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盛衰與幾個切入面向 讀書札記

走向近代的皇帝制度以及侷限
分別從《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與《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討論走向近代的皇帝制度以及侷限的問題,希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閱讀元書籍時,想想皇帝制度被後強化的過程下,是哪些的力量被剪除,又是哪些群體的力量被增強,以及作為異族入住中原對於漢地的影響有哪些?
《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摘要
本书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运用《雍正朱批谕旨》等材料,构筑雍正时期的几个重要问题,共分七章分别论述;第二部分〈《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是宫崎市定的学生砺波护添加上去,如题目讲述该史料的细节、形成脉络与作者本人的渊源。回到第一部分,首章〈懊恼的老皇帝〉以康熙视角看待他晚年时的废太子案及其后续影响,如诸皇子储位之争的家庭矛盾,接着是〈变成猪,变成狗〉讲述雍正即帝位如何处理兄弟以巩固权力,如透过打压八、九阿哥的势力,将两人削除宗室身分,或重用十三阿哥。在独裁政治之下兄弟关系也变成天子赋予的角色;延续前章的打压兄弟,在〈对基督教的誓言〉中,则是牵扯到八阿哥,同时又信仰基督教的满洲贵族苏奴家族。雍正对该家族的惩罚,除了政治因素外,也有着宗教信仰因素,但或许是关于满洲人群的考量,并未对其彻底迫害。接下来的两章〈天命的自觉〉、〈总督「三只鸟」〉分别讲述雍正帝的勤政并将天下为己任,与透过密探政治整顿圣祖遗留的官僚组织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如总督等地方长官,推动地方政策上的各种改革,再次〈忠义超越民族〉讲述文字狱与华夷观念,以及西北战事的人才运用,以及军需房的建制。经由前面六章逐渐铺陈作者的问题意识,即终章独裁政治的界限,作者认为身受汉文化因素影响的雍正帝,他的预想中官僚制度理应是被驱使的道具,他也在独裁统治上远超于以往的汉人君王,但却受限于庞大的疆域,政治力无法完全渗透地方。也因其自身的理想性使专制君主的统治,得以善意的「恶意政治」存续民众心中。
作者介紹
宮崎市定,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日本漢學家,專攻東洋史,是京都學派史學第二代巨擘和集大成者。當時的京都學派將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即承認其歷史發展的主體性,據中國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來認識和理解中國;此外宮崎市定也在文獻與其所反映之事實為基礎,以及對歷史大人物的探究,發展自己的史學方法,即透過多種文獻的排比考證,觀察複雜的人性。此外,他也具宏闊的視野,能從上下古今通盤考察中國歷史的走向。宮崎也是漢學界的多面手,舉凡文化、政治、經濟等領域研究均有創見並對學界影響深遠。著有《宮崎市定人物論》、《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科舉史》、《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宮崎市定中國史》等著作頗豐。

《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摘要[1]
本書共分十章,主要使用硃批奏摺、奏摺錄副、上諭檔等宮中檔案,以及清代社會的二手研究。在前八章中串連各檔案的案例,講述清乾隆三十三年在江南地區爆發叫魂案的背景與始末,以及民眾、官員與皇帝的回應,後兩章則是以政治學分析叫魂案在清帝國官僚運作的機制。叫魂案是在人口增加後大量流動,以及底層百姓生存壓力大的「盛世」背景下,因為基層社會發生幾場衝突而產生,如農夫沈一良委託石匠吳東明為他施展叫魂,那是一種能夠奪人精氣,使人生病、死亡的法術;蕭山事件中因剪辮嫌疑跟居民起衝突,且被捕快蓄意栽贓的游方僧等等。再加上牽扯頭髮這個清統治的敏感議題,以及民間對妖術的恐懼想像與對外地陌生人的恐懼,進而使本案成為襲捲皇帝、官僚與民眾的叫魂案。然而在以訊息控制為基礎的官僚責任制度中,各省的清剿成效成為乾隆與各省督撫之間的較量:底層官員或因達成皇帝指派的清剿任務而獲得晉升;或因清剿不利而被制裁。同時親信大臣若辦事不力則使皇帝與之信任關係鬆動。