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对几位说书前辈的回忆{转载}
根据2017年口述录音整理
一 北市场
虽然年深日久了，但是对于有些人和事的印象非常深，甚至他们说话的音容笑貌我都能记住。
我从小从沈阳的北市场长大的，北市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离北市场住得也近，也就是半公里左右，几步就到，我妈（王香桂）那时候在那儿说书，去着比较方便。我妈刚去的时候，被耿文贵他们接到会宾轩——那是个主要的演出场所。我的印象里，会宾轩地儿大，条件不错，在茶社当中属于上等的，每天高朋满座。一到了那个天地，就觉得是自己的天下了。因此上印象就更深。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位演员，头一位就是李庆溪。李庆溪那是扳不倒的“大旗”，谁提起李二爷，都说他是“头一把金交椅”。他为人也好，很随和，虽然说读书不多，但是温文典雅，挺讨人喜欢。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儿也不腻歪，所以对他印象很深。李庆溪二爷是沈阳说书界的一杆大旗，每天说完书之后，他都到会宾轩的后屋——后屋那是个“集散地”，是艺人们喝水、休息的地方。徒弟们把手巾把儿打来，让他把脸擦擦，然后把水沏上，谈谈这一天的经过。紧跟着李鹤春就到了——就是李鹤谦的大哥——说完了书也到那儿，都是白天。到那儿擦擦脸，喝喝水，谈谈一天的感慨、收入……然后就是霍少轩。霍少轩是大蔓儿，那时是在瑞升茶社，他是久占瑞升。他好自吹自擂，大伙背后都说这事儿。李二爷说，“一会儿（霍少轩）来了啊，不定又说什么呢。”果不其然，他一进屋就咋咋呼呼：“嘿！今天我这买卖使得顺，太顺啦。我这不知不觉中，‘在房上一下来……’亮了个架儿，这架一亮，嘿，这个漂亮！……”其实谁也没看着，大伙哈哈就乐。这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爱听他说，有声有色还有比划。但是他的买卖可挺好，有一帮人捧，“一泼三赚”，讲究“泼”嘛。他大口喊，大口叫，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听众很多，天天满员。那阵儿是真不错。
以后我听说了，邱连升、王起仁，这都上来了。尤其是王起仁，那阵我还纳闷了，“王起仁？他怎么能行呢？跟这些人差老了。”不管是本事、能耐、先天条件……舌头也不利索，他成了“大蔓”了？怎么回事呢？后来听说他从天津弹弦，得来不少“外道儿”。沈阳这边都使尽了，没有什么“道儿”了，他给读读道子，给别人讲讲书，大伙就奉为至宝了，这个也接，那个也请，就这么的，王起仁也成了“蔓儿”了，走到哪儿都成群结队，而且买卖挺好。后来他到铁西、铁业，听说也满员，“鞭扫葫芦峪”，特别有名气。大伙感觉到很奇怪，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你说人家没能耐，人家老满员，你不服也不行。老百姓爱听、欢迎，那就行呗，你主要是给老百姓说的。如果老百姓不爱听，那你多大能耐也没能耐了。
沈阳的“大蔓儿”多了，我那么比较——当时除了天津之外，就数着沈阳，甚至沈阳要超过天津。那阵说评书的，尤其是“东北帮”，这一大片。以李庆溪他们为首，召集了很多人，沈阳就成了东北文化的中心，沈阳这块地火得不得了，曲艺非常兴旺。以北市场为中心，不敢说是家家满，但确实都不错。那个局面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什么龙海茶社、董家茶社、四海升平……都有很多人。
