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前奏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基本国策。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确立先占东北、内外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向天皇上奏《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后不治身亡，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从而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翌年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国联盟，标志世界法西斯国家侵略联盟正式建立。

（二）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在客观上纵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相互勾连。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西方政治家们此时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未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绥靖主义态度使日本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甜头的日本从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的陆军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共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及其他少量特种兵部队，总兵力约170万人。日本陆军“七七”事变前夕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包括坦克、装甲车）、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以及十余个守备队（相当于步兵旅团）等，共38万人。此外在完备的征兵制度下日本另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总计410万人。中国海军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共有各种舰艇120艘，总排水量约11万吨，但实际作战舰艇仅60多艘，排水量约为6万余吨。日本海军当时共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位居世界第三，其中包括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正在制造。中国空军当时共有各种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因为依赖进口，在抗战爆发时能投入战斗的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因缺少配件，作战消耗过大，开战不到一年便仅剩126架可以战斗，此后又陆续补充104架。日本空军航空兵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空军。陆军共有54个作战飞行中队，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日本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计640架。

（三）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陷，东北军大部分撤至锦州，张学良亦将辽宁省府迁移至锦州。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后即调转兵力直扑锦州，12月25日南京中央政府电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张学良也曾表示对锦州必尽力设法固守。1932年1月1日日军进攻锦州，但东北军最终仍以“不抵抗”的姿态退出锦州。由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炮制伪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即淞沪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对中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十四年抗战的重要起点之一，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也是局部抗战阶段给予日军沉重打击的一次战役。它遏制日军的嚣张气焰，为全面抗战争取宝贵的备战时间，是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第一次高潮得到空前体现。中国军人的英勇抵抗与九一八事变后溃败逃跑的气象截然不同，使得全国上下弥漫的亡国灭种低落情绪一扫而光。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的大门。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十九路军的番号。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1935年一二·九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的标志。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时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

（五）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受抗日救亡强烈氛围的感染，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就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成为时代最强音，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这首歌荡气回肠、刻骨铭心，表达出全民族的满腔悲愤，点燃每个中国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作。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化运动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在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策动1935年华北事变。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 “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11月下旬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华北事变使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 ·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基础上于1936年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重要作用。一二 ·九运动揭露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六）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通往华北的大门。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十九路军的番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坚持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发布内外政策，提出：对外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联共反蒋方针。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变失败。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6月11日梅津美治郎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于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8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广田三原则是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侵华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树立日满华经济合作；实现中日满共同防共。1935年初日本派兵进一步侵犯华北，并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同年2月蒋介石令中国驻国联常设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在返海牙时取道日本，王宠惠到达东京后两次会见广田弘毅，表达国民党政府的求和意图，此后广田弘毅与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进行会谈。7月2日日本外务省东亚局草拟对华新政策草案，经外务、陆军和海军三省共同研究后于8月10日制定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三个条件于次年1月21日由广田弘毅在议会上正式宣布。主要内容：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树立日满华经济合作；实现中日满共同防共。其实质是完全控制中国，排斥英美在华势力，镇压中国抗日运动

（七）。国民党政府在以后的对日交涉中事实上接受广田三原则。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广田三原则破产。11月25日日本策动的、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1936年4月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爆发两广事变，事件几乎触发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基础。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宋庆龄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全会基本确定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4月16日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全民族抗战的高潮。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1937年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国民政府定下“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行动。

