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由分封改为郡县，西方由封建制转向自由平等，是历史的进步吗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本篇是百越文明演进史的后记。
我们来探讨一下，华夏由分封制向郡县制演化，欧洲由封建制向民主制度演化，是历史的进步吗？
首先申明，个人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视频开头先明确一下，以上都是文明史上的伟大进步！
那么既然如此，这篇后记的意义何在？
一、扩张性
本系列视频的第七篇和第十一篇，我曾就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扩张性，进行过对比和剖析。
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郡县制动员效率更高，但扩张能力反而下降了。对此，读者们的意见不一，分歧很大。
反对者的理由是，汉唐设立都护府，短时间内扩张几百万平方公里，你说这叫扩张能力下降？
再看看周朝，诸侯们几百年也不过是从中原，拓展到了江南地区而已。
赞同者则反驳道，周朝吃下的地盘，那是真的消化掉了，千百年未曾动摇，郡县制王朝呢？
大片土地反复易手，吃多少，吐多少，到了宋明，不还是守着两京十三省过日子？
甚至有观点据此认为，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演化，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本人反对历史倒退说，但支持扩张性下降的论点，这里想剖析一段秦朝的历史，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参考。
秦国自商鞅建立郡县制以来，军事动员能力直线上升，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但大家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战争是如此的烧钱，后世王朝北伐游牧帝国，往往要竭天下之力。
反观秦人，偏居一隅，连年作战，怎么就没发生财政危机呢？
战国时期留存至今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如果仔细琢磨，还是能够看出些端倪的。
简单来说，秦灭六国前是越打越富的，统一天下后再对外作战，是越打越穷的。
打六国，是打生产力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的富国，打赢了，财富、人口、地盘、资源全是我的。
例如《汉书》记载，主父偃曾在对汉武帝的上疏中提到，秦始皇伐匈奴：
“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黄、腄、琅琊大概在今天的山东一带，钟作为计量单位，约等于六石四斗。
相当于秦军北伐，消耗的粮草从齐国故地征调，算上民夫往返吃穿、路上损耗等等，最后只有百分之一能送到前线。
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民间负担之重，但另一方面，齐国历代积累了多少家底也可想而知。
然而等六国全部破灭，秦军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就是彻彻底底的赔本生意了。
驻军、运输、移民、基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足以将整个秦王朝压垮！《史记》也明确提到：
“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弊，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
那么可不可以想办法，从匈奴或者百越那里搜集些物质财富，补给国库消耗呢？显然也不太可能。
北方游牧部族，南方土著部落，当时都穷得叮当响，甚至连最基本的劳动力资源也难以开发。
汉武帝在开拓大西南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汉书》里有一句话：
“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
什么叫“无用之民”？《墨子》曰：
“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举屠、沽者置厨给事，弟之。”
翻译过来，战国七雄的民众，是要根据自身的技能、职业及业务水平，接受官府的编户齐民的。
类似士大夫，估计可以担任官吏，方技者，大概可以在基建、手工作坊里干技术工人的活，
哪怕是屠夫、厨子，也要备案在册，说不定可以在后勤工作中发光发热。
这就是接受了先进农耕文明熏陶的，最优质的劳动力！
匈奴，百越，是会炼铁？还是会建造城市？啥也干不了，不就成了大臣眼中的“无用之民”？
类似言论，翻阅二十四史，秦朝之后层出不穷，每次君王对外扩张，都有一大堆人跑出来，大讲“无用之地”、“无用之民”。
