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垣曲县宁家坡遗址发掘纪要

山西垣曲县宁家坡遗址发掘纪要

薛新民 宋建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 太原市030001)

《华夏考古》 2004年

关键词：宁家坡遗址；发据；新石器文化；夏商文化；东周文化

摘 要：1996年～199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山西址曲宁家坡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钻探和大规模考古发据。发现仰韶前期、庙底沟二期、二里头、二里岗上层和东周时期等阶段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晋、豫交界的黄河两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特色。

Key words; Ningjiapo site; exoaw ation; Nealithie calturei the Xia and Shang cature; the Eastern Zhou culture

Abstract; Ningjipo site in Yianpu county, Shanci prowince was surveyed and excavated for several times from 1996 to 1999 byShanmc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mchaeohgy. Remains of the early Yangshao calture,Miaodigou Iedture, Erliou ealture and Uip-per Erligang culture and culures of the Eastem Zhou Dynasly ha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This artide, whle briefly reporting themain harvest of the escavation, points out that the site systematically refleet the characteristies of the area along the Yellow Riverbet ween Shanxi and Henan provimes.

垣曲县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南麓，与河南西部隔黄河相望。境内有发源于中条山深处的毫清河、藤河、西阳河等几条较大的河流，它们均注入滚滚东去的黄河干流。在这些河流的两岸以及与黄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分布着相对平缓的河旁台地或小型盆地，群山环峙之中，这些黄土覆盖并不十分深厚的地带成为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地域，从古到今，一脉相承。

宁家坡位于垣曲境内的黄河主要支流毫清河南侧，背后依托着西北——东南走向的一条山脊，地势依山脊向河谷的逐级下降而倾斜，属于古城盆地的东南边缘，南距黄河干流仅4公里。这个依山临水的台地虽然没有旷野式的平缓，南北两侧的自然冲沟又隔断了其延展的空间，但由于周围环境的限制，仍几度被人类作为栖居地，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图一)宁家坡遗址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而进行的专题调查中发现的，_此后轻数次复查， 其木确定了分布范围。遗址全部属于水库淹没区，为了抢救这些幸存的古代文化遗存，使其反映的历史轨迹和信息不致因水库蓄水而缺失，从1996年到199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古钻探和大规模田野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宁家坡遗址的地形和多次调查、钻探的情况，我们将遗址分为五个发掘区。以田埂或田间小路为界，从地势最高的西南部和毫清河边的断崖，向东北依次划分为I区～IV区，第V区则位于第Ⅲ区南侧。(见图一)每区的探方及所发现的遗迹分别编号，

其中第一位即其所在区号。田野发掘结束后，室内整理也渐次展开。据初步观察，该遗址包括仰韶前期、庙底沟二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上层和东周时期等阶段的文化遗存，以仰韶前期和庙底沟二期遗存为主凹。由于全面反映遗址内涵的发掘报告出版尚需时日，因此我们选择其中分属不同阶段的部分单位及其出土器类先期发表，以应同仁研究之需。

一、仰韶文化遗存

宁家坡遗址的所有遗迹均叠压在耕土层下，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层堆积，但诸单位之间却有着复杂的打破关系，因此，分期断代的主要依据便是这些单位之间的早晚序列和各单位出土遗物的类型学排比。据初步整理，仰韶文化遗存全部分布在第Ⅲ区和第IV区，是该遗址发掘中重要的发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仅次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由于仰韶文化遗存是该遗址时代最早的文化堆积，其分布区又是后期诸遗迹单位的中心区域，因此，仰韶文化遗迹绝大多数被破坏，失去了其形成时的原始形态，而且这一阶段的文化遗物还大量散见于后期的遗迹单位之中，但由于该时期文化遗存特征明显，我们仍不难将其与其后的文化遗存区分开来。