（八）中国共产党制定在游击战中组织起来，随着力量的增强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最后打败敌人的方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来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厉麟似也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成员，该组织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在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方面开展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937年8月13日上海南火车站的日军首先遭到国军轰炸，日本方面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第二次淞沪抗战）。指挥淞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介石亲自兼任。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发表，这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重要标志。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向上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列数日本自九一八以来侵吞中国领土之罪行，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声明书》认为日本已将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破坏无余，中国为维持正义与和平，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声明书》的发表激励着中国军民奋起抗战。同日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向日军进攻，并调集73个精锐师参加上海抗战，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展开。193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的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中旬太原会战爆发，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九）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周恩来于1937年7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7月15日正式交付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三项奋斗的总目标和四项保证，三项奋斗的总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四项保证是：为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动。该《宣言》的公布鼓舞全国民众，推动国民党抗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0月13日日军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忻口战役爆发。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连日鏖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自身也遭受重大伤亡，郝梦龄、姜玉贞等将领在激战中壮烈殉国。忻口口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0师各部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的补给。第129师先后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这些战斗直接配合国民党友军的作战。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淞沪会战失利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开始进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1937年底首都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后蒋介石将其枪毙。

（十）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发生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下令进行屠杀的司令官是松井石根。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不幸身中数弹，当场牺牲，壮烈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5月下旬至6月初日军在占领徐州后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攻武汉。为了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花园口决堤虽打破日军的作战计划，为保卫武汉争取时间。但同时也淹没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80余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此举虽然暂时阻挡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80余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38年豫东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豫东人民建立水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参战日军达35万余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付出伤亡达15万人，由此丧失战略进攻的能力。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余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

（一）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也称为“庐山谈话”、“庐山讲话”，1937年7月7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发动进攻，是为全面侵华战争开端。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在身边的石柱上书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0个大字，与会场气氛相互浸染。1937年7月7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发动进攻，是为全面侵华战争开端。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中正的最后关头演说发表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表明了日本的挑战已经到了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底线，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极大的鼓励中华民族之斗志，使抗战精神为之一振。7月31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一起吃饭，蒋介石告知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据《胡适的日记》记载称临别时胡适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二）胡适忧郁写道：“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牵线汪精卫，一起投降日本，任伪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高宗武、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当时都属于低调俱乐部，常在高宗武家中举行活动，他们的论调是投降主义，认为中日正式开战后打不了三个月后中国就要垮。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坚决反对他们，孙科听到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很冲动，说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但不少人不同意说：“孙先生，不能这样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适，抓起来是不好的。”这些情况让胡适蒙在鼓里，7月31日他从蒋宅归来给好友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写了一封信，谈对时局的看法说：“苏俄预备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胡适的思想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注，钱昌照特向外交部建议胡适去欧美解释中国的抗日政策，他不可能在外国人面前讲投降，得到蒋介石的同意。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布7月17日庐山谈话会的基本思想。直至7月31日蒋介石才最终决定放弃谈判全力对日作战，不久蒋介石约见胡适对他说：“你是懂得政策的，无须我多讲。”胡适欣然同意以特使身份出国，钱端升和周鲠生随行。胡适到了美国后负起蒋介石的使命，只得放弃他的低调，和高宗武、汪精卫等分道扬镳。1937年7月庐山抗日座谈会，梁寒操寓仙岩饭店，偶集联句：一叶荣枯视天下，此山不语看中原。妙绝！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

（三）罗君强、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理由”：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反共、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联系。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后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四）汪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焦土抗战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其军队无力抵挡日军进攻的情况下采取的错误政策和做法，即破坏重要城市和军事上有关的建筑物，不让敌人利用和阻敌前进，这在当时被称作“焦土政策”。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南下，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泛滥，淹没豫皖苏44个县（计5.4万平方公里），许多人被淹死，125万灾民无家可归。1938年11月12日蒋介石又密令在长沙实行“焦土抗战”，13日凌晨300人组成的24个纵火队纵火焚烧长沙，大火延续3天3夜，烧毁长沙城，烧死居民2万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大火之后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掘开黄河大堤和火烧长沙，即为“焦土抗战”政策之典型。苏联空军志愿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苏联飞行员组成的志愿援华空军部队，1937年11月成立由沙诺夫将军率领，装备有飞机1000多架。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期间积极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先后参加南京、武汉保卫战，并从大陆出发远征台湾与日本，予日军以重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时中国空军力量的不足。他们还帮助中国训练空军作战人员，至苏联空军志愿队回国止苏联飞行员先后被派至中国者达2000余人，其中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100余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表现苏联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志愿队离华归国。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国民党空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后到了11月初剩下的飞机不到36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