二 孙阔英与张连仲
有一次，孙阔英到了沈阳。在他未起身之前，沈阳就轰动了——“阔”字辈儿的孙阔英要到沈阳来了，那是大伙的“劲敌”。知道孙阔英说得好，谁都得赞成，说得干净利索，也年轻，气力也足。孙阔英要来了，大伙怎么接待啊？怎么对付啊？后来孙阔英来了，在玉茗茶社。玉茗茶社是一个浴池，在北市场外头，一个浴池的楼下。也是用彩灯给打的字：“孙阔英”，造得声势很大。孙阔英到了沈阳，开的《九义十八侠》，开始就满员，那买卖确实挡不住。你想听听他的活，听不着——那徒弟们去了根本进不去，人太多了。但是沈阳大啊，你挣你的，我挣我的，并不怎么影响李二爷他们的收入。但是大伙有议论，有人说短道长，有的说孙阔英行，有人说孙阔英不行。总而言之，给我的印象，孙阔英是“行”，够一把手！一是个头儿在那戳着呢，一米七五、七六那个儿，二是坨儿也大，在台上精神饱满，当时三十多岁。他一开始那小段我就听过，说的《武松打虎》。还有奖旗，哈尔滨给授的奖旗。听说在哈尔滨也是，走到哪儿都一扫一溜胡同。所以沈阳这头就寄予希望，玉茗茶社那掌柜的也没安好心，那意思，“我接的孙阔英，要接过来就给你们干颓了。”你说他安这邪心，这么想的，就把孙阔英接来了。在那块儿说了两节吧，是哪两节我记不住了，而后换地，换到了沈阳铁西。到铁西了，不是跟王起仁对着，就是跟邱连升对着，他们对立，结果干不过人家孙阔英。孙阔英嗓子也好，精神头也足，另外还会两下“武把抄儿”，挺火。
第二个是天津的，叫张连仲。张连仲了不得，在天津也是“鞭扫葫芦峪”，谁也不行。个头儿胖大，胖乎乎的，常穿着娃娃领的衣裳，大裤衩儿……他也到过沈阳。沈阳具体是谁接得他我就不知道了，把他接沈阳去了。沈阳又做了“临战准备”，“张连仲来啦，大伙好好学一学，人家有独特的功夫，人家说书有两下子……”把会宾轩给腾出来了，在会宾轩说中场。哪知道一开始就不行，就“挨了闷棍”了。为什么呢？沈阳人听书挺挑剔，听他那味儿听不了——天津口儿，“嘛SI？”一说话，“嘛SI……今天是SENG三爷……”“一纵身sang了SU了……”观众听着，“什么味儿啊这叫？”听不惯天津口那味儿，一听他的书净挑毛病，“那么高的树能上得去吗？胡说八道！”别人说书不挑，就专挑他的毛病。张连仲那么大的“蔓儿”，在沈阳摔在那了，半个月也没有起色，越说人是越少。会宾轩那么大的茶社，能装二百多人，坐几十个听众那还能显着人吗？后来张连仲脸上挂不住了，自个儿摆了一桌，给大伙请去了：“我要告辞了，回天津。”大伙挽留呗，说还有缓，你别着急。张连仲说：“不行了，我看出来了，怎么缓也缓不了啦。我把拿手的绝活都使了，也不好使。”就这么的离开了沈阳，败走沈阳。后来我知道，回去之后他就窝囊得了病了，一病不起，四十天就死了。你说这人吧……大伙议论起张连仲来，说人还挺好，也够义气，另外活也不错，就是在沈阳施展不开。天津的能人，到了沈阳不好使，听众就认“沈阳货”，沈阳的李庆溪，李鹤春，谁也扳不倒。别人来了，听众都比较：“不行不行，差多了。”就这样，张连仲把命搭进去了。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很深很深的，所以我时时刻刻都留心这些方面，每到一个地方“打地”，先得摸摸情况，看人家认不认，能不能认我，我能不能赚下这钱来，能不能养家糊口，这是很主要的。
三 落魄的说书人
咱们说书的不太容易。别看小小书台，这三尺高的小书台不容易上。一个人，一张嘴，拍着醒木一响，就能召集几百人都听你的，你叫他乐他就乐，你叫他高兴他就高兴……调动千军万马，不太容易。
