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 | “国”史琐议（下）

◎刘志基

既然可以确定殷商无“国”，不妨再回过头来端详西周的“国”。不难发现，“或”虽可读“国”，但与当下我们所说的“国”也是不尽相同的。为此我们不妨先聊聊“何尊”中的“中国”。

近年央视播出过一部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全新视角认识中华文化。第14集名为《何尊：这里有中国》，主题介绍词为：“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10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作：中国。”这种解读，似乎颇为高大上，但或许会令人们对这个所谓最早“中国”的认识与历史真实发生一些偏离。

何尊铭文大意为：偏居西部地区的周人，灭了占据广大中部地区的殷，为了方便统治所辖疆域，所以才迁都位于疆域中部的成周（河南洛阳）。因而这个“中或（国）”就是“中部区域”的意思，其中之“或（国）”，其实是“区域”义。而“域”，在《说文解字》里正是“或”的“或体”，也就是说：“或”本来就是“域”。而“域”晚出，则表明它是从“或”字分化出来的后起字。

某个区域，往往是某个国族政权的所在，于是邦国政体与自然区域之概念有时浑然难别，因此西周铭文中的“或（国）”，有些也难以区分它在上述两者中的归属。而这种混沌状态，显然是真正之“国”得以诞生的温床。到西周中期的金文里，“或”的某些出现，就只能理解为“国家”了。比如毛公鼎的“乃唯是丧我或（国）”。可以说，这个“我国”，才真的是说“我的国”。

然而，即使有此华丽转身，那时的“国”依然不能与今日的“国”相提并论。因为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西周金文对于“国家”这个概念的表达，主要是用“邦”而不是“国”。在整个西周金文里，表示“国家”的“邦”出现次数达到三位数，而“或（国）”的出现只有个位数。“国”和“邦”同时共存，一定是有所分工的，《周礼·天官·太宰》“以佐王治邦国”郑玄注：“大曰邦，小曰国。”

“国”的“小”的内涵，在《老子》“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里有所体现：国可以小到鸡犬之声在两个相邻之国的全境中被相闻。都是有下民被治理，有土地被统辖的政体，谁愿意被叫小了呢？这或许就是“邦”大行其道而“国”偶尔一见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在西周以后一直到秦代的出土文献材料里，始终没啥变化。而此情势的逆转，实拜汉高祖刘邦所赐。因为避讳，刘邦一旦黄袍加身，就没人敢随便用这个“邦”字了。比如在张家山汉简里，只有“国”而不见“邦”。“国”从此确定了其表达“国家”概念的主流地位。而战国乃至战国前出土文献中一些以“邦”组成的词语也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变成以“国”组合的词语：“邦家”变成“国家”，“相邦”变成“相国”，“邦人”变成“国人”，“邦君”变成“国君”。显然，这些文献在历代传抄的过程中，受到了“邦”字避讳的影响。

纵观上述“国”之史，不难得到这样的认知：其实纠结于“国”乃至“中国”这个字词是不是更早出现，并无实际意义。就历史文化资源积累而言，我们是无与伦比的世家，有家财万贯之实，又何必争一虚名的短长。当今之我的“国”，未必让先人与今人同名才好，我们曾经称“邦”，甚至称“我”，不是更显示了历史传承的绚烂多彩吗？而还原历史的真实，更可彰显文明古国的风范和文化实力。反之，含糊其辞的弄巧以模糊历史真实，其实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露了怯，非但不能让我的“国”更厉害，还可能授人以无端贬低、抹黑之话柄。当然，这个道理的适用性，并不限于咬文嚼字的范畴。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0年第9期《说文解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