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河北】肩负使命顺直行（中）
【周恩来与河北】肩负使命顺直行（中）
来源：《周恩来与河北》
临危受命顺直行
1928年12月11日下午，此时天津海河码头显得热闹非凡。一位文质彬彬、身着长衫的年轻人正在那里徘徊，像是在等候什么人。此人就是中共顺直省委的徐彬如。那么，他在等谁呢？ 事情要从当月上旬顺直省委接到的一封秘密电报说起。那天，在省委主持工作的陈潭秋，接到由上海党中央发来的一封秘密电报，说周恩来即将去天津，要省委派一位和周恩来认识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并告诉了周恩来的化装情况。陈潭秋等人商议后，认为徐彬如是最佳人选。徐彬如当时在顺直省委协助陈潭秋搞宣传工作，同时筹备顺直扩大会议。因为徐彬如在广州、上海期间都与周恩来一起工作过，比较熟悉。由于众人尽知周恩来一向对工作要求很严，大家心生敬畏，此事又涉及党的秘密，故而陈潭秋在对徐彬如布置任务时，并未明说要去接谁，只是做一手势，摸了一下胡子，说：“他要来了。”徐彬如便立刻明白了来者是谁，因为周恩来是有名的美髯公。 下午4点左右，一艘轮船正向码头驶来，汽笛长鸣。原本已非常繁忙热闹的码头顿时沸腾起来，伫立在此不时眺望前方等候亲友的人们纷纷涌向前去。徐彬如随着人流快步向前。这时，这艘由塘沽方向开来的轮船已缓缓地靠岸了。 下船的人群中走出一位富商模样的人。只见他30岁左右的年纪，中等身材，留着八字胡，双眼炯炯有神，头戴礼帽，身着长衫，显得十分干练、沉稳和刚毅。他就是中共中央派来解决顺直问题的周恩来。 徐彬如一眼就认出了“富商”就是周恩来。与此同时，周恩来也认出了徐彬如。 “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刚一见面，周恩来就亲切地问道。 “比你先到两个月。”徐彬如一边回答，一边看表。他见时间已经不早了，便提议在附近饭馆吃点饭。 其实，周恩来比徐彬如对天津的情况还要熟悉，他便风趣地说：“你忘了，我不吃两条腿(指鸡)的。走，我带你到别的地方吃四条腿的去。” 饭后，徐彬如带领周恩来先到了长春旅社(今天津滨江道117号，时为党的秘密交通机关，县委书记们到津的住处——编者注)。稍事休息后，又将周恩来安排到日租界的一家饭店去住，并约定第二天省委的同志前来汇报。
“到群众中工作，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
周恩来一到天津，就不顾旅途疲劳，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没有等到第二天，当晚便首先听取了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张昆弟等省委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听取他们对顺直省委的工作意见。陈潭秋等人在谈顺直省委所属各地区和各系统的工作情况时说，在向干部宣布停止省委职权后，党内发生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这种主张；另一种则是仍在扩大前次的纠纷。他们还汇报了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谈话会决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由周恩来自己起草。在研究出席扩大会的代表名单时，周恩来的意见是，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但代表的名额不宜多。经反复研究，由50多人压缩为40多人。并与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等共同商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的准备情况。
13日，召集顺直省委常委会，周恩来作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常委们都表示接受中央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
从14日开始，周恩来又连续参加和召开了一系列基层党组织的会议，听取中下层干部的意见。14日上午，听取了团省委书记何成湘的工作汇报，同他讨论了青年的思想工作；晚上参加了天津纱厂支部座谈会，了解下面党员的思想情况。15日上午，参加了天津胶皮(洋车夫)支部座谈会(当时天津基层党组织仅保存了纱厂和胶皮两个支部——编者注)。下午，他主持召开了天津基层党支部书记和省委工作人员联席会，向与会者作了政治报告，听取他们对省委的意见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通过认真动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从而了解了党内大量的思想情况。1928年顺直省委十二月扩大会议的《党务问题决议案》曾这样描述党内的情况：“党员群众的确是日渐涣散，一部分被诱于国民党或第三党，思想消极而离开党；一部分虽尚在党内而畏惧胆怯，思想比群众还落后；极少数的部分尚能在群众中起作用。”“由于这两年来历史上堆积的错误……相互间关系坏到极点，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也不愿意真心实意地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大家唯一的观点，便是由中央另派几个得力而观念正确的人做指导工作，大家便都可不闹任何问题而切实工作了。”在暴露思想的基础上，经过耐心引导和细致工作，大家都表示今后“愿到群众中工作”，如此，中下层干部的思想也都渐趋统一了。
16日，周恩来赴唐山做“京东护党请愿团”的工作。这是顺直党内矛盾的难点。他到唐山后，同“请愿团”每个成员都进行了亲切和诚恳的谈话，耐心听取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肯定他们意见的正确方面，支持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批评，同时指出他们在组织上的错误。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全都解开了思想疙瘩，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表示和党同心同德共同解决问题。遂使“京东请愿团”的问题迎刃而解。
接着，周恩来又抓紧有限的几天时间，进行紧张的多种多样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接见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下去参加各区委和支部的会议，广泛听取他们对省委和中央的意见和要求；考察下层党员群众的实际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备做决定工作计划的根据。在此期间，他对大家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由于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从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样做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
原来像一团乱麻而令中央深感棘手的所谓“顺直问题”，周恩来到天津后，与刘少奇、陈潭秋等通过深入细致，耐心教育的工作，终于很快理出了头绪。
“立即改变工作方法，去深入群众”
为了统一思想，把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更充分些，筹备组针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编印出版了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意即北方党的出路。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和干部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这是一个不定期的政治理论性比较强的油印小册子，一共出了13期，到1929年8月31日停刊。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12月18日《出路》第二期印出。在这期刊物中，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央致顺直省委信，题为《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接着是周恩来以“伍豪”署名的文章：《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在文章中，他阐明了自己对改造顺直党的意见。文章指出，经过几天的考察，“说顺直党的基础已落伍可以，说全部落伍绝非事实；说有些腐烂可以，说全部腐烂便非事实”，“当着有几个干部同志去到群众中做一点工作时，党员群众的观念立刻可以改变过来。假使指导再得法，对一些群众工作再有些办法，便是小小的少少的一、二个支部，也定会使工作发动起来。”因此文章认为，“顺直党的这个基础还不是完全要不得，还不须立刻解散重新组织，也不是必须超过旧基础才有办法”，“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文章告诫说：“省委必须懂得过去的工作错误，立即改变工作方法，去深入群众”，“解散省委，信赖中央派人来代替省委以解决一切纠纷的不正确观念，我们是不应助长的。”文章从实际情况出发，生动具体地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改造顺直党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极少数自甘于落伍，“不能深入群众积极工作的分子，终将被淘汰。”同时，他也劝说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一部分顺直党内同志：“七月后的省委有错误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便须停止职权。七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周恩来还在这篇文章中，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很有说服力地剖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经过周恩来深入细致的工作，原来像一团乱麻那样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一致了，解决顺直党内矛盾的条件全部成熟了。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决定于12月底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统一北方地区全党的认识。
“接周大鸾”
在解决顺直省委问题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堂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送交三堂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周贻谦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认识他的人很多。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堂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堂伯父对他的亲情。1910年，他12岁时，就是这位三堂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字幅放置于车前。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四个字。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跃似地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