伴隨妖術案自江南地區向華北蔓延,皇帝將之看作是自帝國威脅的濫觴,並開始對未發生妖叫魂案省分提出警告。軍機處在此三個月內成為乾隆清剿妖術案的工具。官僚們竭盡力氣在完成皇帝的命令,即使嫌疑犯冥頑不化絕口不答應。與此同時民間出現誣告的現象,而之前逮捕的叫魂案犯來到北京受審,但彼此矛盾的供詞讓官員們無所適從。最終在軍機處大臣認定整場案件為冤案,並決定說服身為原告的乾隆,使得乾隆與官僚機器算總帳。第九章政治罪與官僚君主制,作者在此提出對於常規權力與專制權力的理解方式,作為政治罪的叫魂案爆發,反映出長期存在的結構特點,皇帝將官員失職歸咎於怠惰、江南習氣,並以叫魂案衝擊常規權力運作的僵化;官員們則以官僚機器的效率對皇帝特殊的專制行為作出制約,形成一種官僚君主制。在終章主題和變奏中,在不同人群的都有自己的經驗世界最終彙聚成這場叫魂案。對於妖術皇帝面對政治行為受挫、官場風氣敗壞的現實,或滿族文化喪失的虛幻;民眾則在其中得到擁有權力的幻覺,並以此挾怨報復;官僚則運用體制抑制皇帝超常行為。
作者介紹
孔復禮,或作孔飛力(Philip Kuhn)[2]是美國和西方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的大家,他於1964年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孔複禮在學術譜系上雖師從費正清與史華慈,但與費正清、史華慈與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國學研究者「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不同的是,以孔復禮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轉向一種更加真正以「中國為中心的史學」,從中國的發展歷程與傳統資源的脈絡來看近代史的發展,而非將之割裂,以一種博物館化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並將她對於西方的反應視為一種條件反射的結果。在他近五十年的學術生涯共出版四本書,《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華人在他鄉》,以及本此討論的專書《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
問題與討論:
由於本次讨论的主题是「走向近代的皇帝制度以及侷限」,从宫崎市定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中可以看见皇帝制度的权力自宋代以来逐渐增强,到了清代甚至是颠峰,尤其是宫崎将特意书写康熙末年太子党争议与雍正即位后的铲除诸宗室亲王,从中可见雍正一改康熙时期寡头政治各局,使之逐步迈向独裁政治,这点体现在本书所关怀的各个章节的议题之中,不论是透过地方官员推动帝国积弊的改革,还是利用文字狱剷除异己,或用出版《大义觉迷录》反驳文人曾静对他指控,并宣讲自己的理想蓝图。然而这样的独裁政治的意志却不能够渗透到国家中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其仍然会受到中国广袤领土的影响而被减弱。而在另一份文本孔复礼的《叫魂:干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则是刻划出惊动全国的叫魂案是如何自下而上的影响皇帝的决策,又因对于官员办事不力的怀疑,进而缉捕案的要求从上到下又影响到百姓,直至冤假错案频发官员向上回报实情后,干隆愿意停止此案的追查,这场恐慌才消失。回到这两份文本都环绕跟本周主题相关的内容,即通讯系统的再建制与使用,或许就可以发现近代皇帝制度的侷限,即使奏折能够可以使得皇权渗透到每一个官员之上,但由于地理空间、笨重的官僚机构组织等因素,却会反过来限制皇帝的野心意图,比如叫魂案后续的发展就是使政治案件逐渐进入行政体系来运作。
因为前文所述的局限,即以陆地为中心的行政通讯制度,使得清政府无法将皇权向海外延伸,是否也是间接导致海外华人基本上不受政府控制的原因?即使有台湾的案例存在,但也出现后世认为消极治台的印象[3]。此外,从《清帝国到老大》中的第一章〈盛世〉中关于帝制晚期社会的治理章节来看,庞大的人口增长与没有几乎扩大的行政体系,为了维持统治稳定,则必须使用忠孝等价值观约束百姓,如若不能则变成暴力的镇压,这样的暴力也成为皇权专制的直接象征,但如果从叫魂案(剪辫带来的反满政治意涵)的处理来看,这类反叛案件要如何成为日常行政处理,则需要再评估实际况,或是得用其他角度来理解;抑或是此时的官僚机构又该如何应对,在制度设计上与皇帝个人意志的执行有多大关联,还能出现如曾静案的奇料理吗?还是各地案件成为固定的叛乱格式被呈报上级,导致地方的矛盾有多大程度被单纯简化成叛乱?