我看过很可怜的那个局面，当时我在开原，我爱人王全桂在那说书，我啥也不是——我那阵儿还没登台呢，憋着满身的劲儿不敢登台，跃跃欲试也不敢上，总想着等有机会了我再上台。来了一位从铁岭那边来的，究竟是哪儿的也不知道。恍恍惚惚记得他是姓赵，没有妻子了，背着个孩子，这孩子六岁，这给我印象很深。这个人……说书的一旦落到这个程度，你就看出来落魄不落魄了。没有固定的演出地方，没有固定的家庭，夹包赶船到了开原。到开原之后找一个人叫蓝增仁，蓝增仁是又开茶馆又说书。说书呢，不挣钱，没人听他说，所以他开了个小茶馆，装六十人的一个小茶馆，还挺好。这个姓赵的跟蓝增仁说，“我是外地的，哪儿来的……求您赠给我一块地，让我试一试。我还带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容易。孩子起码得吃饭啊……”蓝增仁就心慈面软，一看他那大个，有一米八高，一听那膛音也不错呀，说那就试一试吧。反正晚上也闲着呢，没人上他那儿说书。后来开书了，说《十二金钱镖》，上台了，一个人也没有。装六十个人的屋，一个人也没有。其实人啊，就是凑热闹，撩开帘儿一看，看完就走，你倒是听两句啊？越没人越没人，“冷局难成，热局难散”，就是这句话。这个姓赵的我还记得，因为我给捧场去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坐在犄角沏壶水，说：“进来听一听呗，连歇歇腿儿。”那也不听，给水喝也不喝。后来姓赵的说：“这么办，我今天没人就给场子说，给板凳说，叫大伙听听……”说这个《十二金钱镖》，那阵他那个书在哪儿学的，我就不清楚了。说得还挺好，我听着还挺好，后来进来仨人，勉勉强强，连拉带拽给拉进去了，这仨人还不敢进屋里头去，就在门口坐着板凳头儿，一会儿要走，一会儿要停的。在那赖赖乎乎听完了这场书。听完了蓝增仁还说：“你说得还行啊，你也下了点功夫，怎么没人呢？这么的，你来吧，来你就住在这儿，我也不收你钱，你挣出饭钱来就行，再照量照量。”这姓赵的满口应承，说了三天，三天也没超过十个人去。人就不听，这也没办法——我就发现咱们说书的有股邪劲儿，这邪劲儿从哪来的呢？他要是不听，你叫祖宗他也不听——几天之后实在是不行了，蓝增仁说：“大兄弟，我也不是不照顾你，你看我把地都让给你了，你实在没有人，这煤灯水电的，我也养不起啊。你是不是‘挪个窑儿’啊？”姓赵的说：“行吧，我上沈阳，沈阳是大邦之地，我到那儿蹭个板凳头啊，找哪位大蔓给我说说情啊……看能否站住脚，我再上沈阳撞一下。”
临走的时候，大伙还开个大会，都是流散艺人，大伙凑在一块了，这蓝增仁算临时的负责人，说：“咱们这儿有个同行，”给大伙介绍介绍，“嗯，潜到这儿了，带个孩子挺可怜的。这孩子才六岁，大人不管怎么的，这孩子得吃饭，是不是？”大伙都有一颗同情心吧，给凑了点路费。开原到沈阳才多远？路费太便宜了。那凑点路费好凑，大伙有拿多的，有拿少的，凑了十几块钱吧，当时就不少了。这姓赵的接钱在手，给大家鞠了个躬：“我谢谢大伙赏饭吃了，这是咱们同行的义气。等我到了沈阳，有一天转运了我必须报答。”抱着孩子就走了，去沈阳了。到沈阳后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投奔的谁，行不行，那我就不知道啦。
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我就跟王全桂说这个事，“这玩意儿真怪啊，我听着这姓赵的说得挺好，又是拳又是脚的，在满台上乱飞，真使劲儿，大汗淋漓的，怎么就没人听呢？你看热闹儿也来看看啊，就不来。这么叫也不来，那么叫也不来，劝也不来，就不来。”所以做艺不容易，上台能把人“蔓”住更不容易。我那阵还没登台呢，我就想这个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登台了，像这个姓赵的那得多丢人啊，那我今后再不干了，我还是找别的职业吧。自己心里那么想的。