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迹除个别被破坏殆尽的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外，主要是大量的灰坑，这些灰坑可分为圆形袋状、圆形锅底状和不规则状三大类别。其中以不规则状坑最多见，甚至部分圆形锅底坑也不太规整；圆形袋状抗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多不完整，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坑内填土中红烧土颗料和大块建筑废弃物十分普遍。举例如下：

H4019,位于IV区东北部，圆形锅底坑，但平面形状不规整，坑壁与底部凹凸不平，口径约3.2米，深1.6米。H4041,位于IV区中部，口部极不规则，最窄处仅2.4米，最宽处达5米，坑底及周围布满小坑，小坑深度0.25米至0.8米不等，坑内填土中红烧土碎块和大块建筑废弃物占绝大多数。

H4090,位于IV区中部，圆形袋状坑，由于被破坏过甚，规模不详，剩余壁、底部分，加工规整、光滑，残深约0.75米，坑内填有疏松的灰土，其中亦有不少颗粒状红烧土块。

仰韶文化时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骨器多为石斧、石铲及骨锥、骨镞等常见器类，陶制生产工具以陶锉的数量最多。最富特色的陶制容器，以泥质红陶为主，部分钵类器物的腹、底部呈浅灰或深黑色，而陶壶等器类则为橙黄色。泥质陶器一般质地细腻，火侯较高，器形规整；制法均手制，除泥条盘筑外，还有少量泥片贴筑的器物；器表大部分为素面，仅在钵类器口沿处饰或宽或窄的红色带状彩。夹砂陶器以红褐色或褐色为主，所含砂粒较大，质地疏松，部分器物呈色不均，带有灰色或灰黑色斑痕；上腹多见凹弦纹，中腹经过刮削，但却粗糙无纹；屏有云母片者仅限于个别陶鼎。主要器类有钵、盆、壶、器盖、夹砂罐、鼎、器座等。下面以上述几个单位出土陶器为例来介绍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

敞口小平底钵 泥质红陶，部分器物腹、底部呈浅灰色或深黑色，器壁很薄，圆唇，敞口，弧腹，小平底，口沿部分都有一圈红褐色带状彩，器底均有粟类籽粒外壳碎屑的印痕，有的器底外侧周边还有一圈划纹。标本H4041:2,口径23.5厘米，底径5厘米，高9.5厘米。  (图二，7)标本H4041:4,腹至底为浅灰色，底无划纹，口径19.5厘米，底径3厘米，高8厘米。

(图二，5)标本H4041:5,底部无划纹，口径20厘米，底径4厘米，高8厘米。(图二，6)标本H4019:1,近圜底，口径35厘米，高16厘米。(图二，1)标本H4019:2,近圜底，腹、底为灰色，口径27厘米，底径5厘米，高13厘米。(图二，2;图八，1)标本H4019:6,腹、底为青灰色，底部无划纹，口径26.5厘米，底径7.5厘米，高10厘米。(图二，4)直口平底钵 泥质红陶，腹、底部多呈浅灰色，方唇，直口，腹微鼓，平底，口沿外饰红褐色带状彩，底部有粟类籽粒外壳碎屑印痕。标本H4019:8,口径26.5厘米，底径7厘米高13厘米。(图二，3)。标本H4019:9,口径24厘米，底径6厘米，高11.5厘米。(图二，12)直口假圈足钵(盆)此类器为钵形，因部分器物较大，也有人称其为盆。泥质红陶，器壁较厚，圆唇，直口，腹斜直，平底下附假圈足，素面，但外侧泥条盘筑痕明显，口沿和内壁带陶衣。标本H4019:4,底部正中凿一个小圆孔，内壁留有灰白色水垢，口径21.5厘米，底径11厘米，高10.5厘米。(图二，9)标本H4019:5,底部正中凿一圆形小孔，口径26厘米，底径13厘米，高11厘米。 (图二，13;图八，2)标本H4019:7,口径24厘米，底径13厘米，高10.5厘米。 (图二，8)标本H4041:3,内壁为浅灰色，口径30厘米，底径10.5厘米，高15.5厘米。(图二，10)标本H4090:3,口径26厘米，底径15.5厘米，高10.5厘米。(图二，11)卷沿盆 标本H4041:1,泥质橙陶，圆唇，窄沿外卷，敞口，弧形腹，平底，素面磨光，口径39.5厘米，底径13厘米，高13.5厘米。(图三，1)

