，要知道即便是哲学思想也是要讲逻辑讲论证的，完全没有论证的纯粹的独断论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甚至违背哲学的反思追问的精神。其次，阴阳五行如果是哲学，应当像逻辑学这样的哲学一样，在科学的背后作为推手，而不应当强行“挤进”直接的社会实践当中去，渗透到医学实践、政治实践等等方面，直接参与到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和研究。因此阴阳五行理论如果说它是哲学那这个哲学显然有越俎代庖之嫌。而又假如说它是科学又严重缺乏桥梁原理，如：“为什么肝属木、脾属土”，其不可证伪性，预言真事实的能力的缺乏，从现代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审查的话，它显然是一个已经失败了的科学理论，当然它失败并不能代表它就不是科学了，并且面对已经公认为失败的科学理论的态度从来就不应该是一味的批判和嘲弄，但更不应该抱残守缺，将其当做科学理论继承，而是让过去的过去，让未来的到来。

几乎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成型的同一时期，西方四元素说也应运而生，起初希腊医学认为人有三种体液：血液、胆汁和黏液。但为了和四元素说配合，就只好将胆汁分为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和阴阳五行体系下的中医为了把四季和五行凑合，勉强自夏季分出仲夏出来，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比四元素说的衰败和五行理论的延续，我们可以发现，在细胞病理学出现之后，四体液说很快败下阵来，也标志着西方传统医学落幕，现代医学走上历史舞台。

可是为什么这两种类似的、失败的科学理论，在中医和西医那里却走上了两条相反的道路呢？首先，根本原因是阴阳五行在古代更多的渗透到了政治实践当中，有国家政府的强制力量作为担保，并不参与其他理论的竞争，而四元素说就并未对统治阶级的行为造成多大的影响，在相对自由的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上公平竞争，一个落后的理论很难战胜那个更多证据、更有说服力、更简洁的理论；其次，表层原因是阴阳五行的继承者建立了无数的特设性假设，以挽大厦于将倾，他们将阴阳五行原本的所指虚化，并且曲解先人典籍中的原意，甚至将五脏六腑、经脉也统统虚化，这是应对强大的现代科学的冲击，面对无数难以回答的问题的唯一破局之法，也是必然结果。这造成了现代中医发展道路的扭曲与发展速度的落后。

统而观之，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墨子逻辑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雏形夭折，而阴阳五行作为不符合现代科学哲学检验的失败的科学却大行其道，其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是缺乏认识论，二是缺乏方法论，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特点”——引自《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邓晓芒，下同）中国人似乎从来就善于在恰当的时机停止追问、停止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才会面临合法性问题——是不是中国就没有传统哲学？“方法论不仅仅是智慧，而且哪怕他用到正道上面，也仅仅是有智慧，没有爱智慧，没有对智慧本身的爱。”无论是墨子还是董仲舒，都或远或近的停留在了追问的过程中，他们永远把经世致用看得比追问终极更为重要，有一套足够说服别人的理论就立马投入实践，而他们的后人也往往倾向于墨守成规，继续解释和挖掘先人留下的文本，没有去“爱智慧本身”的。并不是说这样的一种态度不好，而是说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哲学部分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