四 黄福财与杨承田
我们到了鞍山市曲艺团，那时候我就二十岁了，该开始说书了，说书得文化局批准，如果不批准你无权登台，不给你演员证，干着急上不了台。我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别上台丢人去，腾一天说一天；难过的是我上不了台，成不了正式的演员怎么办呢？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在这时候呢，我们有个老师叫杨承田，他是老先生黄福财——也就是黄秉刚他爸的徒弟，他很热心肠。
到现在我都想，鞍山市曲艺团有个创举，这个创举值得大伙借鉴。那个时候虽然条件艰苦，第一茶社旁边有一间房子，团里给租下来了。租金倒是挺便宜，炕烧得热乎乎的，主讲有三位老师：赵玉峰、黄福财，还有一个是张殿山，就是张树会他爸爸。老三位，三个人是主讲。赵玉峰老先生不常去，到时候看一眼就走。张殿山呢，到那儿就睡觉，老头到那就睡着了。主讲就是黄福财，看来他的事业心很强。老头那么大年纪了，到点必去。往炕头上一坐，有十几个学生，那时候刘兰芳也学过，她赶上个尾巴。十几个人坐一圈儿，黄福财在中间讲《南北宋》，他的拿手好书就是《南北宋》。这一套书从头讲到尾，长书啊，讲好几个月。老头讲的时候就像说书一样，声情并茂，该哭的时候就哭，该乐的时候就乐，老头就进戏了。要说哭的时候呢，涕泪横流，真哭。感动得这帮丫头们也掉眼泪。说到呼延丕显，说到老杨家被害，他心里头难过，我还记得呢……我唱得不是那样：“（唱）杨六郎催开坐下的马，眼望着北国骂了一声潘洪，我们老杨家跟你何仇又何恨，你不该害了我们满门丁……”天天唱，挺入味，我爱听他唱。到时候还给大家讲讲学艺的不容易，说：“你们学这个书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你们个人得努力，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们个人不使劲不行。我给你们讲讲我当初学艺的经过。”老给讲。
有一回，黄福财把杨承田领来了，“你给讲讲吧。”让他徒弟现身说法，杨承田就介绍，说：“我呀，是拉车的。我是天津静海人，当初是拉车，拉车的时候太费劲了，跑多远挣不了多少钱，遇上横的人还不给钱，说我拉得慢啊又这个那个的，也挣不着钱。一天跑啊，在天津转来转去。为挣不着钱发愁，当时在‘三不管儿’净听黄福财说书……”黄老先生在那说《南北宋》，他进不去啊，把车搁到外头，就在窗户外头听，听入迷了。“哎呀，老杨家被害，真不容易。潘洪这人太坏了……”他也入了迷了。天天接着听。听了一阵之后，你不拉车不行啊，挣不着钱，后来这杨承田一想，“哎，我学说书得了。我学黄福财，拜他老人家为师。我学说书，学一套《南北宋》，我说说书怎么样……”他喜欢，就这么的偷艺。公开拜吧，谁也不认识，他是门外汉，跟别人怎么说啊，谁也不认识。就偷着说书。杨承田也有两下子，天天装观众，把车存起来当观众。他有几年学问，拿个小本儿，上边说的书他就记，叫什么名什么外号……谁给黄福财弹弦呢？叫孙兰洲，是黄福财的大徒弟。孙兰洲没事儿抱着个弦，边听书边等着，他就发现这个听书的与众不同，听着听着写什么玩意儿呢在那？不是一天，好几天了，就注了意了，说：“师父，那人肯定有问题。他偷买卖。”就跟着他。果不其然，杨承田拉着个车，把这买卖偷到手了，高兴！一溜飞奔到天津有个什么庄，可能是小王庄，我记不住了。叫小王庄，可是人也很多。天津人多啊，也有小市场，也有听书的。到时候跟掌柜的说了，“我不要钱，下账你看着给，给我练习的机会就行。我说《南北宋》。”“你师父是谁啊？”“我还没师父呢，咱偷着来一把，你将就将就我。”一说吧，真不错。