作为后人，你当然可以站在上帝视角，痛骂庸臣误国，迂腐之人鼠目寸光。
可是代入古人的角度思考，你的文明已经天下无敌，现在有一件需要竭尽天下民力的事业。
干不好，白费钱粮，干好了，可能要等到好多代人以后才有收益，而且也只是锦上添花，你还会有动力吗？
谈完郡县制，再看分封制，西周扩张的难度，事实上远高于后世。
别看地图上，周王朝好像也是很大的一块，实际情况，当时很多地区只有几个零星的定居点。
出了城市，就是种类繁多的野人部落，这点从先秦典籍中，各种关于“夷”的记载就可以推测一二了。
不过与郡县制相反，同等情况下，从经济角度看，分封制的扩张是非常便宜的。
周礼以嫡长子确定已有地盘，也就是存量利益的分配方式，然后以封邦建国为诱饵，驱使小儿子们跑到外面去搞增量。
打赢了，算你有本事，你就是土皇帝，怎么建设、怎么管理，天子不干涉，只要履行周礼中并不严苛的义务即可。
打输了，没关系，下次再派其他人。
分封体系中，周朝除了将日渐兴旺的子孙，从故地一批批派出去外，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天子与诸侯、卿大夫，是契约关系，你奋斗得来的土地，就是你自己的。
当然，精神层面的积极性，不能无限弥补物质方面的匮乏，蛮荒之地开发的客观困难，仍然存在。
所以翻阅史料，可以发现，西周很多封君立国后，搞建设也是非常辛苦的。
比如齐国，《史记》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利，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相当于姜太公完全白手起家，搭建统治框架、发展生产力、收拢人心，过程堪称呕心沥血。
虽然现存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齐国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才最终繁荣富裕起来。
不过可以想象，这绝对是一段曲折漫长的光阴！
与之对比，郡县制似乎高效很多，以汉武帝开发西北边疆为例，《史记》曰：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皇帝一道命令，调动天下人口资源，极短时间内，就能把空荡荡的边疆，建设的人烟稠密。
几年开发积累的成果，说不定能够顶得上西周诸侯们好几代人的努力。
不过这是有代价的！分封制下，义务与权力对等，谁建设，谁得利，谁开发，谁负责，谁干的就是谁的。
耗时虽长，却不影响本土的生活水平，拓荒者虽苦，为自己干活也不会有怨气。
郡县制确实可以在短期内狂飙突进，但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帝国存量财富的基础上的。
原有郡县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被征发到边疆种田。
当然你可以说，整个文明因此得利了，生存空间变大了，却无法消弭天下随之而来的愤怒与议论。
这也就是为什么秦朝之后，中原每次开边，往往都伴随着各种反对与咒骂。
而在先秦，很少看到类似情况的原因。
二、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郡县制扩张能力下降，本文要补充的观点。
除此以外，还有两方面论据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这里再简单重复下。
一是距离的缘故，事实上早在秦始皇开拓岭南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
以岭南三郡为例，《晋书》里总结了一个词，叫“东南一尉”，所谓：
“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
翻译过来，岭南地区虽然也设郡县，却与内地有所区别。
最高长官南海尉，总揽军政大权，便宜行事，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随着统治范围的不断增大，咸阳多少已经有些鞭长莫及了。
再看分封制，每一个派出去封邦建国的诸侯，成功立足后，都能承担地区军事、文化、政治核心的职能。
理论上，只要不碰到地理阻隔，就不存在扩张极限的问题。
二是被征服地区，土著态度的差别。
郡县制进入落地地区，如当时的南方，往往会遭到本地部落的坚决抵抗，乃至陷入游击战的泥潭。
而分封制，则很容易联合土人，共同展开建设。
其间原因本系列视频第七、第十一章节已经用大量篇幅剖析过了，这里不多赘述。
所以纵观历史，大家可以发现，自秦汉以后华夏文明在部落众多，但没有太大威胁的南方再无寸进，甚至是有所收缩的。
至于北方，虽然历朝历代都穷尽国力，不惜投入巨额成本征战开发，理论上可以发挥郡县制的优势。
却因为地理阻隔的原因，导致大量当时难以开发，或者开发价值小的土地反复易手，乃至于血本无归，实为可叹。
好了，现在回归主题，个人是支持郡县制，导致扩张能力下降这个论点的。
可是我并不认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倒退，因为评判历史，不能从单一角度切入！