（五）相比之下日本已自行生产1500多架军用飞机，包括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侦察机。眼看国民党空军将全军覆没，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美国人与日本人搞得正热火，将大量钢材等战略物资提供给日本，助纣为虐，大发战争财。蒋介石见求助美国无望，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7年初到1941年底苏联对华军事贷款2.5亿美元（实际使用1,7317,5810.36美元），培训中国航空人员10206名。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飞机1285架，其中驱逐机777架、ce中程轰炸机328架、IIe远程轰炸机30架、TE-3重型轰炸机50架、教练机100架，此外还有发动机、油料、航空弹药以及坦克、大炮、各种枪械、弹药甚至马具等。1937年10月从苏联的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通航，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都是从苏联现役空军中抽调的）先后到华。第一批共有空、地勤人员254名，分别组成以基达林斯基领导的轰炸机大队和库尔丘莫夫为首的战斗机大队。途经凉州时库尔丘莫夫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普罗科菲耶夫接替指挥战斗机大队。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成员采取轮换形式，先后在华参战的有2000多人。苏联的援助对国民党空军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当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拼光，急需补充。本来国民党空军已向欧美国家订购363架飞机，但到1938年4月仅得到85架，其中还有13架未装好，而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的大批飞机却源源不断运进中国。到1938年2月止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为232架，合2254万美元，其中战斗机156架、轻轰炸机62架、重轰炸机6架、教练机8架。

（六）得到苏联援助的国民党空军实力大增，到1938年2月共有作战飞机390架，其中战斗机230架、轰炸机160架，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其他武器装备特别是援华航空志愿队为中国抗战前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938年2月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台湾，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台湾的松山机场会遭到空袭，因而毫无戒备。此刻机场上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机库旁堆放着一堆堆尚未起封的包装箱，停着油罐车，既无战斗机升空拦截，也无高射炮火拦阻。苏联机群投下的280枚炸弹，大多数直接命中目标。刹时间松山机场浓烟滚滚，爆炸声四起。机场上的几十架日机被炸得七零八落，燃起熊熊大火，十几座油库和机库也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机场上储存的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和设备转眼间毁于一旦。这次28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一举击毁日机40架，烧毁可供该基地3年使用的航空汽油。松山机场完全瘫痪，几个多月不能使用，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这次袭击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交法庭审判。1938年5月30日9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14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2架。1939年1月中国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成都，到10月苏联空军援华达到最高峰，当时在华航空人员达425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阿尼西莫夫、副顾问胡鲁耶夫、参谋长伊里茵也常驻成都，并经常与国民党空军共同研究对日空战的对策。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机主要集结于汉口，故决定派驻成都的重轰炸机去袭击日机在汉口的基地。1939年6月11日苏联空军又有志愿航空队4个大队来华支援，由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各率领一个由20架重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由苏普伦和柯基那基各率领一个由И－15和И－16驱逐机组成的驱逐机大队进驻重庆，这大大增强中国抗击日寇的空中力量。

