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股灾中的两个人

1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就不介绍了，大家自行维基词条（2015年中国股灾）。

简言之，就是半年时间股票市场蒸发掉一半，至今还没有回复元气。

当年的我只知道有股票市场有大事发生，因为到处都是哭爹喊娘、或酸或苦的言语。事情的程度、原因和后果我一概不知。

后来突然感兴趣，读了一些分析文章，粗略了解个大概。今天读书，又偶然碰到了这个话题，经济政治两相对照来看，非常有意思。

据许哲大大的说法，相关从业者有一个共识——股灾前的牛市是资金推动型的。牛市大概有两种逻辑：业绩增长和资金推动。前者源于上市公司的真实利润，后者则是击鼓传花的数字游戏。

15年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地方债规模暴增，出口又十分疲软，可谓内外交困。可是股票市场却风景这边独好，业绩增长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资金推动的数字游戏。不只是好，而且是大好特好，动不动万亿的日成交量。再度引用许哲大大的说法，这样的规模只能是央行的参与造成的，因此这波牛市是以国家意志为驱动力的资金推动型牛市。

上面想要什么？朱总理：“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为国有企业融资是我们股票市场的最高目的。当年国资委定下了央企资产证券化的程度达到80%的目标。为此，一个牛市是必要的。

所以一行三会通力协作，共同创造了一头飞速狂飙的公牛。原本是不希望牛跑这么快的，可是吃肉的狮子大快朵颐，哪顾得上身后等着捡漏的虎视眈眈的鬣狗呢？而且从道义上讲，自己吃肉，不让人喝一口汤也说不过去。众人拾柴火焰高，树终于长到了天上。见势不妙，终于有人怕了，可是已经拦不住了。回调是预料中的事情，可是难看成这个样子，大概是谁也不曾料想的。

此次股灾各种阴谋论盛行：国外敌对势力恶意做空、香港整改方案搁浅、出了内奸甚至政治斗争白热化……

如何对待阴谋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看如果没有阴谋，相应的事件会不会发生。我们初中学历史的时候分析一个事件，都会说到根本原因和导火线。如果没有炸弹，光有引线是没用的。

那么没有这些阴谋论，股灾就不会发生了吗？时至今日，A股都还在3000点徘徊，而15年高点时则有5000多点，两相比较，那时显然估值过高。爬得越高，摔得越重，这是物理。

金融学放在一边，说人。

我对股灾中的两个人特别有兴趣。一个是张育军，一个是徐翔。

张育军彼时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是股灾期间落马的重量级人物。履历和案情请参考https://www.chinanews.com/sh/2017/07-25/8286637.shtml。在他的判词里有“靠山吃山”，这大概是“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简便说法。具体情形据报道称是“依靠公权力，联合做空股市”。

资金推动型股市中想要赚钱，只有一个不二法门——低点进，高点出。低点进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并不是难事，关键在于高点出。虽然早出早安全，可是赚得少，如果能精确”逃顶“，则能将收益最大化。国家队救市进场的时机和力度就成了关键。国家队想要以怎样的策略把股价维持在什么水平？知道了这些，不仅能够及时抽身，甚至能够火中取栗。张大概透露了这些信息。此所谓“贼喊捉贼”。

另一个在股灾中锒铛入狱的“私募一哥”徐翔，“他所管理的“泽熙投资”发行的私募产品因多次取得私募冠军而受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甚至巴菲特的年化收益率都不及他的1/4。”，其人其事请自行搜索。他没有公权力在身，是一枚普通的平头百姓，然而单凭炒股积累百亿身价，其人不可谓不牛。虽然身无一职，然而从各种报道的蛛丝马迹中，不难察觉他和局中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的职能就是管理他们的财产。树大招风，据知乎上的坊间说法，他曾说过诸如“戴上了金笼头玉鞍辔的马，只要不死，就得拉车”这样的话。