除了扩张能力以外，文明还有很多重要指标！例如社会阶层流动性。《礼记》曰：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分封制下，权力、财富、地位的分配，与血缘宗法有极大关系，阶层间的跨越是很难实现的。
而郡县制则不同，无论是早期的军功爵位制，还是后来的科举，鲤鱼跃龙门的道路总是存在且明确的。
凭借个人能力能否实现阶层跨越，直接关乎文明的长远活力，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再比如组织动员能力，如果没有建立郡县制，中原文明恐怕是很难顶得住草原上能征惯战的游牧帝国的。
所有人都喜欢六边形战士，方方面面都尽善尽美，可历史的进步，往往没法同时对文明的每一个指标进行强化。
你希望得到什么？又愿意放弃什么？
文明的演进是多线程的，只要得到的比失去的多，那就是进步。
三、法国大革命
最后再简单讲一讲西方人的历史，大家认为，欧洲从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向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演化是不是进步？
这肯定是进步！可是，西方人为此，又付出了什么？我们从进步的源头，法国大革命讲起。
古代社会，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这一点，无论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讲的具体点，汉匈战争，双方你死我活吧？可是匈奴贵族金日磾，居然能在汉朝混的风生水起。
靖难之役，朱棣大量动用了朵颜三卫的蒙古人，按后世民族主义标准看，简直是标准的反贼行为！
可当时没人觉得不妥，大家攻击诟病的重点，反而在于叔夺侄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礼记》曰：
“唯天子受命于天，士授命于君。”
皇帝是上天派来的统治者，大家都应该服从他，像金日磾和朵颜三卫，或者其他投降的部落。
只要能做到忠君，法理上，他们和中原儒生是可以和解，为帝国共同效力的。
欧洲在近代以前，状况有点类似于华夏的西周和春秋时期，而且还要更加混乱，更加无序一点。
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内部一堆地方邦，他们可能同时效忠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和英国诸侯有联姻。
更有甚者，每个领主通常都兼任许多头衔，法国领主可能在英国有土地，英国领主在法国也有土地。
这种情况下，同时效忠好几个国家，或者更改效忠对象，法理上都是正常的，没问题的。
可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平等、博爱、自由”。
再比如削弱了神权，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人民，大家没有高低贵贱。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进步？无比正确？问题是，谁是人民？
效忠皇帝，皇帝是具体的，大汉就是刘氏，法国就是路易家族，不同的民族谁都可以效忠他们。
可是当效忠的对象变成人民，人民就非常不具体了。
法国本土人是不是人民？殖民地上不同肤色的人是不是人民？过来做生意的外邦人是不是人民？
总不能说全世界随便哪个人，都能跑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来分享权力吧？
这时候就必须划分出一个人民的具体边界来，边界内部，才是本国人民，边界外就是外人。
民族主义由此诞生，法兰西将语言、习俗、历史记忆相近的人凝聚在一起，打造了法国民族。
拿破仑战争又将这套模式扩散了出去，日耳曼、斯拉夫等一系列民族随之成型。
法国大革命给西方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生产力和组织能力的爆炸式增长，横扫了同时期所有文明。
可是代价呢？民族主义彻底断绝了西方大一统的可能性。
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甚至只有细微的差别，也会在从未见面的情况下，对彼此深怀恨意。
无数战争被挑起，战争烈度也直线上升。
而当民族主义传播到亚非拉后，又激起了无数人连绵不断的反抗，最终终结了欧洲的殖民帝国。
很多人常说，我们既要自由、平等、博爱，又要杜绝民族主义的危害。
可是这两者，本来就是硬币的正反面。自由和平等，建立在狭隘与歧视之上，狭隘与歧视又催生了自由和平等。
所以，文明的演进，很像一场交易，你想要得到什么？又愿意付出什么？
最后再提一句，民族主义，专治多层次的、松散的统治结构。
如果华夏一直维持分封制的话，无论扩张到什么地步，当西方民族主义传入，恐怕短时间内就会土崩瓦解。
参考资料：
《墨子》
《礼记》
《汉书》
《史记》
《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