（七）1939年10月3日天气晴朗，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9架重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突然飞临被日寇占领的汉口机场上空。当时日海军航空队的军官全都聚集在指挥所门前，正兴高采烈地翘首蓝天，迎接木更津航空队6架"新锐"攻击机的到来。一向目空一切的日军认为此刻国民党空军避战还来不及，岂敢到日军头上动土，因而毫无戒备。下午1时30分这批日机刚刚降落后苏联机群突然飞临，将炸弹全部倾泻下去。50多个100公斤的炸弹正好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也身负重伤，指挥轰炸重庆的日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34架日机被炸毁，而苏联轰炸机仅1架受轻伤，胜利凯旋。10月14日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出击，20架轰炸机于12时13分轰炸日占汉口机场，一举炸毁日机60架，毙伤日陆、海军航空队官兵300多人，事后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苏联轰炸机群在凯旋途中又与从孝感机场起飞追来的9架日军战斗机交战，结果又击落3架日战斗机。在击落（包括武汉的）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以高超的驾驶技术突出重围，用单发坚持飞行，驾机返航。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而不能继续飞行了，库里申科驾驶飞机在万州区长江南岸的陈家坝上空左右盘旋一阵，陈家坝太小，重型轰炸机难以在此着陆。跳伞吧，飞机将会摔坏，还可能伤及附近居民。在这紧急关头时库里申科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紧握操纵杆，把飞机迫降在距万州红沙渍近200米的聚鱼沱水面。机组中的领航员、报务员和投弹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驾驶飞机突围而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打捞出他的轰炸机，发现他的遗体。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下，1958年迁葬至万县（今重庆市的万州区）的西山公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制定的路线和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大片土地沦失导致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之际，1936年经过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初步形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除汉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以外的一切政治力量。1937年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情况下能不能团结国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的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扶植所谓“满洲国”，接着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华北。华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军部提出“分离华北”，使华北特殊化的政策。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顺服日本的伪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侵略步伐。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月至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所谓“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等人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残酷蹂躏，而大小汉奸卖国贼则狐假虎威。与此同时从1933年开始世界法西斯甚嚣尘上，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1934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认为国际形势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重大修改。7月1日季米特洛夫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由于局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同时提出要给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面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时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转变也推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三）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报告和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不久即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9月7日《八一宣言》草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进行审议，9月10日最后稿经书记处成员表决通过，9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最后稿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八一宣言》编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文件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所以一般通称为《八一宣言》。《宣言》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四）《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倡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宣言》还提出抗日救国十条具体方针：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八一宣言》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左”倾关门主义，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八一宣言》发表后很快传到国内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到1935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都已流传，也在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五）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是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在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亟需制定新的战略策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与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十余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会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毛泽东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会议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策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次会议是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略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六）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七）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彻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路线。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张闻天主持，出席者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等22人。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分析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关键在于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等任务。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讨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

（八）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实行后一套办法就不可能坚持抗战，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这一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因此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指出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实行这些纲领就能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他还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进步势力是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中国共产党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和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为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创造条件，也为坚持抗战并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基础。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三个条件：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抗日战争时期工商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且在政治上日益向党靠拢。中间势力的作用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现。由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农工民主党就是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演变而成的。

（十）还有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中国民主同盟（它更是中间势力的有突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的都是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计有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顽固势力指的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据此中国共产党以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对待它。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有效地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而且继续保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结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四个原则：求同存异，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十一）既统一，又独立。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执政的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统一，征得它的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政策、策略，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一个新纪元；又联合，又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势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政府在八年中搞了不少磨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没有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原则确立的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正是因为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下坚持抗战十四年，中国没有亡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当然在这之中也获得国际方面的援助。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共产国际就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用一切方法援助中国人民抗战，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批军火贷款，支援中国飞机1000多架、航空人员2000多人。日本共产党一再向日本人民号召“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亲自来中国，同中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战宣传，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隶华大夫以及美国史沫特莱作家等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即使英、美、法等国因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也希望国共合作抗日。

（十二）中国抗战到反攻阶段后由于苏联以百万大军出兵东北，从而加速日本失败的进程，使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的伟大胜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于同年8月和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在14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开展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等12.5万余次对敌作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

（十三）三三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采取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对于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重要作用。根据三三制的规定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为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治机关，规定基层政权的成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酌情变通，这一制度对团结抗日、推动全国的民主化、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起到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在1940年3月6日首次提出“三三制”原则。规定在政权机关人员配备上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小资产阶级，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也争取到抗日政权中间来，同时“三三制”政权提高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为了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施政纲领》，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纲领规定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按照“三三制”原则时各根据选举建立起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9名常驻议员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各个根据地相继进行改选，建立“三三制”政权，颁布施政纲领，推动根据地的民主运动和政权建设。