除此之外,清代的皇帝制度使得族群的因素进入中国历史的讨论当中,清代皇帝不论前文的雍正帝,还是干隆帝都要面对,在族群之中掌握彼此平衡的问题,毕竟满洲并非依血缘形成的天然族群,还需要其他能够凝聚的要素才能维持统治团的力量。雍正选择与满洲贵冑抵抗,并且使用汉人的天命逻辑来统治中国;而干隆则是强化满洲的认同,再造传统的方式,又同时让汉人自己觉得与满人无异,而满人又须有自己的凝聚力,才能使国家运作保持平衡。回到族群议题,因为中国的在清朝成为多民族国家,而皇帝巧妙运用各种身分周旋于各族群之间,使之成为所谓满洲首领、蒙古旗主、文殊菩萨、汉人的皇帝、天下的共主等等。

[1] 本文修改自筆者於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4879856?spm_id_from=333.999.0.0
[2] 參考 陳熙遠,〈妖術與治術《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的一種讀法〉,收入葉高樹主編《歷史經典導讀》,頁46-48。
[3] 學界對此說法多有批評,但為了行文有邏輯故意刪除相關細節與去脈絡化。相關研究可參閱施添福、邵式柏、柯志明等相關研究。

清朝中葉的危機1800-1900
本題目則透過林滿紅,〈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十九世紀的經驗〉,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現象〉,以及梅爾清教授的《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的暴力、失序與死亡》第四章〈骨與肉〉,從經濟、文化、戰爭層面來看清代中葉發生的種種危機。
林滿紅,〈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十九世紀的經驗〉
本文主要回答學界對明清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關聯性問題,基於長時段的糧價與貨幣統計的研究成果,並透過世界貨幣經濟蕭條與復甦的脈絡,來討論其與清中葉發生的白銀危機始末的關聯,並使用時人對於社會情況評論,討論經濟如何從影響從民眾生活至國家興亡等層面。首先是時代脈絡,受到世界銀荒的影響,歐洲使用白銀購買茶絲等商品購買力下降,使得流入清朝的白銀減少,世界進入經濟蕭條,並導致歐洲商人改販售鴉片以換取逆差,進而導致白銀大量外流;同時又遇國內製錢產業衰退,導致銀貴錢賤問題加劇。接著受到以上因素導致社會衝突加劇,商業蕭條、百姓失業,百姓因銀貴錢賤導致賦稅負擔增加,地方官或選擇減稅平息矛盾,或照額收取產生民變;同時以上條件也波及到清政府本身,財政困頓與官僚組織因缺乏俸祿,而怠慢公務或滋生腐敗;在此情況下又遇到太平天國之亂、捻亂等戰爭,耗資巨大,但此時的清政府沒有崩潰,反而因為世界經濟復甦,使得外國白銀流入中國,導致清王朝在同治時中興,最後以此本文的案例來看世界經濟格局確實會影響朝代政治社會的起伏。
作者介紹
林滿紅教授[1],擅長領域為台灣史、經濟史、清史以及史學理論。在修讀碩士期間,受何炳隸教授《明清社會史論》影響,試圖以計量研究方式,分析清代台灣的士紳與社會流動,並深入探討霧峰林家與台灣的樟腦專賣權的問題,再受到師丈(經濟學家梁啟源教授)建議後,改採用經濟學角度來看到問題,最後完成碩論《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在師大就讀博士時,將研究範圍由清代台灣拓展到清代的中國,林教授又受到台灣當時一批經濟史學者王業健、侯繼明、劉翠溶,使林教授當時的研究成果偏向經濟史研究。哈佛攻讀博士時,被專長社會思想史的孔復禮教授收為學生,使得林教授原先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多了入整個思想文化層面,並成為日後林老師的取徑。著有專書《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及其他中外文論文 70 餘篇。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現象〉[2]