壶 标本H4019:3,泥质红陶，方唇加厚成环状，直口，溜肩，鼓腹，腹以下残，素面，口径5厘米，残高27.5厘米。(图三，7;图八，3)

鼎 标本H4090:2,灰褐色陶，屏有云母末，似为泥片贴筑，敛口，外附圆唇窄沿，束颈，鼓腹，圜底，下腹附圆锥状三足，上腹外侧均匀地附加三个乳头状泥突，素面，口径13.5厘米，高20.5厘米。(图三，4)

夹砂罐 标本H4090:1,夹砂红褐陶，方唇，窄沿，沿面带凹槽，侈口，上腹微鼓，下腹斜直，小平底，上腹沿外饰凹弦纹，下腹粗糙无纹，带有刮削痕， 口径14.5厘米，底径7.5厘米，高17厘米。(图三，3;图九，1)

器座 个体很小，泥质红陶，一般均较粗糙，圆环状，中部内收为束腰。标本

H4019:10,方唇，内径6.5厘米，高3厘米。(图三，6)标本H4019:11,圆唇，内径7厘米，高3厘米。(图三，5)

器盖 标本H4041:6,个体较小，圆形，圆唇，中部向上隆起，带菌状钮，口径

10厘米，高4.5厘米。(图三，2)

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宁家坡遗址分布面积最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存。就其分布范围而言，I区～V区全部发现有该文化的遗迹，而且出土遗物特色鲜明。

根据初步整理，不同区域文化遗存之间可能有时间先后的区别。Ⅲ区、IV区、V区为较早阶段的聚居区域，I区、Ⅱ区的年代应当偏晚。但由于整个资料尚未进行系统的分期排队，各单位所处的具体年代和期别尚不确凿，各区文化内涵的演变和居住区的迁移等内容当在以后的整理中逐渐加深认识。

第Ⅲ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尽管没有普遍的地层堆积，但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却十分复杂。按遗迹的性质划分，这里发现有地穴式居住遗址、地面灶址、烧陶窑址、零星墓葬和各种形制的灰坑，其中不乏容积很大、修整仔细、出土遗物丰富的大型窖穴。这些单位出土的遗物种类齐全，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可以反映庙底沟二期文化某一阶段的主体特征。我们曾对与Ⅲ区相邻的V区发现的完整陶窑及其制陶场所作过报道[2],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限于简报的性质，没有谈及其他遗迹和出土物。该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主要遗物绝大部分出土于窖穴之中，因此，我们选择Ⅲ区的H3066、H3087两个单位及其出土的代表性器类作重点介绍。

H3066位于Ⅲ区中部，圆形袋状，坑口直径2.2米，坑底直径2.9米，深1.7米，周壁经过精细加工，光滑规整。坑底南北两侧分别有一个圆形和椭圆形小坑，南部的圆形坑直径约0.6米，深0.2米，北部的椭圆形坑长径近1米，短径0.5米，深0.3米。两小坑外侧与H3066坑壁相连，亦经过仔细加工。这种小坑在其它窖穴中也曾发现过，用途尚不清楚。该窖穴其余坑底平整。坑内堆积为浅灰土夹红烧土块，出土遗物丰富。(图四)H3087东南距H3066仅5米，亦为圆形袋状坑，坑口被其他灰坑打破，而且部分坍塌，故尺寸不详。坑底近椭圆形，长径近3米，短径2.7米，深约2.7米，坑壁规整，坑底平坦。填土浅灰并有红烧土块，出土遗物种类较齐全。

