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河北】肩负使命顺直行（下）

【周恩来与河北】肩负使命顺直行（下）

来源：《周恩来与河北》

“肯下决心去做群众工作，则顺直党的本身便有出路”

1928年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里，按中央和周恩来预定的计划，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了。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参加中共六大的顺直省一部分代表外，还有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京东、石家庄、直南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43人。 扩大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轮流主持，主要是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内容就是周恩来在《出路》第二期上的那篇文章。报告比较长，内容严肃深刻，生动具体，虽有批评，但绝不武断粗暴；虽有教育，但绝无“家长”口吻，加上周恩来那与人为善的态度，亲切感人的精神，循循善诱的风格，使与会者无不心悦诚服，乐意接受。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达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制定顺直党的政治路线；二是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造党的途径。这个报告是周恩来在了解北方党的情况过程中，认真准备并进行了反复修改而形成的。 他首先根据六大决议精神，分析了全国政治形势，阐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党的基本任务。指出当前全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介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基本任务不是进攻和普遍组织暴动，而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因此他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党必须注意防止盲动主义，把它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克服。他说：八七会议后北方指导机关的盲动情绪很高，把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采取的争取群众的策略看成是“机会主义”，不顾客观条件组织群众暴动，最后遭到失败，许多同志牺牲，“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必须引为鉴诫。 他又提出，在防止盲动主义的同时，还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他指出，在北方党内确实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如“八七会议后，北方指导机关盲动情绪虽高，但在群众中却绝少反国民党的深切宣传”，“国民党来后，顺直党也没有坚决地在这一政治任务上有很大努力，以致直到目前党内尚存有利用国民党的党员，党外有更多对国民党产生幻想的工农群众。”因此他说：贯彻党的六大决议，不但要反对盲动主义，也要反对机会主义。他告诫说：不要以为六大认为“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就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这种合法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正确的作法应当是现在就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当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成行动的口号”。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周恩来都明确地为顺直党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对于顺直党内矛盾，他首先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说：“二七”以前，北方党是在无产阶级激烈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斗争的历史上，唐山、长辛店、天津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北方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是当时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国民党在北方的发展很迟，且不足为我们的对抗力量”，北方党斗争的历史环境是好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缺点，“没有经过像南方一样的革命高潮和激烈的革命斗争，故党的发展不能从广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他接着指出：“二七”以后，实行了国共合作，北方党在政治上“隐蔽了阶级独立的政策和斗争”。国民军时代，党有过发展，又过多“宣传各阶级的联合阵线，特别是上层领袖的联合”，“党的政治主张始终混合在国民党之内，不能为群众认识”。“等到苏联大使馆事件发生后，北方党便走入停止日常斗争，等待北伐军来再大干的消沉状态。武汉反动，述之同志北来，更由等待主义进而为闭门主义”。这就种下了北方党“种种的根本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从以上进行的精辟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从顺直党内现实的问题中找出了错误路线产生的历史根源。 接着，他指出：彭述之来北方后，政治上搞“闭门主义”，严重脱离了群众；组织上搞家长制统治，毫无党内民主，“使党员的政治观念无法提高，使错误的政治路线无法纠正”，这当然是错误的。但1月改组会议纠正这一错误时，“不作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产生的根源和正确的解决办法，而只是对机会主义错误负责者进行人身攻击”，于是打破了家长制又走向极端民主化，“不承认指导机关在指导工作上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意见乱跑”，“谁也不信任谁，谁也猜疑谁，谁也不服谁”。他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观念，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周恩来从分析中指明了顺直党内问题产生的组织上的原因。 接着他又指出：顺直党内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历史的和组织上的原因，但“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到现在，“党内的组织仍然没能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党员成分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为此他提出，改造顺直党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他列举了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种种表现：极端民主化，把反机会主义变成攻击个人和反对知识分子，闹个人意气，搞小组织，雇佣革命观念等等。他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堕落的倾向”，如果任其泛滥，不但可以“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甚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消灭”。他要求顺直全党必须共同负起责任，一致奋斗，把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在这里，周恩来充分揭示了顺直党内问题产生的社会思想原因。 最后他指出：由于这两年“历史上堆积的错误，每个同志都免不了做过或多或少的错误行动，或保留着或多或少的不正确观念”，他说，“但有错误能改”，“顺直全体同志只要肯先承认过去的错误和自己观念的不正确，并肯从积极方面接受正确的指导，肯下决心去做群众工作，则顺直党的本身便有出路”。“中央派工作人员来加强省委指导自然是应当的，但不能以为是解决顺直党务的先决条件。”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要求顺直全体党员都要负起改造党的责任。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使顺直党组织明确了方向，消除了分歧，增强了团结，从根本上解决了顺直的党内矛盾。 在周恩来报告之后，刘少奇和陈潭秋也分别作了报告。刘少奇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陈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针对大家对北方党的不同看法。周恩来解答说：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部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陈潭秋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在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党员都响应了这一号召，例如徐彬如就到下边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并到工厂去做职工运动。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以及关于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工作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周恩来审阅过。通过会议，党内认识基本取得统一，各项工作也做出了合理安排。最后，会议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革命军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

