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
UP声明：本篇文章纯粹只是谈论历史，无任何倾向，不喜勿喷，谢谢，勿忘国耻。
1931年的一天，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脸色，是非常得意的。
倒不是因为他官运亨通，虽然他后来当上了日本陆军中将，但是在1931年，他的军衔还只是中佐。
石原莞尔的观点，是这样的：代表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美国，在未来难免会为抢夺世界霸权而决一死战，而在此之前，日本需要的就是夺取中国的东北，以此作为日后的扩张基地和补给基地。
这种“自己家里没有，就要强占人家”的强盗逻辑，对于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而言，早就不算新鲜，但是这样的老调重弹之所以受到追捧，还是和1931年的日本国情有关。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不管从哪个方面，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在当时确实走在了亚洲的最前面。
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日本尝到了巨大的苦头——到了1931年，日本撑不住了：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近50%，国际收入出现巨额赤字，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大批中小型企业破产，失业人口接近400万。
美国选择了罗斯福，开始了“罗斯福新政”，而日本选择了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开始扶持以三菱、川崎等为代表的大批企业转向军火制造，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谋求高额利润。
当然了，在军事膨胀之后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宣泄口”的……
石原莞尔的观点，说白了就只是给原本就下定决心的日本人，又打了一针鸡血罢了。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中卫河本末守的面色有一些紧张。
但是他也许不会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将改变历史。
那天晚上，他带着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黄色炸药，全部埋在了南满铁路的铁轨下方。
42包炸药，本来不足以让历史记住河本末守的名字，可是他埋炸药的地方，是中国沈阳的北大营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条湖——北大营是当时东北军的驻地。
10点30分，这42包炸药被准时引爆。
这次爆炸其实并没有引起什么损失，据说在爆炸之后的20分钟，还有一列列车安然无恙的开地过去。
不过这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了。
随着爆炸的巨响，早就在4公里外等候多时的川岛正大尉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军第七女的攻击命令。
11点46分，爆炸发生一个多小时之后，驻扎在沈阳的土肥原贤二给驻扎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后发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电报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第二封电报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中。
满满的谎言呐！！！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立刻下令迅速集结，“惩罚”中国军队（完全就是个借口），占领东北三省！（这才是这帮人真正想干的事情，丑恶至极）。
震惊中外的 “9·18”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那天晚上，东北少帅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实不光是张学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忙着给自己的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将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代替管理黑龙江的是他儿子；另一个副司令长官，吉林省主席张作向奔父丧回锦州了。
去梅兰芳后来回忆，在他演到赵女金殿装疯的那一段时，看到有人走进了包厢，对张学良耳语了几句，然后张学良就迅速起身离开了包厢。
看来他是真的急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了解了一圈情况，然后立刻给参谋长荣臻下达了一道命令。
此时的沈阳，在日军开始攻击之后，东北边防军地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然后就接到了荣臻的电话，在电话里，荣臻传达了张学良刚才从北平的命令，宣称是绝对死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道命令实在是无法让人理解。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全部向沈阳进军，驻扎在沈阳各个要塞和机构的东北军全部奉命不战而退，全部缴械。
9月19日早上7点左右，在“9·18”事变发生9个小时之后，东北军一枪不发，沈阳沦陷。
且看一组令中国人痛心的数字：在东北军撤退之后，仅沈阳兵工厂就被搅和了15万支步枪、手枪6万支、重炮和野战炮250余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还有张学良多年苦心经营购买来的各种作战飞机260余架，其他经济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
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为1万人左右，非正规军1万人，警察为3000人，共计23000人，而东北军作为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阀派系，一共有30万人，除了10万人被调进关内，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军队有20万人，尤其是当时攻击北大营东北军的关东军一共只有650人左右，而北大营内的东北军有1200人。
在一周后的时间里，2万名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三省行，面对不抵抗的东北军，他们兵不血刃地占领了30多个城市。
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这样沦陷了。
1936年，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张学良不惜搞出“西安事变”来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但是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他，就这样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张作霖一辈子辛苦打造的企业，轻松败光了。
张学良当时为什么选择不抵抗？在后来接受华人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采访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
当然，当时也有不少人说，“不抵抗”的罪名不应该让张学良一个人来背。
那一天晚上，蒋介石脸上的神色十分淡定，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9月18日晚上，蒋介石正在开往江西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事变的消息是在蒋介石9月19日抵达户口后才知道的。
当时的蒋介石马上就给张学良拍去了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总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电文可以看出，蒋介石完全不清楚当时的东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希望张学良可以打破“中国军队拆毁铁路”的谣言。
所以说是蒋介石让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蒋介石确实给过张学良明确指示：避免冲突，不要给日本人任何把柄——只不过张学良把这句话给“升华”了——对方都主动进攻了，他却依旧要“避免冲突”，对方还需要什么把柄吗？
事情发展到9月18日晚上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超出蒋介石控制的范围了。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虽然宣布“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但东北军军事、经济、政治均高度自制，蒋介石顶多有一个“建议权”，而这一点从1931年12月的锦州就可以看得出来——日军主力开始围攻锦州，蒋介石多次致电张学良，于公于私都希望他可以积极防守，结果张学良撤退了。
所以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承认得很坦诚：“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但蒋介石又很矛盾。
就在“9·18”事变七个月之前，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的内容不是怎么样去收复东北，还是去那句大家后来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内”。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在各种各样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一拖再拖，能拖就拖，首先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蒋介石和张学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后对日本人所采取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忍让。
如果不忍让会怎么样呢？
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估计，日本会就此找到借口，不断增加兵力，最后全面入侵中国。
忍让了又产生了什么后果？
1932年，日本人“请”出了溥仪，成立所谓的“伪满洲国”，企图坐实侵占东北的事实。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并攻击长城各个隘口，后来又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中国军队被规定只能待在长城以南，等于变相承认不会去收复沦陷的热河和东北三省。
1934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指使下成立“满洲帝国”。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宋哲元等人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1936年，日本和伪冀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驻冀察两省。
在日本的支持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
1937年，卢沟桥传来了全面抗战的枪声，反而无耻地觉得自己“忍让”了6年的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一头注定要作恶的狼，所做的一切忍让，只不过是给它磨牙的时间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