庙底沟二期文化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器、骨器等。石器一般都磨制精细，以石斧、石铲、石刀最习见；骨器有骨锥、骨镞和骨针等，制作精致，尤以骨针最难得。陶制容器数量最多。而且最富有时代特点。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褐陶和红褐陶也占有一定比例，但陶色不太纯正，部分夹砂陶器常见不同颜色的斑块，泥质陶器习见素面，少部分带有黑色或褐色陶衣；纹饰以篮纹、绳纹最常见，也有少量方格纹；附加堆纹兼有加固器壁和装饰作用，在大型器类中极为普遍；其他纹饰较少。大部分陶器采用以泥条盘筑为代表的手工制法，器形复杂或大型器物一般分别制成附件，最后组合成形，不少器物留有组合时捏合或按压的痕迹；器物口沿部分经慢轮修整，未见明显属快轮制作的器物。陶器种类空前丰富，以平底器为主，三足器和圈足器也较习见。主要器类有盆形鼎、釜灶、鬻、夹砂深腹罐、小口高领罐、敛口瓮、敞口或侈口盆、高圈足豆甑和刻槽盆等。下面分类予以介绍。

盆形鼎 夹砂灰陶，花边方唇，斜折沿，侈口，深弧腹，平底，三棱柱状足外侧遍布按压痕，盆部外侧饰竖绳纹。标本H3066:10,腹中部加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一周，上腹两侧置舌状，口径22厘米，高25厘米。(图五，1)标本H3066:12,沿下、中腹部共饰三周带有按压痕的附加堆纹，口径24厘米，底径8厘米，高22.5厘米。(图五，4;图九，4)标本H3066:14,圆唇，下腹附加带状凸起的附加堆纹，上腹两侧置鸡冠状制，口径26.5厘米，高26厘米。(图五，7)标本H3066:20,沿下和中腹部附三周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下腹两侧置鸡冠状，口径23厘米，底径10厘米，高22厘米。(图五，2)

罐形鼎 标本H3087:4,夹砂红褐陶，圆唇，斜折沿，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凿形足，腹以下饰横篮纹，沿外为抹平素面，下腹附加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足外侧有带按压痕的泥条，口径15.5厘米，高19厘米。(图五，5)副 标本H3066:11,领部为泥质红褐陶，腹、底、足部为夹砂褐陶，圆唇，侈口，高领，缓折腹，圜底，三足略外撇，领与上腹素面并附陶衣，下腹和三足饰横篮纹，口径22.5厘米，高24厘米。(图五，9;图八，6)

釜灶 夹砂褐陶，窄沿斜折，侈口，尖底，灶圈与釜上腹部粘接，饰竖绳纹。标本H3066:24,仅存釜部，花边方唇，沿下附加带状堆纹一周，釜、灶接痕明显，内壁遍布水垢，口径20.5厘米，高20厘米。(图五，8)标本H3087:1,灶圈上部有四个圆形烟孔，灶门近方形，釜沿下、釜与灶粘接处、灶圈外侧共有四圈附加堆纹，灶门上边和两边亦附加泥条加固，釜腹两侧置两个舌形，釜口径17厘米，灶圈底径15厘米，高25厘米。(图五，3;图九，3)

豆标本H3066:3,泥质褐陶，盘外表带黑色陶衣，圆唇，斜直壁盘，盘中部下凹，喇叭状高圈足，盘外侧有隐绳纹，足内侧可见泥条盘筑痕，盘径30.5厘米，圈足径20厘米，高24厘米。(图五，6;图八，4)

