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地争储上位？ 【穿越指南10】
“逆取顺守”之说始于 《左传》，在秦汉时期并不具有正面意义，充其量只能称为中性而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逆取顺守”之说屡见称引，在时人心目中的整体观感趋于积极，声势渐盛。而唐太宗对于 “大义灭亲”的认识，则可能受到了 《刘子》的启发 ( 《刘子》的作者是北齐人刘昼) 。 汉唐之间道德失范的社会环境大概为这类功利主义思潮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上述言论的大行其道即为其表征; 即使如此，这一思潮此时尚属潜流。唐太宗成功夺嫡后，为了影响世人的观感，避免在历史上留下恶名，除了干预国史修撰，还通过多种渠道对同期进行的 《五经正义》的纂修施加压力，力图在经义中掺入自我辩护的遁辞。他的种种举措，最终促成了对有关经义的重新诠释，此前围绕 “逆取顺守”、“大义灭亲”、“孝”的种种言说至此登堂入室，升格为经学义理。质言之，唐太宗夺嫡这一政治事件成为刺激有关文化基因突变的直接因素。
经过李世民本人的倡导，“逆取顺守”之说被堂而皇之地嵌入儒家经典。官方的扶持加以历史的惯性， 致使此论一时甚嚣尘上。唐初设局修史，魏徵评价北齐孝昭帝道: “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顺守，外敷文教，内蕴雄图，将以牢笼区域，奄一函夏，享龄不永，绩用无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吴旰食。”瑏瑡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管子·势》有云: “既成其功，顺守其从，人不能代，从顺也。”房玄龄注曰: “功成矣，则以顺理守之，所谓逆取顺守者也，则人何能代之乎! ”同样视 “逆取顺守”为理所当然。正如吕祖谦所言，“至于隋唐之际，所谓逆取顺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误记以为六籍语者”。“逆取顺守”在这一时期俨然被奉为不易之论，甚至视同经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
经典文本中的一些关键字段承载着若干重要的价值观念，这些文化基因一旦发生突变，就会反过来强化社会思潮中的既存倾向。进入所谓 “经学统一”时代，随着 《五经正义》颁行天下，有唐一代明经取士皆以此为准，“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于是，魏晋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被进一步放大。影响所及，唐代政治文化中道德因素的影响大为弱化。最高权力的觊觎者在行动时，当然不会被这些抽象的理念束缚住手脚。但是，如果他们发现彼时的社会舆论对“逆取顺守”已经习以为常，则在行动之前无疑会少一些迟疑和犹豫。有学者注意到，唐代政治具有浓厚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色彩。对此，作为 “创业垂统”之君的唐太宗显然难辞其咎。他虽然为子孙留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但同时也留下了逆取顺守的政治传统。有唐一代的宫廷争斗史不绝书，同室操戈的惨剧频频上演，除了制度设计的因素，不能不说与这一传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