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荣札记——“庆”之味

读荣札记——“庆”之味

 

如果没有《庆》摄影集，张国荣的本色恐怕就没有如今这般鲜明。我当这部摄影集是他的一部创作，藉由阅读它，体会张先生的味道。 

（一） 

1988年，因为计划告别娱乐圈，张国荣拍摄了写真集《纯影集》，留下了风华正茂的形象，作为演艺生涯的纪念。当时他打算从此退居幕后做导演工作。然而，表演和歌唱才华过于耀眼，不但自己技痒难耐，市场也有强烈需求，退圈不过一年，他重新接拍电影，五年后又重返歌坛。这一去一返，于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抉择，否定之否定后，他的人生境界已跃迁。在1997年初的“星空下的倾情”节目中，他称工作的动力是为了自己的“名”，并进一步解释其涵义：保持“名”气不是靠别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例举自己得意的几个作品。显然，从艺于他已属精神需要，他追求的是张国荣这个品牌的艺术品质。 

拥有了艺术家的自觉，定位于追求艺术，张国荣也就没有兴趣再拍摄写真集，那似乎是娱乐偶像才需要的。然而，1998年，因为母亲去世而触发了“从过去的某些思想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自我的纪念”的想法（据《张国荣的时光》），他接受了日本某出版社的邀请，同意拍摄了一部名为《Leslie的所有》的写真集，以了结他与父母间充满遗憾的复杂情感。艺术家于艺术中创造生存，于生活中创造艺术。从他的角度，拍摄这本写真是为了个人表达的需要，而从制作方角度，无非是商业目的。《Leslie的所有》是妥协的结果，他并不满意，但勾起了他利用摄影书籍进行艺术表达的兴趣。在《Leslie的所有》成书后，出版方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评价是，“从策划的角度来说呢，就属于比较照顾到各方利益的作品，感觉像是为日本Fans做的入门篇或者叫初级篇。我想不能就此结束，还想再继续做中级篇、高级篇。比如说中级篇呢就可以把旅行啊个人爱好啊之类的作为主题；高级篇就全部在摄影棚里拍摄，做一本完全彻底的前卫派写真集” （摘自《张国荣的时光》）。两年后，他就将“中级篇”的想法实现了。 

（二） 

2000年秋，张国荣启动了“热情演唱会”大陆巡演，同时构思了摄影集的拍摄工作。与摄影师夏永康一起，他们在内地五个城市边走边拍，同步制作了这部记录片式的摄影集。虽然还是与日本出版社合作，但这次他表现地非常强势，主要是利用合作方的渠道功能，仅部分听取了对方有关市场接受度的建议，有关内容制作和风格把控，则全部由己方做主。因为在北京拍摄时适逢国庆，他为这部摄影集取了一个动人而简洁的名称——庆。 

据夏永康2013年左右的回忆，“他说：我很想回家，内地就是我的家，我要去内地拍我的这本书。”张国荣在《庆》的三百余字的前言中，更加详细地交代了拍摄动机。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是因为实现了多年的心愿，得以在内地举办演唱会。在他的演唱会历史上，北美欧洲东亚都早已踏足，但唯有人口庞大的中国内地长期空白，虽然1997年他也曾在广东五市开过演唱会，但因为与香港比邻，同属粤语文化区，不算真正地深入内地。此次扩展到沪宁杭甬等长三角大城市，甚至还包括西南重镇昆明，于他而言确有重大意义。 

二是此次演唱会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艺术活动。张国荣对演唱会这种艺术形式有不亚于电影的浓厚兴趣和探索热情，他曾谈到1995年复出歌坛的原因，“有太多的灵感”。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表演的经验，总结出了“姣、靚、型、寸”四字舞台表演的审美标准。融合了20余年舞台及电影表演的经验，突破了一般的娱乐功能，热情演唱会呈现出介于传统演唱会与舞台剧之间的具有精神内核的非主流演唱会形态，是他千锤百炼的艺术造诣的集大成者。如此精心制作的演唱会，此前却遭到香港媒体的不公评论，他的怒气直接反映在了前言里，“因为某种原因，我在这次国内巡回演唱会的编排及造型上，都作了大幅度修改，所以这次演唱会（对我个人来说）绝不可以列作热情演唱会原版系列”。尽显艺术家脾气，果然性情中人。足见他是多么看重这次演唱会的创作。 