侈口深腹罐 夹砂陶，花边方唇，斜折沿，侈口，直腹微鼓，平底，除口沿外和近底部稍加抹平外，通体饰竖绳纹，绳纹外从沿下到底部附加若干周带按压痕的条带状附加堆纹。标本H3066:2,红褐陶，饰两周附加堆纹，口径14厘米，底径7.5厘米，高17.5厘米。(图六，10)标本H3066:5,褐陶，饰两周附加堆纹，口径14.5厘米，底径9.5厘米，高19.5厘米。(图六，7)标本H3066:6,褐陶，饰两周附加堆纹，口径19.5厘米，底径11.5厘米，高22.5厘米。(图六，11)标本H3066:7,灰陶，饰三周附加堆纹，口径16.5厘米，底径8.5厘米，高23.5厘米。(图六，6)标本H3066:9,灰陶，饰三周附加堆纹，口径20.5厘米，底径10.5厘米，高29.5厘米。(图六o4)标本H3066,13.灰陶，饰五周附加堆纹，口径33厘米，底径17厘米，高42厘米。(图六，3)标本H3066:15,灰陶，饰五周附加堆纹，口径33厘米，底径15厘米，高44厘米。(图六，1;图八，5)标本H3066:18,灰陶，饰七周附加堆纹，口径33.5厘米，底径20厘米，高45厘米。(图六，2)标本H3066:23,红褐陶，沿下与上腹用指甲抠出类似按压痕的纹饰两周，无附加堆纹，口径10.5厘米，底径8.5厘米，高16厘米。(图六，9)

窄沿鼓腹罐 标本H3066:22,泥质灰陶，圆唇，窄沿，沿面内凹，侈口，鼓腹，平底，素面较粗糙，口径19.5厘米，底径14厘米，高31厘米。(图六，5)

小口高领罐 泥质灰陶，圆唇，敞口，高领，领、肩交接处呈钝角外展，外折肩，最大腹径在肩、腹结合部，腹斜直内收，小平底。标本H3087:5,领残，肩、腹部遍饰斜篮纹，近底部略抹平，口径约11厘米，底径12.5厘米，高约44.5厘米。(图七，8)标本H3066:25,领残，肩部与上腹磨光，下腹饰斜篮纹，近底部略经抹平，口径约11厘米，底径10厘米，高约41厘米。(图七，9)

敛口瓮 标本H3066:19,泥质灰陶，敛口，内折沿，口略变形，鼓腹，平底，沿外有细凹弦纹，通体饰斜篮纹，上腹磨光，然仍留有隐约可见的篮纹痕迹，上腹近口部

附加三个泥突状爨、腹中部两侧还附有两个鸡冠状阙，并且有一周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口径24厘米，底径16厘米，高约42.5厘米。(图七，5)

敞口双阙罐 泥质灰陶，圆唇，敞口，平底，器表饰横篮纹，近底部抹平，腹中部两侧置对称的舌形阙。标本H3066:8,斜折沿，腹微鼓，沿下附一周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口径19厘米，底径11.5厘米，高28.5厘米。 (图六，8)标本H3066:16,缓折沿腹中部附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一周，口径26.5厘米，底径12.5厘米，高24.5厘米。(图六，12)

甑 标本H3087:3,泥质红褐陶，方唇，斜折沿，侈口，上腹近直，下腹内收，底近平，下腹到底带圆形蜂窝状算孔，折腹处向外凸起成棱状，沿下饰带按压痕的条带状附加堆纹，两侧附鸡冠状额，余皆素面，口径30.5厘米，底径约18厘米，高20厘米。(图七，3)

刻槽盆 夹粗砂陶，方唇，直口，唇面中部微内凹，腹呈弧形向内缓收成小平底，口沿一侧带流，器内壁有从底部中心向外侧与腹壁中部呈幅射状扩散的划纹性刻槽，器表除口外侧和近底部抹平外，余皆饰竖绳纹。标本H3087:2,灰陶，器表腹中部饰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两侧附鸡冠状鲸、口径24厘米，底径13厘米，高15厘米。(图七，2)标本H3066:21,灰陶，上腹内壁有一圈横向刻槽，腹外中部饰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两侧饰舌形额、口径28.5厘米，底径15厘米，高16厘米。(图七，1;图九，2)标本H3066:17,褐陶，器形很小，一侧附乳头状爨，口径12厘米，底径6.5厘米，高7厘米。(图七，10)