他就跟那个姓赵的不一样，姓赵的“溜丁不挂”，他这儿有那么十几个人，地越靠越好，越靠越好，买卖真不错，最后“可堂贯”，在那偷听回来他就说，那多瓷实啊？他脑子也好使，那年才二十六岁。就这么天天偷，偷完就来说来，说完挣了钱了，给三轮车下了帐了，剩下的自己落下了，这玩意儿丰衣足食。后来孙兰洲不就注了意了吗，你偷我们家买卖这还了得了？撂下弦子他就在后边跟着，一直跟出二十多里去，到了那什么小王庄，一看他果然在那说书呢，也准备的鼓，什么都准备齐了。孙兰洲一看，“好小子，我叫你偷！”到书台那把鼓夹起来了，夹着鼓往外就走。杨承田一看，知道“犯法”了，人家一夹鼓他就明白了，下了台在后边紧跟着，就给孙兰洲跪下了：“您呐，赏我碗饭吃。我太爱说书了，我是没有门路，也崇拜黄老爷子，如果黄老爷子开天恩能收我为徒，我就烧了高香了。您也给我帮帮忙，我不忘大恩吧。”说了一套，给孙兰洲哀求得心慈面软，说：“也没有你这么干的，偷着学……看看我们老爷子什么意见吧。”择良辰挑吉日，给这杨承田就领到家去了，杨承田买的点心，进门一跪，“老爷子我向您请罪来了，我偷了您四十一天的买卖，我挣了钱了，我有罪。”趴在地上就磕头。一讲自己的经过，声泪俱下。黄福财老头怜悯人，心地善良，看不得这个，一看他哭得那样，最后说：“哎呀，你起来吧。你真爱学习说书啊？”“我真爱学习。别人不崇拜，我就崇拜您老。您老要是大发慈悲收我为徒，我不让您丢人。”后来这黄福财就点了头了，说试试看吧，召集大伙开个会，说收杨承田为徒了。怎么个规模我就不知道了。杨承田拜了师，这不就有了许可了吗？也不用拉车了，把车子也退了，开始就说书。也是《南北宋》，原装货，跟老头学的我就那么说。老头在底下一听，哎，真行，他有那范儿，是个说书的料，而且还有观众，观众越来还越多，老头挺高兴。打那就摆他为正式的徒弟，杨承田就拜了老头黄福财，到鞍山之后就在一起。
黄福财到了鞍山了，黄秉刚带着杨承田。其实杨承田到了沈阳就火了，一说贴上报《南北宋》，老唱那两句哭哭咧咧的，唱得不怎么地，但是有人听啊，都说鞍山的买卖好做，鞍山几十万工人没地方去，听几段书花点钱无所谓，听书的人也多，就这么的，他就成了名了。后来呢，杨承田就跟大伙说，“我啊，学艺是这么过来的。还不怎么难，老爷子没刁难我，也没管我要这钱那钱就收了我了，赏了我这碗饭，一直吃到今天。我也不忘大恩。但是呢，个人还得努力，个人不努力不行，你知道我头发掉了有多少？我背这些人名儿费了多大的劲？耗了多大心血？”给这些女学员讲的也是声泪俱下，大伙颇受感动。
杨承田后来说《岳飞传》，这个书说得也不错。刘兰芳说的《岳飞传》就是跟人家学的。杨承田水平不错，有点类似霍少轩，风格爆，说起书来撸胳膊挽袖子，满身是汗。“一爆三响”啊，在鞍山能算一等角吧。
五 朱起云
我小时候学过几天弹弦儿，那也是逼得没办法了。就我那个手——二十来岁了弹不了弦儿了，手都硬了。可是逼着也得弹，“登吧登吧登……”也没弹出来。
说这还有笑话呢。朱起云——我们在大石桥，我爱人王全桂打地打到大石桥，大石桥就不行，都是种地的农民，没有工夫听书，也不懂得。朱起云也打到那儿去了，在沈阳没有他的落脚地啊。他是赵玉峰赵爷的徒弟，可是赵爷对他是不抱任何希望，这徒弟太次了。可是人挺好，没事我们爷儿俩遛遛新鲜空气啊，登登山什么的。有一次他问我，“爷们儿你会弹弦吗？”我说：“我那个不行，弦子都有，是我练功用的，不过我那两下子不行。”“我这弦子不要高，你就瞎拨拉就行。你拨拉你的，我唱我的。”我说：“那行吗？都不对路。”“没事儿，底下听不出来。你看这都是些‘二不愣’，听不出来，你就给我拨拉就行。”我说：“行啊？那好吧。”他说：“你还给我助助威。”就这么的我给朱起云弹弦，说《三侠五义》，说的哪段我记不住了。那人少到什么程度？