（十四）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形式是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体现，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夺取抗战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三三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对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进行抗战起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从本国的实际特点出发，创造性制定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具体体现，极大地促进抗日根据地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它是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建立的，一切其他政权不能比拟的最民主、最廉洁、最富有朝气，最受人民欢迎和拥护的政权，为全国树立政权民主化的楷模，对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初步探索并积累丰富经验。国民党反动派是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集团所用的贬称，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已经变成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是指所有国民党员，而是指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左派不属于反动派。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已经变成反动派，所以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国民党反动派。1949年4月23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集团在大陆的反动统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由此实现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与此同时国民党残余兵将败退台湾。由于国民党官僚阶层、封建地主阶级和各行各业封建把头等的剥削压迫，土地大量集中。地主豪绅被日军洗劫一空后为恢复原来的财势地位，他们利用手中的土地，乘灾荒之机提高押金和租额，榨取佃农血汗；或围粮拒粜，索取高价；或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舞弊。他们还利用高利贷来剥削农民，在县城和农村集镇，店员、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等劳动人民的命运都掌握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手里，长年累月在饥饿与穷困中挣扎度日。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因财政困难，增加捐税。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损伤巨大，为了补充兵源，为其内战充当炮灰。

（十五）1948年至1949年仅华容征兵达3120人，群众中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谣，以抵制抽壮丁。许多青壮年为逃避抽丁，有的断肢伤目而自残；有的抛妻别母，流落他乡；有的变卖家产，贿通抽丁官吏。每抽一次壮丁都是国民党官兵及乡、保长们敲诈勒索群众的一次机会，连年天灾人祸把劳苦大众压榨得无法生存。国民党政府为支付进行内战的庞大经费，过量发行货币，因而引起通货恶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物价空前高涨，尤其是米价一日数涨。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牛，1948年却只能买五分之一两大米。与民争利，贪污腐败横行，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时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疯狂的地步，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加速国民党统治的覆灭。”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9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全线崩溃后，桂系白崇禧部10多万人相继败窜入湘，地处湘北的平江、湘阴、岳阳县等地深受其害。平江地处湘鄂公路要道，沿公路溃退的白军大肆抢劫奸淫，上塔市至县城的公路沿线上民众的鸡鸭猪牛被宰光，粮食被吃光，衣物被抢光，男丁多被捉充新兵。白部第十九兵团鲁道源部窜据县城后派兵至各商店和城郊挨家挨户勒派军谷，每户数十至百斤，一天就勒索1000石以上。岳阳县驻军蚁集，军事机关多达50多个，过境者源源不断。这些溃军三五成群，闯入民室，翻箱倒柜，劫取钱财。在县城金鹗山一带中白军为抢掠粮食竟抛掷手榴弹，死伤民众数人。城陵矶和楼西湾一带百姓因粮食财物被劫一空，无法生活，有的被迫自缢身亡。不到2个月时间岳阳县城乡被强索的大米，有据可查的在900万斤以上，无条据的更难计数。壮男多被强拉当兵，逃避不及的妇女无不被蹂躏，致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田园荒废，庐舍皆空。

（十六）抗战胜利后直到大陆解放，这段时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被定性为“反动派”，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因为国民党政府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反动统治与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同志营造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长期进行反共内战与人民为敌。战时统制经济曾使大后方的战时工业显示中国工业史上创纪录的发展速度，一度推动中国内地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也破坏市场经济自身的秩序，导致民间资本严重萎缩、国家资本过度发展甚至吞并民间资本，战时统制经济与腐败、通货膨胀的关系密切。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学者们把视角上溯至清末，指出从传统官僚帝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民国以来至30年代的权力分散和政治无序诱发全能主义政治的产生，但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都犯了错误。