本章節主要討論過往的文字獄研究中較沒有注意到部分,即除了公開禁止對思想箝制之外,文字獄本身形成的政治壓力,猶如毛細管作用一樣滲透對各個社會層面,使各種人群從皇族到百姓都產生自我禁抑、自我審查的現象。作者首先從關於康乾文字獄案、禁書案等的相關研究,尤其是乾隆對於文化與知識詮釋權的壟斷來看,盛清的社會彌漫一股忌諱風氣,使得人們在文化事業上選擇自我檢討、壓抑,並燒毀塗改所藏禁書,以免觸碰到法律的邊緣,官方禁抑的影響被民間自發性的放大並滲透到各處。然而前述的歷史現象往往是難以察覺,為了捕捉到自我壓抑細節,作者選擇從「書籍」的生命歷程中的各個環節,所遇到的人,如作者、讀者、書商、藏書家等,以考察他們自我禁抑的現象,舉凡作者寫作時的選字,出版業的鏟版與不出版封禁人物的相關文集,還是讀者或藏書家的自我刪竄,將書籍挖空塗改,或用暗語替代敏感字詞等。總而言之,清政府對文化領域的箝制,進而導致民間的想像力,愈發偏向政府要求人們去想的方向;新知識、文化的發展與公共空間萎縮;知識分子政治批判意識減弱。最後從作者在本文的結論之一來看,即無主體性的文化在清代又被加強:民間文化如果在政治不介入因素,是能夠發展出絢麗的文化成就,一旦國家干涉文化活動,其必然得依附於政治,進而使得公共意見、民間社會、士大夫的意見難以成為制衡政府的力量。而且這樣政治介入文化的本也是私性的,及政治領域私人化,因為個人對於政治本身的恐懼,不必經由官方主動出手就內化在個人行為,士人對於各式議題的意見被自我迫隱匿起來。
作者介紹
王汎森教授[3][4],臺大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興趣從明清到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和史學史。著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臺大求學期間,深為陳寅恪、錢穆、唐長孺等學者著作啟發,對先秦到戰國及魏晉南北朝史感興趣;同時王教授與鄭欽仁、李永熾老師非常親近,一直想研究漢魏晉南北朝思想史問題,所以經常向鄭老師借這類的書,也在此時接觸到余英時教授的著作,才真正投入思想史研究。攻讀博士學位時師從研究思想史的余英時教授,王教授也在思想史上建樹頗豐,比方說他強調研究每一個時代的思想,要注意各種思潮互相競爭的現象,以免直接將思想脈絡歸納為一條主流,反而忽視當時還有許多互相競爭的論述。近年將研究領域延伸到中國「新傳統時代」,從宋代以降理學思想政治意涵問題。

〈骨與肉〉[5]
本章從主要環繞著太平天國內戰期間與戰後的屍體,透過目擊者的作品,如張光烈《辛酉集》、余治的《江南鐵淚圖》、金長福的日記等,探討大量屍體產生後對於個人在社會與國家秩序,甚至宇宙觀的衝擊,人們該如何面對戰亂下的吃人行為,又該如何理解屍體的意義,以及在物質與政治意義上處理並安置屍體。首先回憶錄中平鋪直敘的人肉販賣,以及描述人肉市場,就代表吃人不再只是文學比喻,而是代表人們在面對社會秩序與倫常、道德崩壞時真實的絕望。同時相較於任人宰割的屍體,在戰亂時奇蹟般完好無缺的屍體,則能象徵死者達到王朝對於貞孝忠等美德的標準,因此能夠完好無缺,並且能夠受王朝表彰與後人祭祀。然而不同於面目如生的屍體,戰爭帶來更多的是黃茅白骨、屍橫遍野的景象,大量的無名死屍成為江南地區變成死亡之地的標誌,此地無人統治並為他者的象徵。為了應對前述情況,江南地區的百姓、慈善機構或官方也開始一系列的屍體安處措施,從萬人塚的設立到官方為地方統治的正當性,即透過立碑與祀典使死者們成為忠義之民,以掩蓋清軍帶來的破壞;再到慈善機構與官方偕同重建社會秩序與紀念死者。
作者介紹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6][7],美國斯坦福大學史學博士,現為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大學時就讀耶魯大學,並受到史景遷影響開始對中國史的興趣。在完成博士論文《清初揚州文化》後,偶然閱讀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揚州地方志,書中記載許多的建物都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毀壞後重建,以及許多人的死亡,這點也讓梅教授發現當時關於平天國的研究都著重在大人物之上,常民之死反而不受重視,因此教授將視野放在戰爭之下當時人們具體的情感與生命經驗上,討論關於個人與國家、記憶與紀念活動等問題。

問題與討論:
本段選文分別從經濟、士大夫、一場動亂,三個面向來看待清朝中期的危機1800-1900),首先從經濟來看受到世界經濟蕭條影響,世界白銀供應減少,洋人使用鴉片以彌平貿易逆差,進而導致清朝的白銀的大量外流,以及國內銅礦產量減低,使得銀貴錢賤的貨幣問題加劇,進而導致社會動亂,在此過程中清帝國嘗試的使用以往的思想資源,如歷史、今古文經對於經濟問題解決方案來面對此問題,此部分於林教授的專書銀線有更深入的描述,在此先不展開。但經濟問題不只會影響到政府決策,而是深入到民間基層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而導致社會動亂加劇;而在王汎森的文章當中,我們則能看到受到文字獄的政治壓力影響,民間的文化創造力反而被壓抑,知識分子面對國家的公共議題時,往往會選擇隱匿自己的批判意見,以明哲保身,這樣的氛圍則營造出一片社會河清海晏的假象,導致統治者渾然不覺於社會內部的暗流湧動,以及外部世界的風雲變幻,一如下一篇文章所提在十九世紀中葉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就是在西力東漸與內部矛盾雙重因素之下產生的一場戰爭,而這場戰爭的平定與帶來的破壞極為嚴重,尤其是重創當時的文化中心江南地區。