建立新的顺直领导层

1929年1月10日晚7点多钟，周恩来在佛照楼亲自主持召开了改组后的省委第一次常委会，并宣布新的省委领导人名单：韩连惠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张金刃任组织部长。省委设立职运、农运、军运、妇运几个委员会，由张昆弟任工委书记，郝清玉任农委书记，张兆丰任军委书记，秦兰英任妇委书记，郭宗鉴任省委秘书长。刘少奇调回中央工作。此次改组后顺直党组织有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会上还委任了一些特委、县委书记。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在北方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原计划要恢复天津市委，后来根据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省委要集中注意产业中心区域工作的指示精神，决定暂不恢复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区委，而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据此，天津建立5个区委。据徐彬如的回忆，5个区委即下边区(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河北区(以恒源纱厂为主)、河西区(以西楼五村为主)，另两个区的名字他记不准了，大概一个叫租界区(以市区租界为主)，一个叫河东区(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基层组织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党基层工作的开展。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周恩来的顺直之行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的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和北方革命处于极其严峻的关键时刻，不辱使命，殚精竭虑，为顺直党乃至北方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返沪之后仍关心顺直党的工作

1月改组会议以后，周恩来完成了顺直党的改造任务，于当月返回上海。但他依然心系北方党的建设，继续为顺直党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顺直之行时省委曾向周恩来说天津出版刊物没有铅印，请中央帮助解决。周恩来当时即答应回去后就设法解决。1929年2月，党中央派毛泽民来天津。同来的有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毛泽东和毛泽民的侄子毛远跃，他们携全套印刷设备从上海到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47号——编者注)建立了新华印刷厂。印刷中共中央的《向导》和《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及北方党的《北方红旗》等党内书刊和党的一些文件、通电等。对于配合全国和北方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为掩护工作，该印刷厂公开对外营业，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保密措施。因保密工作做得好，它一直秘密工作到1931年初毛泽民调离北方，从未被敌人发现。

二是派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胡锡奎到北方任顺直省委宣传部秘书，协助陈潭秋工作。胡锡奎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宣传工作的开展。至1929年5月，由省委直接出版的刊物除《出路》《北方红旗》外，还有《工人话报》《士兵呼声》，还编印了《什么是三民主义》《打倒国民党》《什么是改良主义》《国奉战争经过与教训》《革命常识》等小册子。此外，团省委还出版了《青工小报》，济难会出版了《星星》文艺半月刊，北京市委出版了《斗争》《工人周报》，唐山、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党组织，也都计划出版政治刊物，北方党的宣传战线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此外，周恩来还将原《陕西日报》总编刘天章调天津，始任《商报》编辑，后在省委领导下与张友渔、李子昂、宋少初等创办天津《好报》，运用各种新闻报导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以真实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性著称一时，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赢得“《好报》就是好”的声誉。

三是为建立北方特科工作，在天津执行改造顺直党的任务时，即决定将正在天津等待赴苏学习的柳直荀留天津工作，担负北方党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任务，并兼任因被捕的郭宗鉴而空缺的省委秘书长。为执行这一任务，柳直荀以刘克明的化名在法租界5号路(今长林路——编者注)开设古玩店为掩护，一直坚持工作至1929年5月。后因给其夫人李淑一寄信，导致李淑一在长沙被捕。为防止敌人破坏，柳直荀于当年9月被中央调往上海工作。