三是表达他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内地巡演时观众的反响令他十分满意，文物古迹和自然风光令他长见识扩胸怀，国家的未来更令他欣喜：“更庆幸能够看到拥有几千年文化的这块土地正渐迈向一个新的纪元”。被内地观众热烈接纳和欣赏的幸福感，悠久历史广阔国土带来的自豪感，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氛带来的振奋感，洋溢在他的字里行间。 

这个祖藉广东生于香港求学英国足迹几乎遍布除非洲南极洲以外世界所有地方的人，自从1992年2月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后，已经无数次“回家”，北京、榆林、黄山、苏州、上海、广州一一来过。在榆林拍摄“东邪西毒”时，外景地位于沙漠边缘，生活条件艰苦，其他香港演员都叫苦不迭，不几天就要返香港，但他却可以同导演摄影等工作人员一起，守在沙漠安心拍戏，日后被记者问到，他并没有提及拍戏的苦，只说作为演员可以幸运地去到一般人无法抵达的地方，沙漠的奇幻风光曾令他畅怀。真是一个纯粹的人，以赤子的心去体会人世和天地，只有这样的他，才能抛弃成见、偏见，不带香港人惯有的优越感，与大陆的工作伙伴建立起深厚的情谊，进而发展出对这片土地的向往和归属感。当这种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借着纪念他艺术生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有了《庆》的诞生。 

（三） 

《庆》是一部具有电影感的记录片式的摄影集，人物不是画面的唯一焦点，更不以表现人物的容貌和神态为目的，情境、意境、情绪、情感，才是画面要传达的意味，甚至可以将它理解成一部静态电影。摄影师夏永康回忆，“整本写真都是哥哥策划出来的，他设计去哪些地方，做哪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导演，而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帮他实现想法。”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风格，根本上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电影人，他们不自觉地就以拍电影的手法来处理这部摄影集。 

张国荣不必说，做演员已20余年，和优秀的导演和摄制团队合作无数佳作，一直有心做导演，大量研究揣摩各类影片不在话下。夏永康则是王家卫在拍摄《春光乍泄》前发掘的一位气味相投的奇才，长期为王家卫的电影拍摄剧照，与杜可风一样，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的影像风格。因《春光乍泄》，他也为张国荣所赏识，开始为张国荣拍摄唱片封套及演唱会宣传照。有此背景，二人合作自然是同频共振，也就使这套摄影集顺利形成，并别具美感。以我看来，它的特色有四。 

一是客观视角带来的如电影般的真实记录感。据夏永康所述，“拍摄的过程是很放松的，就是记录他的日常。我也没有用大灯，照片都像街拍一样，他在里面展现了最自然的一面” 。 “他不会给我摆pose”，“有时候我是偷拍的，但是效果很好”。整部摄影集如同电影一般，几乎见不到人物直视镜头的照片，读者就好像是跟随着人物一同游走，有真实自然的感觉。

二是借用电影语言而形成的独特的表达风格。有些照片用逆光、虚焦拍摄，有些照片在构图时有意将人物置于画面一隅，或缩在一个大远景中。有些照片拍了半张脸或者拍背影。色彩运用上，配合不同的场景，或清淡或晦暗或浓郁或迷离。此外，摄影集中不时出现没有人物的空镜，令人印象深刻。夏永康提到，“他有很多想法，有时候他觉得应该去拍一些空镜，我就拍了很多空镜头”。整部摄影集用类似于电影叙述和抒情的手法，很能揭示人物的状态和情绪。