而我們在梅爾清教授的文章來看,戰爭衝擊了社會原有的價值觀與社會秩序,大量的屍體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文化箝制時期的所被強化忠義觀念,這樣的思想資源成為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最基本的共識,或是底層價值觀,透過對於死傷者的忠義敘事重新建立雙方的連結;再加上國際經濟狀況逐漸復甦,白銀回流中國的外緣條件,在此兩個條件下才能使社會逐漸回復到原有的秩序與生產,進而使清帝國暫時度過王朝滅亡的危機,並延續國祚五十餘年。
而在《從清帝國到老大》的第二、三章,則從更宏觀的社會、經濟、環境等多重因素來看待中華世界秩序的重整,以及晚清的困境,如果依照作者的看法,上述文章與清帝國的危機之間的關聯,或許可以看到作者在該章提及所謂「危機」,其實包含全球性的因素導致,尤其是在武器技術更新、環境愈發難以生存等大背景下,而當時能夠克服此問題的諸多帝國,往往需要經過設立重新動員國家內部經濟資源與人力資源的制度,然而清帝國只能透過舊有的制度慣性苟延殘喘,而當時的經濟制度無法將發展成果帶來的財富擴及民間,只能留於官商等階級。最終導致她在面對新危機時失敗了,即使她能夠在維持國家基本運轉與崩潰之間取得恐怖平衡,並在太平天國起義後延續國祚五十餘年。以上幾個面向或許就是前一段中為何清帝國面對社會重建只能使用傳統價值觀來修補社會;面對經濟危機只能透過量入為出等方式,做出輕微的市場調節,以及等待全球因素的影響力減弱,才有辦法迴光返照,而非透過有效掌控貨幣經濟;這也是為甚麼即使是文化箝制在十九世紀不再如此強硬,知識分子能夠學習西方知識與技術的情況下,也難以迫使清帝國固化的統治結構往現代化轉型,但同時也是在這些知識分子的努力下,為後來的革命打好了新式思想的基礎。此部分或於下週討論。
註釋
[1] 參考,倪孟安、黃咨玄、劉威志整理報導,〈學人專訪:林滿紅博士〉,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06/interview-lin.htm,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2022年3月17日檢索)
[2]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2014),頁395-502。
[3] 參吳佩瑾、倪孟安〈專訪王汎森教授〉,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128,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2022年3月17日檢索)
[4] 王汎森,〈偶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805-international-yu-ying-shih/,端傳媒,(2022年3月18日檢索)
[5] 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蕭琪、蔡松穎譯,《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臺北:衛城出版社,2020),頁168-215。
[6] 參考 採訪人 姜異新,〈歷史研究中的“文體”和“問題”——梅爾清訪談錄〉,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5223,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2022年3月19日檢索)
[7] 同註5,黃克武、蔣竹山教授關於本書導讀,頁17-32。

後記
我竟然寫完了?? 雖然還剩下孔教授的華人在他鄉,不過之後應該很快就搞定了
總計八千三百多個字 更正可能已經超過9000字了,不得不說我這學期,書寫量直線暴增 。尤其是每週都要趕碩班的報告,累爆了。不過很開心。
晚一點還要去公館站搬滿文寄信檔,昨天拜託Awan的事情搞定。
然後台北真的不太適合騎腳踏車,至少在商業區是這樣,雖然無數據四處漫遊真的很好玩,不過還是城南比較適合我這種步調比較慢的人
不然昨夜根本就是在跟汽機車搶道(⸝⸝≖д ≖⸝⸝)
我好想花一個週末漫步在台北城南的城區呀(*¯︶¯*)
累哇歷史
2022-3-19 台北城南宿舍 無雨的大晴天
2022-5-3 台北城南宿舍 微雨一天 做一點小修改 性別史的部分我先弄完一點了
2022-5-11 台北城南宿舍 梅雨 夏日可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