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那几个掌柜的就往外看看，往屋里看看，烧着锅炉也没人听。后来我跟他说：“伯伯，我到外边看看有人没有，我到街上瞅瞅。”我到街上一看，街上都没人。回来我跟他说：“下来吧，您下来吧。街上都没人这屋里哪来的人？”“是啊？那不说了今天。”掌柜的也同意，就不说了。他说：“这么办吧，咱俩上娘娘庙山溜达溜达。”我们俩上娘娘庙山了，看看戏台，再到蟠龙山公园逗逗鹦鹉，一天就回去了。我看人家也不发愁，我就合计，买卖这么次你怎么办呢？养家糊口的？后来他说：“靠不住了，看来这就没人了。你还给我帮了这么些日子忙，我给你买双鞋吧。”我说：“不要不要，鞋我有的是。”“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回沈阳再试试。”回沈阳了。我还给他拨拉过一段儿。
那是大石桥那儿没人我敢上台，到沈阳有的是人，那我不敢登台。我这弦儿一开始是给王全桂准备的，可是水平不行，真就是不行。田连元的弦儿弹得好，我们俩那年还唱过呢，就在家里头，他弹我唱，当初跟赵爷学的几个小段儿，有的记住头记不住尾了。
六 赵玉峰与杨田荣
最早我们家不接触那“短刀书”，我妈（王香桂）是使“大枪杆子”，《呼家将》《杨家将》……都是这些东西，《明英烈》也现成的，是我三舅王来君给念的，所以我也会了。那阵儿我没说书之前给写“梁子”，记“道子”，写人名……所以我对这个脑子里有印象。所以我说书也是拿《明英烈》当敲门砖，是我说的头一部书。
我到了鞍山之后，不会说书，没上过台，但是那些路子我都懂。别看没说，我会听。那时候赵玉峰师爷在鞍山呢，我一听，赵玉峰那还了得？一杆大旗啊，那是老祖宗。就想去听听他的书，打了招呼之后，他欢迎我去。结果一看太惨了——没有人听啊，就十来个人。
我心里还挺难过，心想那么大名气的赵玉峰怎么落得这样呢？也搭着岁数大点了，在那坐着也胖，也起不来。后来他跟我说，“我呀，‘迷道儿’了。我不会《明英烈》，我是胡说。我说完今天，明天要说哪儿我都记不住。也有一个‘荒梁子’，记不扎实。”我说我会呀，我师爷说：“对对对，你们老往家，王来君会这书啊！你都记下来了？”我说都记下来了，别看我没说，我是非常“底实”。“那太好啦！咱爷俩这回见着面儿了。”天天约会上浴池洗澡去，洗澡是假，到那儿烫个澡，然后沏壶水，给怹念买卖。这个书后头几十回，都是我给怹念的。他说：“好，这个道子好，你们家玩意儿不错。”为什么后来我敢说《明英烈》呢？就是这么个原因。
杨田荣比我大十四岁，辈分是平辈。另外他正好是在我头一年到的鞍山，我们是一个单位的。田荣那人很好，给我的印象特别好，爱跟年轻人打成一片，爱说爱笑，没有拘束。天天讲天讲地，讲天津那些名人轶事，他也爱讲，大伙也爱听。所以我非常崇拜田荣，后来经常串门，他就问我，“你都会什么书？”我说：“不会什么书，就是《隋唐演义》、《明英烈》，还有《东汉》……”《东汉》我就说过一次，我也不“底实”。我说：“我喜欢‘短刀书’。”田荣说：“那行了，我教给你一套得了。我传授你一套《三侠五义》。”
他说，“我传授你这套《三侠五义》，跟别人都不一样，跟赵（玉峰）爷的也不一样。（这话）别说啊，说完了欺师灭祖了——其实比赵爷那还好，是谁呢？是我师大爷张起荣的。非常好。”打那开始，无冬历夏，我准备一个小桌等着他来，来了在我那儿吃完饭，喝着水，就给我叨咕那书。他要说一场书是俩钟头，在我那叨咕也不下一个半钟头，特别耐心啊。怎么使这个包袱儿，怎么能响，怎么使肯定响；这包袱儿不行……扣子怎么使怎么使，都给我讲了。我认真地听着，那阵脑子也好使，田荣走了以后，我就记在本上，连包袱儿不错过都记上。后来照着一说，果然好使，说一遍、两遍、三遍……那《三侠五义》就说了数遍了。在这儿也说，在外地也说，所以《三侠五义》就成了“底活”了。