三是自我表达的真诚、自然和到位。一部电影需要传达和表达某种意念，一部摄影集如果也能做到自我表达就最好不过了。作为“导演”，张国荣显然是有通盘设计的，拍什么，怎么拍，怎么谋篇布局，怎么起承转合，怎么控制风格，都在他的考虑之中。就我所见，这本书让人感觉到倦鸟归林似的疲乏无力、心意沉沉，透露出经历过千般万种后的意兴阑珊、欲说还休，传达出“回家”的沉静放松、怡然自适，也呈现出艺术家在舞台上的宛如“回家”般的挥洒自如、尽情释放。简单朴素的服化道、平静淡然的人物表情、天地万物人间烟火皆入画的取材，给人返璞归真、朴实无华的美好感受。这分明是他敞开胸怀、袒露本真的自己，与对面的我们交流着、分享着真实的他、他的爱和深情。

四是因为隔一层而产生的特别的美感和价值。据夏永康，“那个年代我不是经常回来内地，对我来说，一切都有点陌生，也很兴奋”。摄影集里间或出现夏永康拍下的路人、小笼包、街道，也有张国荣本人拍下的大众风景云南石林，因为陌生而产生的隔一层的表达，对于大陆读者而言，反而让这些寻常景物有了独特的魅力和新鲜的表情，时隔20多年再看，不由生出对飞逝而去的旧时光的眷恋，也算是这部摄影集的附加价值吧。

（四） 

在我看来，这本摄影集对张国荣最大的意义，是以郑重其事而艺术化的方式，确认了精神上的认祖归宗。 

他的人生经历似乎是很国际化的，他的艺术风格似乎是很前卫的，但却完全没有影响他成为最早一批精神上回归的香港人。当然，他的父辈是从广东迁去香港的，从小一起生活的保姆也是广东人，在他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对长辈口中的老家有模糊的想象与寻根的渴望。留学英国的时候，因为遭到种族歧视，必然会生出有关民族、国家和身份的思考。但形成他的家国观念的最主要的机缘，应该是1992年北上拍摄《霸王别姬》，与大陆文艺工作者密切接触后，获得了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归属感。《霸王别姬》实在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电影，他从这部电影得到的远超电影本身。在拍摄中，他首次了解到了大陆人的精神状态做事风格言行举止，而那个年代人们身上特有的单纯和热情，为了艺术全员疯魔的状态，想必深深感动了同样单纯而艺痴的他，使得他全情融入；这部史诗电影中的传统文化艺术元素之丰盈之地道，想必使得从小听着粤曲戏文长大的他产生了同文同宗的文化认同；电影后来取得的荣誉和他获得的肯定所带来的美好体验，想必让他心中原有的那层隔墙彻底消失了。所以，不难理解他后来一部部地接拍大陆导演的电影，甚至扮演中共地下党，也不难理解他清醒而坚决地拒绝去好茉坞发展，不难理解他筹备自己的电影长片处女作，从故事发生背景到演职员，有那么多的大陆元素。 

每个人形成自己的家国认同，都基于自己的理解。对于张国荣而言，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感性，从“情本位”出发，从具体的与人的交往中获得的认识，因而是既浪漫又踏实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艺术无国界，因为人类的基本情感是共通的，但更大程度上，艺术是有国界的，艺术作品必然产生于其所在的文化体系，而跨系统后，对作品的理解一定是有偏差的，例如《霸王别姬》，不是中国人以及中华文化圈，对其中的做人从艺的道理，对天命概念的理解，对人物精微心理的体察，对京剧美的感知，一定是大打折扣的。任何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作为作品的生产者，总归需要给自己一个精神坐标。张国荣以自已的经历做出了选择，这不是简单的爱国可以定义的，也不是容易的决定。今时今日，重温他20多年前在红旗下的身影，格外令人感动。

（五）

艺术家投身艺术，本质上是因为有表达的需要，有交流和分享的渴望。张国荣是多么难得一见的我们时代的艺术家，他在《庆》里想要表达的，我想我已收到，只是遗憾永远无法让他知道。谁能想到书里面看到的如此有生命感的人，不足三年就离开了尘世，带着未能完成导演心愿的遗憾，那本应是他比以往所有表达都更张国荣的表达。我们无福。

此事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