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歌自苦 海岳咸通 2 杀降不祥 下

1.积累莫返之害——晚唐中央财政情况推导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总结出一个观点，叫做“积累莫返之害”，即历史上的税赋改革，都无法避免农民的负担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又会涨到改革前更高水平。

唐朝前期，采取人丁为核心的租赋收入，即租庸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辅以一定规模比例的地税、户税，构成了主要赋税来源。杜佑的《通典》和王钦若的《册府元龟》，都对天宝中（八载）财政收入情况有记载。①

①天宝中（《册府元龟》作“八载”），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

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十余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二（《册府元龟》作“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

值得注意的是，撇开（租庸调、地税、户税）主要赋税，中央财政仍有一半财政来源于其他收入——附加税、杂税、临时别差科、田产收入、资课收入（财产税）、出举（放贷）收入。开天年间，财政量入为出规定执行较为严格，财政支出约3306万贯（供国2255、供御179、供军904累加，去除重复项），租庸调、地税、户税收入合计约1500-2000万贯。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动荡不止、赋入不继，国家掌握的土地、户口数量锐减。中唐时期，第五琦、刘晏、杨炎先后进入中枢，重构财赋体系。一方面通过两税法（土地、财产）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延缓土地兼并后的税赋问题爆发；另一方面对盐、茶等特殊商品专卖，征收间接税，国家财力有了新的增长点；外加漕运整顿，兴修水利，鼓励开垦，发展工商业，使得经济生产得到了长足恢复。

宝应元年（762年），刘晏担任盐铁使，榷盐收入大增——“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唐会要卷八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 年)，实行两税法后，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由户税、 地税、盐利、榷酒、税茶、进奉、杂税等构成，“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 盐利不在此限。”假设盐利收入参考大历末年的中央财政收入的50%（六百万贯），则中央财政收入超过一千九百万贯。参考通鉴口径，唐宪宗元和年间，大唐全年财政收入约3500万贯（元和两税、榷酒、斛斣、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贯、石），其中盐利685万贯（旧唐书食货下：七年，王播奏去年盐利除割峡内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彼时物价约为玄宗天宝年间的4倍（粮价3.8倍，绢价4倍），则扣除通胀后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大唐全盛时期不到三成水平。李吉甫的《元和国计簿》的口径亦可作为大唐国力衰退的参考。②宪宗皇帝“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大致可以推导出，元和年间中央可支配财政收入约1200万贯。

②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馀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宋白曰：（元和）国计簿比较数，天宝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见管总二百九十九，比较天宝应供税州郡计少九十七。天宝户总八百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见在户总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比较天宝数，税户通计少（五）百九十四万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宝租、税、庸、调每年计钱、粟、绢、布、丝绵约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元和两税、榷酒、斛<豆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赋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

宣宗大中年间，中央财政面临系统性问题，土地兼并、私盐泛滥，而小太宗还幻想着重现天可汗的荣光，对河湟的用兵，成了压垮大唐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央可支配财政收入降到了920余万贯，其中盐利仅278万贯，“有司远取后年乃济”，中央财政开始逐步寅吃卯粮。（《通鉴》宣宗大中七年，新唐书 食货志二）

李忱选择了扩大内库规模的方式饮鸩止渴，就此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魔盒。延资库大规模赤字，成为其后咸通朝对外用兵的最大掣肘。③ 《新唐书》中说到的“宣、懿德微,（对河西道） 不暇疆理”，倒不完全是皇帝政治能力问题，要结合中央财政情况通盘来看。

③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

在此说明一下，内库是皇帝的私人金库；延资库，可以理解为军事方面财政对外支付的账户，“延资充满”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咸通年间财政赤字。欧阳修写史，最擅长摆这种yygq的论调。

2.丝绸产区与丝路变化

唐代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贸易的繁荣，而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说到丝绸之路，自然要先讲讲唐代丝绸主产地——河北道。