四是从山西调薄一波与张友渔、李子昂等在天津搞特科工作。薄一波打入敌人警备司令部从事军运工作，张友渔打入敌市政府任新闻科长，李子昂打入敌公安局任预审科主任科员。他们为掌握敌人情报，掩护和营救被捕同志，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

五是对顺直省委组织机构和主要工作进行具体指导。1929年2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顺直省委常委由韩连惠、陈潭秋、张金刃、陆沉、郝庆宇(即郝清玉)组成。1930年初，又调聂荣臻和贺昌到顺直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运工作。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就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周恩来于1929年3月25日为中央起草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必须改变目前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的状况。强调必须重视党的下层组织工作，杜绝只满足于建立空架子机关的现象。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并根据这一原则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4月24日，为中央起草致顺直省委信。信中分析蒋桂战争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派军阀之间的相互矛盾，指出：深入反对军阀战争，扩大反帝运动，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建立产业支部，反对和平发展，这是顺直党目前主要而急迫的任务，并强调说：在已有了群众有了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中，我们决不应采取站在黄色工会外面来笼统地反对黄色工会，以致使群众对立的办法。4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唐山煤矿工人罢工情况，说：北方党组织存在两个极端的倾向，一是关起门来讲赤色工会；一是与国民党合作。他们现在是反对整个工会，不能正确运用黄色工会的策略，结果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我们应影响这些未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基础，同时在举行罢工斗争时仍应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在一起。

六是在天津期间，就观察到当时的省委书记韩连惠“工作上也有缺点”。为了加强省委领导，经党中央决定于1929年5月又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卢福坦(1932年被捕叛变——编者注)任顺直省委书记，韩连惠任候补书记。

由于党内矛盾的解决和领导力量的加强，顺直党的状况有了迅速而重大的变化：党内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政治水准提高了，干部普遍深入群众中进行工作，北方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陈潭秋1929年6月2日在《关于顺直最近工作状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党的内部在最近期间确实有一个进步，政治水平确已有相当的进步，尤其一般干部同志对于政治水平与认识确实提高了很多，过去各种错误观念与倾向已纠正了不少，很多过去表现很不好的干部，现在在工作中逐渐转变过来了”，“自1月以来，顺直工人群众斗争的事实，如井陉南矿的两次斗争，天津大英纱厂、裕元、北洋纱厂、善隆、乾昌、义和各地毯工人的斗争，店员及手工工人的斗争，唐山华新纱厂的斗争，磁县窑工、临城矿工、赵县轧奎工人的斗争，真如雨后春笋继续不断的蓬勃发展起来。”在农村，也普遍开展了反纳税的斗争。

伴随革命斗争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在不断地恢复壮大。天津的基层党组织，原来仅留下两个支部，至1929年5月已发展到14个支部。由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壮大，顺直党改变了过去“在群众中几乎没有丝毫影响”的状况，真正成为群众斗争的领导中枢，为以后北方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的顺直之行，他生前不让别人讲，怕替他宣传，为他搞纪念馆，表现了虚怀若谷的风范。据徐彬如回忆，1953年，在筹备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徐彬如负责此项工作，周恩来要求在馆内不要多陈列自己的照片，不要宣传他个人。但对其他革命同志的事迹，却十分重视——1929年，郭宗鉴曾发现两个叛徒，他设法引出他们，率赤色锄奸队用枪将二人撂倒。二人其一当场毙命，其一尚有一口气，说出打他的是郭宗鉴。同年郭宗鉴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光荣牺牲。周恩来非常关心此事，解放后多次提出天津应搜集其事迹材料，整理出来以对天津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附录】 傲霜寒菊 无悔信念 在狱中，郭宗鉴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对生活充满热爱。他在狱中养了许多菊花，每到放风的时候，便用那响亮的四川话高声喊道：“开门！我要浇水。”一盆“火炼金”菊花在他精心呵护下，枝叶茂盛，展蕊怒放。郭宗鉴非常喜欢这盆花，为它取名“孤岛琼峰”。这盆鲜红的花朵，像一面革命的红旗，展示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