（十七）政府偏重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重决策的分层化，造成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决策过分集中于行政中枢，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权力运作中人治传统更起作用，制度化水平低下。国民党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却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并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政策。结果是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丧失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愈演愈烈的暗斗明争贯穿南京政权之始终，削弱其统治。于是全能主义政治走向全面衰败，出现改朝换代的革命。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蒋介石的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腐败根源于党的腐败，推论出国民党腐败是该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的腐败与抗战胜利后的劫收结合起来，劫收是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政治根源有三：清党和向旧军阀势力妥协，使该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丧失革命精神和活力；删除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成份，失去抗御腐败的思想武器；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体制在设计和程序上的弊端，使其缺乏应有的制衡机制，基层组织涣散。认为南京政权失败原因在于所依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这决定他们为满足私利必然损害和牺牲人民利益，必然失去人心、走向败亡。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解决具有决定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阶级局限性决定它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农村精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豪强恶霸逐渐占据底层权力中心，乡村阶级冲突加剧。到南京政权统治时期政府穷于应付各方面挑战，对农村底层的控制更加微弱，政府职能在农村基本只体现为征粮、征赋、征丁，加剧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渴望土地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土改措施下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成为改朝换代最强大的社会资源，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

（十八）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由此导致：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贪污猖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

（十九）封建主义既被大量保存，故在南京政权统治下贪污、化公为私、劫收等丑剧层出不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殖民地经济特色显著，中国近代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这种带有显著殖民地经济特色的工业布局，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就丧失90%左右的近代工矿业、2/3以上的交通运输线和占收入85%以上的地区。工业基础和财源损失惨重，加之庞大的战争消耗，两者相加所形成的巨大亏空，给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以毁灭性的打击。为平衡战时收支，只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导致该政权财政崩溃的一个直接原因；由于中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封建自然经济很难真正打破，直至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才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这就决定商品的选择性和市场价格结构的不合理，造成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的不合理交换，限制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到30年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农村金融枯竭。抗战胜利后的通货膨胀使早已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农民实际收入大大减少，农村进一步贫困化，这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农村经济破产和其失去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统制经济政策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以国防建设为核心的总方针下制定和推行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国民政府战时施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原因固然是战时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所使，但是从思想和政策的逻辑准备上看实际上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正式提出在战前已经具有一些基本的准备与大致的轮廓。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形势下顺应战前的基本思路，针对战时时局的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政策选择。内容：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垄断金融；扩增税收；实行专卖制度；实行统购统销；涨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切从抗战出发，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抗战这个大目标进行。通过这些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一要使经济建设满足前方需要；二要做到战时人民日常必需品无需仰赖外人，然生活得以自给。

（二十）因此在评价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时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前提下，唯有如此才能对该政策的利与弊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制”，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是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工业建设到财政金融，从物资管理到外贸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这些统制政策才成功的打败日本侵略者。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抗战伊始的被动局面，保证战争的需求，也是中国人民完成神圣的抗战大业、运转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利用工业统制建成后方工业基地，粉碎日本侵略者摧毁沿海工业基地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放弃抗战的企图。利用粮食统制政策，维系抗战军民的温饱。粮食统制政策维持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军心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照常运转。战时财政金融统制政策集中财力，保证军费支出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此外外贸统制政策在进出口方面起到保证供需、增加外汇的作用，对抗日有重要贡献。毋庸讳言经济统制政策也带来消极的一面，那就是此项政策是建立在牺牲人民利益、对全民的普遍掠夺的基础上的。例如工业统制和限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促使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升级。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的“三征”政策严重的损害农民的利益，造成农业生产萎缩，并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物价管制、物资管制政策与专卖制度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对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对人民掠夺最为残酷的一种掠夺方式就是与实行财政金融统制相关联的通货膨胀政策，此种掠夺以全民为对象，比之实行经济统制的掠夺，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程度上更为深刻。它给人民造成极大伤害，而国民政府则借此壮大国家资本，政府官僚们借机大发横财，因而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战时统制政策是国民政府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而采取的一种必要且有效的经济政策，它保证抗战的胜利，总的来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及政治造成的伤害却也是深远的，应当辩证地看待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