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家庭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古至今都对社会发展起到基本的推动作用，但是相较于古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效率，以集体生产的生产方式成为了一种主流，家庭的团结与凝聚力更强，而且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在基础农业税之外，施行长久的便是人头税，但是人头税又不同于个人所得税，没有实际的收入调解作用，只是封建统治机构对人民的剥削，所以这种税对人民在家庭结构方面并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影响，然而不断变动，沉重不堪的苛捐杂税导致了小农家庭对生产力的需求，对新生劳动力的需求，这一时期，家庭中都是劳动力，都能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所以相较于贵族、富人家庭，小农家庭的人员地位反而可能更加平等，而当科举制出现后，一种对后代的投资便紧随出现，同时隋唐时期的财税制度改革，使施行已久的人头税逐渐退出财税舞台，而以租庸调为代表的新财税制度登上舞台，尽管封建社会任何时期的财税制度基本上都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租庸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起到了影响，同时这一时期对户税的征收使得家庭生产出现劳动力依附，给家庭带来主要经济收入的人，家庭地位自然水涨船高，而且这一时期对女性和部分身份低下的人群的征税减少，转向对家庭整体征税使得女性地位在生产和家庭中逐渐降低，人身依附现象逐渐加重，此后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等，无一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种趋势，同时宋明理学为统治阶级提供的思想精神加重了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一家之主多半也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对家庭所有包括配偶、子女都有掌控的权力。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机械化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磨平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同时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财税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起到重要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新个人所得税，使得人们在经济建设上都有着一定作用，传统的家庭依附和人身依附逐渐被打破，到如今生产几乎个人化，原子化，家庭从一个简单的生产单位，逐渐变为一个经济单位，家庭的生产不再依赖于集体劳动，个人财产逐渐得到重视，与此同时，在家庭单位下进行的经济活动中由于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在一般经济学假设中是着风险厌恶心理的，所以对家庭财产的投资运用更倾向于稳重，而下一代的培养无疑变成了家庭的主要目的，下一代是家庭的未来，无论成功与否，收益率多少，效益多高，这是家庭最划算的投资，就算是富人也摆脱不了对这种低分险投资的痴迷，更何况人家试错成本低呢，而且哪怕是个白眼狼好歹也不至于尸都没人收，但是在家庭中由于有特殊感情的存在单以经济角度思考不免有些偏颇，二元视角要不得，更别提对人性的探究，在长久的人身依附与统一家庭的理念影响下，现在的人们都难免会对家庭关系出现带有严重经验主义的判断和理解，虎毒不食子只是经验主义，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亲情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在古代都是如此，何况是在利益至上和生产个人化的今天呢？但是我们也不能以绝对的成本收益视角看待家庭关系，因为孝之一字，无论东西都是看得极重的，也是我们为人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