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电影形态的恰当意识承载——评《芭比》
《芭比》是女性导演格雷塔·葛韦格独立执导的第三部长片，同时也是其迄今为止最为商业化的电影作品。在迈入到工业化的商业电影制作、大制片公司的利益考量与拍摄主体公司形象的多方限制掣肘中时，葛韦格在《芭比》里灵活地将个人表达融合进当下的时代语境与常规的电影元素流程，以极为清醒的态度与嘲讽玩闹的语气在保证满足娱乐的同时，在看似全面拥抱观众的“娱乐低姿态”里促使部分观众能够进入到即便只是1.0的女性主义讨论语境，为社会开辟出了一块能够被直面且具有足够意义的公共讨论空间。 作为极具精英主义气息的纽约创作团体中的一分子，格雷塔·葛韦格与其男友诺亚·鲍姆巴赫曾经一直以充满着独立电影精神的姿态示人，但在其逐渐开始拥抱以奥斯卡为主的北美主流电影人圈层时，他们所创作的影片也都开始随之慢慢发生变化。但本文在这里并非对这种姿态的转变做以贬斥，其实恰恰是葛韦格与鲍姆巴赫在转入主流电影制作中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思考，并以相对聪明“圆滑”的方式将之熟练地融入进能够被主流大众所接受的叙事框架流程之中。而他们带来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恰恰补足了大部分工业化制作范畴内的导演这方面的不足，这些要素的达成都让《芭比》能够在口碑和商业得到巨大成功，同时其的这些成功并不像《战狼》、《唐人街探案》等影片的成功那样会带来某些令人窒息的负面效果。 《芭比》首先绝对是足够娱乐化、喜剧化的作品，它在画面与内容上敞开拥抱了商业制作的浮华缭乱，影片绚丽的色彩、简单的台词、演员如同出演儿童剧一般低幼到痴傻的演出都在不断将这部影片的门槛拉低。但这种看似将影片涂抹得不容观众带着一丝严肃、统一的标准来看待影片的处理方法，其实也是创作者进行表达的深思熟虑的一环。所有看似轻浮的外表都在极力将一种人造的虚假物质堆积在观众眼前，这里的虚假指的是在影片的现实语境中，物质只是摆设与装饰，其并不真正发挥自己所能承担的某种现实作用与意义，就像韦斯·安德森的影片一样，当《芭比》中那些虚假的物质已经开始放弃掩盖自己的缺陷并在时刻宣告自己的虚假时，作者的处理意识就浮现出来了。“芭比IP”所竭力营造的美好的粉红梦幻世界恰恰因为它的完美与不可及而成为一种标杆，其让不完美成为了一种缺陷，葛韦格让角色沉迷于自己一开始就沉浸于其中的虚假的表演空间，虚假的芭比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对撞也让现实中的那些体制现形，影片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对“芭比”产品本身进行了某种嘲讽，芭比的玩具制作公司美泰甚至直接在影片中成为被嘲讽的反面角色直接出现在影片中扩充影片表意。 影片关于性别意识的核心表达更是完全紧紧围绕着影片的文本设置，影片最大的矛盾冲突并非来自于芭比进入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造成的影响，而是肯将“父权制”带入芭比世界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危机。传统的“拯救世界”的戏码并非完全通过一种暴力式肉体对抗毁灭来完成，而是通过所有那些男性对于自己“男性魅力”释放的时刻来达成反制手段，葛韦格用极度夸张的方式让男性之间处于一种过家家式的对抗，瑞恩·高斯令显然也明白其角色所需输出的表意，他深谙一种“男性气概”的可笑所在，于是恰好在虚假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种气概的浮夸，他甚至还在双手于胸前比拳的动作中揶揄了其参演的《亡命驾驶》、《唯神能恕》等影片的导演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NWR在现实中所表现出的自恋气息和其作品中的直男属性让他在《芭比》中成为了一种被嘲讽的男性符号。在这里，对于现象的揭露、性别意识的表达与表面剧作矛盾的解决达成了一致，它让影片的快感与幽默喜剧效果来源于影片的严肃输出表达，它让两者在一个动作中共同被推进、展现和完成闭环。 同时，作为女性导演，葛韦格并未将表达止步于用一种反差和距离感来凸显现实世界中女性所处位置的不合理，而是同样考察了肯在设定中被设定的不公位置。在《芭比》的结尾，葛韦格故意让芭比打扮成一副职场人的衣着，在她紧张的神情中，现实世界中的角色也对她充满着鼓励，当她们的车停在了一家华丽的办公大厦楼下时，观众理所当然地被这样的呈现诱导至以为芭比是要去面试工作或是已经要去上班，而事实结果是芭比是要去看妇科医生——要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如此开端与过程的“刻板印象”诱导中，观众被葛韦格用这种方式指出自己仍处于一种女性平权追求的初始认知阶段。她所给出的理想答案是女性需要的是自由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喜欢做的事，一种对自由的实践成为每个人该有的理想状态。 但影片整体的问题也在于其的部分观点输出方式并不高明，依靠“梅丽尔·斯特里普”式表演的个人金句激情演讲来输出观点的方式不由分说地将一连串直接的并带有同质性的话语堆在观众面前，这种积聚起势煽动起片刻的情绪，但充满了说教意味。而这种“教育”、“建议”、“唤醒他人”的方式又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又落入到了一些恰恰就是被其所批判的男性“好为人师”行为的陷阱里。 在影片之外，《芭比》并不激进的性别意识表达却遭到了诸多男性的攻击。在一部影片中，男性那些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但却被潜在地推崇的“男性魅力”被扒出，成为嘲讽的对象。这突破了仅处于可见层面的对女性不公待遇现象的关注，它让那些看似并非在性别公平层面的压制与歧视也变得可见。最终，男性对这些作为事实的揭露与冒犯就大发雷霆的现象恰恰也印证了电影这种展示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