我说到这儿，就想到田荣的为人。他不保守，对人也好。当时国家号召说新书，这下大伙全傻眼了，都说传统书，不会新书。这新书怎么说？说解放军穿什么戴什么？传统书都有一套一套的，解放军怎么说啊？腰里系着皮带，带着五角星帽子？打着裹腿？可也能说，但是“笨”啊。所以都说不了。田荣率先垂范，先在电台录的《铁道游击队》，一下就火了。特别田荣口技还不错，学机关枪啊，学这个学那个的，小猫小狗啊……大伙听着可笑。这一下火得了不得，所以成了我们崇拜的对象。后来王绍荫书记就说，“田荣啊，你成立个学习班吧。把这些年轻的——上岁数的学不了，年轻的你叫他学。都学学新书，你把你会的都教给他们。”田荣说：“行。”就这样，在他不录书的情况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学习班，在茶社的旁边有个小屋，喝着水给我们讲《铁道游击队》，讲《地道战》、《红旗谱》《苦菜花》……就一步一步的多了。我就是跟田荣学的新书。后来方便啊，他常到我家去，我再请教请教口技是怎么学的，怎么使用，扣子怎么使。田荣跟我说，“新书老书都一样，你听着难，其实不怎么难。都是讲道理，都是‘人情扣儿’，不过那是古代的，这是现代的，你把现代的词儿学会一些，别说错了就行呗。大胆地去说去！”我觉得他说得也对，有道理。每次他讲完话，我在被窝儿里考虑考虑，考虑成熟了之后，一付诸实践——哎，好使。这都是跟田荣学的。
说实话，在我的一生中学说书，在我们家里没学着，别看我妈有名，有名气跟我没关系，我没跟我妈学过。我三舅有名，我没跟我三舅学过，我只是慕名爱听。真正学能耐呢，还不是跟我师父（李庆海）。我师父是我的恩师，可是没传授我什么，我跟他就待了四十天，剩下都是到了鞍山以后，得遇两位高人：一位在艺术方面给我做指导的，介绍很多很多名人轶事，就是赵玉峰赵老先生，我的师爷；另外学的真本事，是杨田荣，都是田荣给我说的，使我明白很多的道理。
后来我离开鞍山了，再后来又见着他，他到电台留点纪念资料，电台就说啊，“田荣有今天没明天的了，留点资料吧。”说了这话了都。我说：“田荣师哥，咱们离开这么些年了，历经‘文化大革命’，书都扔了。我没扔，为啥我没扔呢？我合计有一天还得恢复。我坚信不疑，不管那天何日到来，肯定有那天。我没有放弃，我一直手里干着活，割拉铲趟那么干，但是我脑子没闲着，我一直在背书。《明英烈》《隋唐演义》这些书都不忘……”田荣师哥这些年闹病，“文化大革命”中受了点折磨，叫人揍的起不来了，天天在医院里头。在家里养病的时候跟我说，“书最难说，你看咱们说书的不太容易，你要本着这几个字儿，什么叫平，什么叫帅，什么叫爆，什么叫脆……”再讲讲。这几个字呢，以前我听袁阔成先生也讲过。“什么书也离不开这几个字儿，你把这几个字儿牢牢地记住，长书也好，短书也好，肯定能叫上客来，肯定能把大伙的耳朵抓住。”我说：“师哥你再给我点拨点拨，这些年不见了，你看我怎么样？自个儿弟兄，咱就没有任何挡嘴的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出息就是有出息。”田荣合计合计，“田芳啊，我听你的书啊，现在你录的这些书，我有时候打开收音机我听听，说得不错，有进步。但是我给你设计八个字儿，你是‘柔则不足，爆则有余’。怎么解释呢？该柔的地方柔，柔讲得是人情，慢条斯理地讲道理，用不着爆了，那连吵吵带喊的，不合乎书情书理，该爆的时候再爆。”给我讲这些道理。
后来我那嫂子进来了，“他伯伯，说到这儿拉倒吧，你哥哥也累了。”我一看，不让说了。田荣确实也累了，“咱没唠够啊，哪天来了咱哥俩再唠。”说不尽的话，后来也没唠着。
本文转载自微博@聂芒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