他们教我想起《大明王朝1566》里的两个人：严世蕃，沈一石。

关于《大明王朝1566》，请参考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366530/。

《1566》围绕“改稻为桑”展开。国库空虚，外国需要大量丝绸，两者一结合，想出“改稻为桑”这么一个妙法。作为国策，当然要坚决执行。嘉靖的算盘打得妙，改稻为桑，织成丝卖了，充实国库，少的粮食可以从外地调拨，被改的税收优惠，人人欢喜。可是下面的人另有自己的小算盘，谁都要捞一点，算来算去，只好算在百姓头上，因此才引出毁堤淹田、贱价收地。这件事，嘉靖是默许了的，所以即便他知道了严世蕃干出这样的事也没有罚他，转而有了“以改兼赈”。

人命嘉靖都不在乎，小阁老怎么就倒了呢？两个点，一是巡盐巡到五百万两，国库得二百，嘉靖得一百，严党得二百，严党得的居然比皇帝还多，毁堤淹田时候都没发火的嘉靖这下发了火，“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二是继承人问题，严世蕃急于抓捕齐大柱，从而打击海瑞，进而打击徐高张小团伙。但严世蕃咬准了齐大柱通倭，把矛头对准了接班人裕王。这两项都是僭越。

严世蕃自以为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觉得只要自己能办事，嘉靖就不会动他。可他犯了忌，触动了嘉靖的核心利益。仔细看张的履历，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这轮牛市的造成他所辖部门的创新居功至伟，直到出事前还有消息传出其将升任央行副行长。这些大概给了张错误的信号，使他误判了形势和自己的权重。他的判词里除了生活作风问题的八股以外，真正严重的只有一条“靠山吃山，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证券监管部门形象”，也就是说，他就栽在这一件事情上了。跟严世蕃何其相似乃尔。假使其不“顶风作案”，及时“收手”，其命运几何，尚未可知。

至于沈一石，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工具人——皇帝用他发展生产充实国库、织造局用他完成任务、地方官员用他捞油水。他存在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充当工具，现在工具不好使了，就该修理了。改稻为桑是最高指令，为了达成这个最高指令，郑何二人不惜把嘉靖拉下马，打着织造局的牌子让沈一石去低价买田。沈一石做了两手准备，要是严党得势，他就低价买田；要是严党失势，他就奉旨赈灾。买了田，改稻为桑的最高指令就能落实，可是朝廷跌了份，嘉靖还有裕王那边肯定都要暗搓搓整他，他的位阶也不高，严党那边也不会出多少力救他，甚至不妨卖嘉靖织造局裕王一个人情，拿他顶雷，可这个情形下他尚有一线生机；赈了灾，改稻为桑就泡汤了，嘉靖的钱袋子就要遭殃，自然就要整他，这种情形下他非死不可。死前他保了织造局杨金水，把芸娘和一部分账本给了高瀚文，给了芸娘一条活路；散尽家财自掏腰包买粮食赈了灾；他自己则第二次穿上伫罗绸缎的衣服，一把大火交代了自己。

股灾之后曾邀徐翔参与救市，但是“徐翔认为参与救市将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一些关键的内幕信息，这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来说非常危险，因而拒绝了这个要求”。无需参与救市，他手上肯定有握着一打内幕信息，再多来点也无妨。关键在于这个内幕信息是谁的，这大概就跟站队有关了。他要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肯定有要有人来搞他，有人拿他当突破口搞人，有人怕被搞就对他威逼利诱，到头来他两面不是人。一头是暗搓搓的刀，一头是明晃晃的剑，两相夹攻，他最后穿着阿玛尼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被捕。

沈实际上站了裕王那边，可在杨金水那里留了条后路。徐则站了藏镜人，没有搞出什么大新闻；可也没有殊死抵抗，判了五年并处没收非法所得，算是伏了正道的法。

张和徐，一个没有摆正位置，一个左右为难摆不正位置。两个人跌倒的姿势毫无新意。一个是身后有余忘缩手，一个是世故相牵不自由。一个是局内的高级打工仔，一个是局外的高级打工仔。他二人恶行昭彰、罪有应得。可是话说回来，“改稻为桑”是为了补谁的亏空呢？救市救的又是谁呢？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