《唐六典》中，对于常供纺织品的分类构成及品级有明确记载，绢分八等，布分九等，品类上，布又可细分品类为紵、火麻、赀三类。若论顶级精品丝绸，首推宋州、亳州，但若论产量及产品标准化，河北丝绸可谓一枝独秀。初唐时期，河北道共有15郡常贡丝织品，共1831匹，约占全国丝织贡品的半壁江山。其中定州博陵郡常贡1575匹。除了丝绸，定州的制瓷、酿酒、铸造、石刻等行业也十分发达。以定州为核心的河北，是唐北宋时期全国最为重要的产业基地之一。

回到丝绸之路话题，大唐境内的各式商品，从产业上游端，向两京汇聚。由长安出发，丝绸之路大致分三条主线——陇右河西线、吐谷浑线、回纥线，我们下文中笼统称之为中线、南线、北线。

安史之乱后，唐廷由盛转衰，到自唐德宗李适往后，内忧外患之下，唐王朝已无力控制西域，吐蕃乘机占据河陇。北线成为丝绸之路主干道，而灵州逐渐成为北线最为重要的中转节点。张氏归义与唐廷的联络，便是通过灵州道建立的。

大中年间，“党项羌叛，屡扰河西”；咸通末年开始，李国昌父子作乱，朝廷被迫组织"沙陀包围网"，一个叫拓跋思恭的家伙趁虚而入，占领宥州；再后来，黄巢之乱中，拓跋思恭借着勤王明义，逐步蚕食；到后来，北宋咸平年间，党项彻底占据灵州，为其开国立邦打下基础。

公元840年，黠戛斯击败回鹘。再后来，吐蕃朗达玛灭佛，引发土蕃内乱，苏毗没落贵族论（尚）恐热、与没庐家“四世三公”的尚裨裨长期内战，河西连年动荡，促使唐宣宗李忱开启河湟战略。

土蕃一般贵族称“论”，士大夫外戚称“尚”，论恐热是苏毗王族后裔，《新唐书》中称“尚恐热”，算是欧阳修恶心人的惯用伎俩——你不够贵族

撇开财政问题，小太宗大中年间发起的河湟战略，还是取得一定成果的，一方面通过设置天雄军，获取了对抗党项、土蕃侵扰的桥头堡，而尚延心投唐后，更是获取了宝贵的战略缓冲区；另一方面，从论恐热手中夺取三州七关，未尝不是重启丝路中线的尝试。

咸通二年起-咸通八年，唐廷、嗢末诸部、张氏归义军又围绕凉州归属权展开博弈，凉州是丝路中线最为重要的节点，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孤忠"，利益决定立场。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藩"若即若离，藕断丝连"；唐末，围绕丝路沿线战事频发；而外部又受阿拉伯帝国逐步分裂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平替路上丝路的另一个选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重心的近一步南移。

贞元宰相贾耽通过长期外事工作，归纳汇总，著有《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唐朝对外的七条贸易动线。七道中，便有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全长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俗来说，通海夷道就是《西游记》中石猴求学之路，陆上丝路就是师徒四人拿着通关文牒走的取经路。海路石猴花了8年，陆路师徒走了17年，海运的时间成本优势非陆运能够比拟。依托通海夷道，广州成为唐朝第一大港口，而安南交趾城，也成为了航道上的重要节点。

3.徐州银刀军

长庆元年（821年），时任武宁节度副使的名将王智兴，借平叛机会，招募勇悍之士二千人，编为“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每队300人作为亲卫。挟武力驱赶了时任节度使崔群，朝廷无力征讨，捏着鼻子封了王智兴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银刀，其实就是指钢刀，此后银刀军以节度使牙军（卫兵）形式保留，成为徐泗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势力。

有意思的是，被驱赶的节度使崔群，此后官运亨通，最终官拜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而咸通年间，被驱逐的温璋，则成为一名能干、贪婪的酷吏，害死了奇女子鱼玄机，最终丧命于唐末最大的洗钱案——同昌公主案。

王智兴和“王家将”的故事，我们会穿插在“尚延心投唐”、“安南总督之争”、“赵犨发家史”中一一填坑。