侈口深腹盆 标本H3066:26,泥质褐陶，圆唇，宽沿外折，侈口，微鼓腹，平底，素面磨光，带陶衣，口径26.4厘米，底径11.5厘米，高19厘米。(图七，6)敞口盆标本H3066:1,泥质灰陶圆唇，敞口，腹斜内收到底，平底，器表饰横篮纹，沿外和近底部抹平，腹中部附有带按压痕的附加堆纹一周，口径26.5厘米.底径12.5厘米，高11.5厘米。(图七，4)

杯 标本H3066:4,泥质橙陶，圆唇，喇叭状敞口，腹呈反弧形内收，平底，器表遍布因窑变形成的黑、橙相间的彩色花纹，口径6.5厘米，底径3.5厘米，高6厘米。(图七，7)

三、商代遗存

宁家坡遗址商代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时期、东周时期遗存一样只有零星发现，分布也没有规律。由此看来，宁家坡一带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后便再未作为人类长期的聚居地，即使偶尔有人栖此，规模也当很小，而且时间也太短。因此，我们只选择属于商代的H3126作为代表性遗存予以简略介绍。

H3126位于Ⅲ区中部。该坑形状不规则，平面形状为不规整的圆形，口径约3.5米，坑壁和坑底无明显分界，不同部位深浅不一，浅处仅0.4米，深处达1.2米；坑内填土为深灰色，质地松软。由于其打破三个属于庙底沟二期的灰坑，而且又位居仰韶时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因此，在本来就不多的出土遗物中还夹杂有前述两个时期的陶片。属于商代的陶器有鬲和圜底罐等。虽然数量少，器类也不全，但由于其特征鲜明，仍可以基本代表宁家坡遗址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时代特色。

鬲 均为夹砂陶，方唇，唇面内凹，斜外折沿，侈口，束颈，乳状三袋足略外撇，下附高实足根，裆部较高，颈部和实足根外表抹平，三足与腹部饰粗竖绳纹，裆部饰横绳纹。标本H3126:1,红褐陶，口径13.5厘米，高17.5厘米。 (图一O,2)标本H3126:2,灰陶，口径16厘米，高22.5厘米。(图九，5;图一O,3)标本H3126:4,灰陶，整体较瘦高，颈、腹交界处在绳纹上又饰两周凹弦纹，口径15厘米，高20.5厘米。(图一O,1)(c圜底罐标本H3126:3,丧砂灰陶：方唇，唇面内凹，沿斜折且带凹槽，侈口，束颈，圆鼓腹，圜底，沿外抹平不精细，腹、底部拍印粗绳纹，口径17厘米，高28厘米。(图九，6;图一O,4)

四、初步认识

经过长达四年的勘察、钻探和发掘，宁家坡遗址的田野发掘已全部结束，但是整个资料的系统整理工作刚刚开始。对这些遗存全面、深刻的认识仍需要认真细致的分析、归纳和研究，目前我们只能根据部分遗存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对仰韶文化时期遗存的几点认识

与宁家坡遗址早期相类的遗存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发现[3],但初步确认和相关资料的披露则始于1991年夏天调查发现的山西翼城枣园遗址。在此之后，侯马褚村5、陕西临潼零口和垣曲古城东关IV区发掘资料也先后公布，垣曲宁家坡遗址和豫西地区同类遗址的发掘，加深了我们对这类遗存的认识。1999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最初确认遗存性质的翼城枣园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8],找到了进一步分期的确切层位关系，用枣园文化替代此前“枣园H1遗存”称谓的条件已经成熟。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枣园文化的分布范围北到临汾盆地，南到豫西山区，东不越太行山，西部可能已进入渭水下游，陕晋豫交界地区当为该文化的中心地域，宁家坡遗址恰在此范围之内。依据枣园遗址的分期序列，宁家坡遗址H4019、H4041、H4090等单位代表的文化遗存属于该文化的较晚阶段，是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枣园文化诸遗存仍未公布碳十四测年数据。根据陶器的烧制技术、陶器的形制及其器类组合情况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以宁家坡遗址早期及古城东关IV区H40等单位为代表的枣园文化晚期阶段，大致与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文化早期同时，枣园文化的早期阶段要比半坡文化略早。如果我们仍以半坡文化中尖底瓶和鱼纹彩陶的出现作为仰韶时期的起点，那么，枣园文化的早期就应当在前仰韶时期的最晚阶段或前仰韶与仰韶时期过渡的临界点上。

以垣曲宁家坡仰韶早期、古城东关一期等遗存为代表的枣园文化晚期与人们熟知的半坡文化早期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除钵、盆等造型简单的器类在形制上有某些类

似外，即使二者均有发现的夹砂罐、蒜头壶等少数器物的器表装饰或整体造型也不同；而半坡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杯形口尖底瓶、彩陶尖底罐和器表装饰中常见的成熟彩陶、粗绳纹却不见于晋南、豫西地区，同时枣园文化很有特色的环状口小平底壶均不见于半坡文化。此外枣园文化与后岗一期、下王岗一期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当地前期文化与裴李岗、老官台等文化因素的汇聚[10],其发展去向是后来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

2.对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庙底沟二期文化长期被作为龙山文化早期的代表，至今仍有人持此观点。随着近年来陕晋豫地区这类遗存新资料的增加，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从尖底瓶和彩陶消失开始至陶鬲兴起为止的数百年间，在以陕、晋、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特色鲜明并长期繁荣，器类以鞭、釜灶、鼎、高圈足豆、夹砂深腹罐、小口高领罐、刻槽盆等为主要组合。它既不属于仰韶文化的范畴，也不能简单地划归龙山文化，是一个独立于二者之间的考古学文化[2]。宁家坡遗址H3066和H3087之间可能还有时间先后的差别，但其主要器类组合和质地、纹饰等特点表明它们均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遗存。因为全部资料的分期工作尚未结束，它们分别属于该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哪一阶段还不能确指。但是宁家坡距古城东关遗址很近，而且二者的文化内涵也类似，读者可将东关遗址这类遗存的分期作为参考[]。

空三足器的起源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百思不解的一个难题。近年来张忠培先生提出釜形鼎受东方的启示，诱发了中原釜形鞭延生的认识[]。若果真如此，首先取得突破的地域应当在晋、豫交界地区的黄河两岸一带，然后由此向四周传播和扩展。位于黄河之滨的宁家坡遗存应在研究此课题时占有一席之地。

庙底沟二期文化在晋、豫交界的黄河两岸一带兴起之后，中条山南麓地区长期保持着这一传统，并且稳定发展。然而与其仅一山之隔的临汾盆地却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的基础上发展为以陶寺遗址早期为代表的另一类型[15]。诚然它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基本范畴，但其文化内涵已综合了许多周边文化的精华。这一类型的迅速崛起使晋南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地域取得统领中原诸部族的核心地位。这种同一文化相邻地域间的区别、联系及其隐含的历史信息或可在宁家坡遗存与陶寺早期的比较研究中得到某种启示，进而为破译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重大课题有所助益。

3.对商代文化遗存的一点思考

宁家坡遗址商代文化遗存与二里头、东周时期遗存均不能说明当时这一区域的整体文化面貌，但其时代特征是明确的。H3126出土的鬲、圜底罐明显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存虽然较少，但其年代与西南仅几公里的垣曲商城的兴盛期应当同时[]。若对这一区域内城邑与普通聚落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考查，对研究垣曲商城的性质、作用等学术问题会有一定的帮助。宁家坡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课题，我们热切地期望通过对该遗址资料的系统整理能为这些课题的诠释提供尽量充分的依据。

(先后参加宁家坡遗址发掘、整理工作的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宋建忠、薛新民、王小毅、牛秀平、冀保金、李全贵、宋文兵、张东兵、孙先徒、贺利昌、梁苏红、张雪梅、石忠和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教师胡建、金瑞国及93级全体同学。绘图孙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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